次级调适：鲁宾孙在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成书于五十年代，语言不算艰涩，但啃下来也并不容易。

作者高夫曼是社会学家，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做了一年研究，期间与病人打成一片，并且“避免与工作人员社交”。他承认研究难免带有偏见：要呈现出真实的病人体验，便无法顾全医生护士的视角。然而，高夫曼又说，这是向正确方向倾斜的，因为当时的文献几乎全部来自于精神科医生，病人并没有话语权。

为沉默的人发声，这是高夫曼最打动我的地方。毕竟，沉默的人往往不被当作人看。

入院的时候，病人的私人物品一律交给医院保管，从个人衣物到假牙、眼镜。进入圣伊丽莎白医院仿佛是一层层剥离自己的身份——不再有公民权力，与过去的社会关系告别，从此之后，只是个面目模糊的精神病人。可是没有点身外物，灵魂就没有个歇脚的地方，人因此总是在收集东西的，即使是精神病人，即使在精神病院。

只不过在圣伊丽莎白，私人物品无处存放。

因此，许多人去哪儿都随身背着一个包，没有包的，一个塑料袋外面再套一个塑料袋也能凑合。还有人无论天多热都穿夹克，因为上面有不少口袋，而他的一切“财产”，一切能构建起个人身份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

凑近了看精神病人，每一个都有鲁宾孙荒岛求生的本事。只不过，这里最大的担忧并非肉身的死亡，因为基本的食物是有的，衣服也是有的。要拼命对抗的是灵魂的荒漠，是自我意识的流失。

在这里，高夫曼提出了“次级调适（secondary adjustment）”的概念。简单来说，适应机构的安排，乖乖吃饭睡觉工作，这是初级调适。在顺从的表面下，绕开规则与秩序，在缝隙中按自己的心意把日子过出滋味来，这是次级调适。

仔细想来，这一概念覆盖面很广。

《基督山伯爵里》，法利亚神父在狱中靠日光报时，以鱼骨制针，熬肥肉的油制蜡烛，撕碎衬衣做绳梯，这是次级调适。

想打扮却又只能穿校服的中学生，把拉链打开，露出一大块五彩斑斓的T恤，这也算是次级调适。

精神病院里的次级调适五花八门。

供应香蕉的日子里，偷来牛奶和糖，三者混合，自制甜点，这大概是入门款的次级调适。自制卷烟则要多花一点时间精力，因为要四处捡烟头，拆出烟丝。最为复杂的次级调适，大概是发行内部货币了。高夫曼细致地描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里的“金融系统”，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全书里读来最痛快的地方。因为我太喜欢次级调适！人之所以为人，大概就是因为在最糟糕境况下，我们还存有表达自我的本能，我们还是挣扎着追寻自由。即使在监狱，在集中营，即使在最极端的控制下，即使在两手空空的日子里，只要一丁点空间，次级调适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像是石板缝里开出的花。

看到这里，恐怕有的读者还是难以相信：这么一群足智多谋的人怎么会进精神病院。难道传说中的“精神病人思维广”竟是真的？

非也非也。

此处应当深究入院理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精神病”严重与否并非准绳。高夫曼给了几个例子：精神分裂症患者被送进来，不是因为病情加重，而是妻子找了个新男友，无法分心照料；酗酒者被送进来，是因为监狱满员；叛逆的青春期少女被父母送进来，因为她公然跟穷小子好上了……

入院，与其说是被治疗，不如说是被抛弃。所谓的有“精神病”，往往只是身边人容不下罢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依然想不清，精神病患者中有多少是身体病了，有多少是社会病了。

让我们把话题扯回次级调适。精神病人在归顺中融入集体，又在反抗建立起自我认同。与条条框框斗智斗勇，这才让人成了人。

高夫曼写到这里，笔锋一转，问：精神病院之外的世界不也是这样么？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