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
很庆幸买了 解玺璋 老师的译版，之前在网上搜了一些版本，有点失望。要么是生硬的翻译，要么是文言文原版，而这本无论翻译还是附加的一些注释以及排版都超出了我的预期。全文读下来，条目很清晰，也易于理解。
母庸质疑的是，梁启超对王安石的确夸的有点过了，尤其在王安石的用人以及文学造诣那块，有种粉丝强吹的感觉。梁没有刻意掩饰对王安石的赞仰之情，言语情感相当充沛。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革以改变耻辱现状的共识。
王安石是一个很圈路人粉的人，初识他是从初中语文课本《伤仲永》和高中语文课本里的《游褒禅山记》，他的文章短小精悍，叙事简洁，偏于说理，在其他偏于以景抒情抒发自我情怀（比如怀才不遇、吊古伤今、清高恬淡）的文章中，王的风格其实相对特别。
后面陆陆续续接触他是从他的一些轶事中，比如在中华对联网上看的一个对联故事（这个应该是杜撰，有待考证）：
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元宵节路过某地，边走边赏灯，见一大户人家高悬走马灯，灯下悬一上联，征对招亲。联曰牶“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京城，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飞虎旗出对牶“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应对出，被取为进士。归乡路过那户人家，闻知指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被招为快婿。一日之内双喜临门，王安石喜不自禁，连写两个“喜”字，贴在门上，从此双“喜”字流传至今。
在《百家讲坛》上看的一些他的轶事：
①北宋时期，社会风气流行纳妾，就连模范官员寇准、包拯等人，都未能免俗。然而，王安石却我行我素，娶了老婆吴氏之后，坚持不纳妾。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时人的许多议论，一些人认为这是吴氏善妒，不允许王安石娶小老婆。吴氏与王安石感情融洽，论其本心应该是不愿第三者插足其间的。然而，时常传到她耳中的风言风语，终于让她感到吃不消。于是，在王安石40岁升任知制诰后没几天，吴夫人暗中物色，悄悄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打算让她做王安石的侍妾。这一天晚上，王安石办完公务回到家里，看见了打扮得漂漂亮亮守候在书房的该女子。一番询问之下，得知这是自家妻子给他买回来的小老婆，王安石顿时很不高兴。继续询问，得悉该女子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于是，王安石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家庭破镜重圆。（PS：司马光洁身自好，生平不喜女色，他婚后多年夫人都没有生育。为了表现自己的妇德，司马夫人变自作主张，给丈夫买回来一个妾。但是司马光拒不接受，还为此大发雷霆，并命令家里只当婢女来使唤这个小妾。）
②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王安石把面前的鹿肉给吃得干干净净，于是人家都以为他喜欢吃鹿肉，争先恐后的送鹿肉到王家。王安石的夫人觉得奇怪，问明缘由后说，下次你们吃饭的时候，在他面前放小菜试试，结果王安石果然将小菜吃得干干净净，而桌子对面的鹿肉则一点都没有动。王安石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来拜访，王安石留他吃饭，萧公子见饭菜太简陋，只把胡饼中间的馅吃了，留下饼皮。王安石见状，将剩下的饼皮吃了，萧公子羞愧不已。
这些故事无疑更圈粉了。直到2015年年中样子，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相当困惑，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带着想为荆公打抱不平的想法，于是我去各大网址和论坛看了很多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相关的内容，想了解全貌。但看的都很杂乱，而且这些文章大多数是具体讨论“青苗法”、“保马法”等某些争议比较大的新法或者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一些比较的问题，虽然了解的还是很零星碎片化，但是王安石的“拗相公”这个称号深入人心。
抛开他的变法，从种种私德上看王安石的确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略有争议的就是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很多人说他是故意为自己抬高名气而已，但是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二十年）。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他在地方上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部分新法的雏形，也正是这期间，他体会到了大宋的贫弱，内忧外患。否认了其他士大夫所言的“天下久平，民物滋息”。酝酿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变法。
我刚开始是冲着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爱恨情仇去看寻找史料的，结果后面被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相杀CP所吸引了。司马光我觉得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王安石，他也很“执拗”，成就也很大（资治通鉴）。
接下里我想聊聊他们两个，顺便捋一捋变法的故事（以下大部分是整合、摘录自其他网站的文章，有些部分是自己写的。如有侵权请告知，我删除）
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王安石变法，两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方法。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但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实验是在他当时管理的区域进行的很好。因为落实到位了。但是全国那么大，不可控因素很多，不可能全部落实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法不一定是坏法，执行的官不一定是好官）。附录：青苗法与赌博（早年看的一本书《中国赌博习俗》里面也提到过青苗法）
北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中，也有赌博的身影飘荡。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青苗法”，即在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发放贷款，秋后农民将本息归还政府。这个制度的本意是既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时期免受地主商人的高利贷盘剥，有利生产，又可使政府增加收入。但有的地方官府为了搜刮民财，在发放青苗钱的同时于官府附近设立关扑场会，农民借到青苗钱后被哄劝到那里去赌博，因此常常有人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归，白白背上一身债务。这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为反对变法的人找到了口实。加之变法本身就触及到地主商人以及达官贵人的利益，这些人以种种方式来反对变法，甚至也以赌博来表示反对。一次，宋神宗与两个亲王在宫中打球，以所佩玉带为赌注，益献王赵頵说：“假如我胜了，我不要你的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市易法。”神宗很不高兴，没有同意。以赌博反对变法，真可谓挖空心思。
从这里就能大概了解，变法的途中的阻力不断，往下的监管也不到位。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变成虎豹豺狼，在他们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人。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梁启超在书里有试图为里面一些人洗白过，但是用人这块的确是王安石的黑点，没什么好洗的，这也突出了王安石身上的悲剧色彩，没人支持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他很执拗，还是得让自己的计划实施，所以不惜用大量的“奸臣”，只要是支持新法的，而且间接逼走和打击了很多反对他的大臣。）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
以此返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中，只有第一条，即政治善意与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件，都是残缺不全。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国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欢欣鼓舞与相对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一次次渡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此一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足、国力增强与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返观一千年前的情势，则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强行推进的结果，国库虽然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
司马光曾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成为政治死地，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身不再往来。
神宗死后，司马光受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病逝前，一年半时间发扬了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很多实施有效的新法（比如免役法、农田水利法）。史称“元钓更化”。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钓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钓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钓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钓党人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钓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般，数年间，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国的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END）
以上就是我之前所了解的一些故事。而这本《王安石传》正好填补了我对变法的具体内容和细节的知识空白。
无疑，王安石是个有闪光点也有很多黑点的人物。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直是偏于正面的，甚至我很同情他，同情他不被其他官员所理解，同情他走上了执拗的道路。
这本书更加加深了他在我脑海里的悲剧形象。从分配、税收、国家财政到军队与国防再到教育与选举，若干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和细节扛在了他的肩上，为国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期间还得费劲心力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士大夫阶层，在朝廷里和其他反对者争论辩驳，承受万般骂名与侮辱。实在令人唏嘘。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和社会环境。再加上资料失实或者不全，究竟王安石变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弊，也很难权衡摸清。历史很精彩也很沉重。很清晰又很扑朔迷离。
但这段故事期间最扑朔迷离的莫过于宋神宗了。他能始终如一的支持王安石，重用王安石，不信任何有关王安石的谗言诬告。这不是真爱这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