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暴力是如何形成的
几年前读书会邀请译者李里峰做分享时，第一次读这本书，当时沉迷于书中所写这个县城几百年来纷繁的故事，对背后的问题和书写的方法关注甚少。这几天又翻出来重读，也开始和作者一起在麻城庞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思考和分析一个县城暴力现象的产生机制。
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区会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暴力倾向？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这个地区的文化模式、集体/历史记忆和地方心理，外因则包括地理环境、阶层种族、国家和地方政治、导火索事件等等。暴力大多具有回应性特征（P42）。在某个历史环境或者事件下，尤其是卷入全国范围内的大冲突时，基于文化模式、集体记忆做出了暴力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反过来又重塑或者加强文化模式和集体记导致暴力的频繁发生和周而复始。
麻城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在蒙古人被驱逐到日本入侵的七个世纪里，在明末清初和二三十年代国共对立两次大屠杀之外，还有此起彼伏的常规暴力行为。作者采用小地域大历史长时段的书写方式，从麻城这一个县城的历史事件中反应整个国家的历史变迁，在长时段反映出的历史周期中寻找共性和个性。
比如麻城的两次繁荣时期，一次是明朝中后期（第三章），另一次是清朝中后期（第八章），两次繁荣都成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前奏。
麻城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中部和西南部有平原和举水河，商贸发达，北边大别山无法耕作，贫穷而荒凉，东南的东山丘陵物产较丰富，还有驿站，荒凉但不贫穷。明朝中后期，麻城的农业商品化可以满足自用和出口的需求，财富的积累形成了显赫的大家族，宗族重视文化教育，麻城的科举水平突飞猛进，吸引了文化政治名人（李贽等）的到来，也成为全国的学术和政辩中心（东林党等）；但也开始出现土地集中，产生了大量的奴役关系（佃户、仆人等，P119）。而清朝中后期，是外出经商者的全盛时期，商业移民带来大量利润，但这次的经济增长却没有维持之前辉煌的教育和政治声望，地方精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土地积累和财富聚敛上了；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麻城逐渐被边缘化，也像中国一样进入保守和开放/进步的分裂中。
明末麻城的暴力是一波又一波血腥的奴仆起义、异族入侵和抵抗运动。1630年粮食歉收，国家和私人的赈灾机制完全崩溃，而之前宗族对农奴的全面剥削和暴力束缚（P80，P119）、李贽来到麻城后引起的精英之间的矛盾（第四章），让想要颠覆这个社会的底层民众找到了机会。从那以后，奴仆叛乱、汤志起义、汤与张献忠的联合、之后清军入侵，战乱频仍。麻城望族梅之焕认为土匪、吏役和奴仆是破坏世界的“三大害”，若要解决暴力叛乱坚决捍卫国家，只能运用国家所垄断的暴力，于是残酷镇压了奴仆叛乱，并且修筑城防，形成山寨；为了抵抗张献忠等叛乱，城镇精英们撤退到东山的山寨中联盟，最后对战败的叛军及家属进行了血腥缉捕斩杀；清军为了征服麻城，对山寨的抵抗势力进行密集的围剿。所有这些暴力和抵抗的行为，都成为麻城人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比如李贽关于水浒传的推崇，比如县志、石碑等对梅之焕暴力行为的记载和部分认可，比如王葆心歌颂的蕲黄四十八寨联盟的事迹。其中反映出的以暴力应对叛乱，以及地方自治的思想，都深埋在麻城人的思维里。
因此在1920年代，市场瓦解造成经济崩溃后，埋藏的记忆苏醒了，麻城长久存在的阶级矛盾立刻转化为普遍存在的暴力组织，比如自卫团（过去的山寨强人，较中立）、红枪会（地主的打手）、农会和学生军（过去的中下层奴仆，社会主义支持者）。这些组织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抗，又在更高的层面介入党派内外的斗争。比如丁岳平和红枪会捕杀农会和妇女协会几十人，后者在董必武的指示、蔡济璜的领导、保卫团和学生军的协助下，公开处刑200多人；郑渐逵从民团头目跃升为国民党将领后，展开了对共产党的清剿和围剿；而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也对党内实行了灭绝性的肃反，逮捕600多名“反革命”，并处决了大多数。而所谓的“阶级问题”，可能只是地方自治的一个反映，是当地的乡村知识分子为将地方从民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中拯救出来的一种努力，是地方领袖与更大的统一政权之间的冲突（P332）。
但是，提倡包容和谐礼貌的儒家文化，是如何蕴藏这种暴力行为的呢？是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还是儒家文化的普遍性？根据前人的研究，罗威廉梳理了三种假设（P5）：①中国精英文化是反对暴力的，因而“真正的文人”是反对暴力的，但若“文人”身份不充分时，就可能容忍暴力，比如梅之焕；②将暴力视为男性特质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国男性的选择性模式；③中国文化内部为“被许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无论平民层次还是精英层次。罗威廉更为认同第三种假设，认为中国精英虽然反对暴力，但同样会采用暴力作为一种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手段；草根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就是暴力的文化；平民所接收的故事、神话中，暴力行为也总是得到美化。
继而，罗威廉提出两种暴力文化模式（P7）：一是英雄或武侠观念，所谓“千古英雄侠客梦”，法家思想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这本来就有共通性《刺客列传》、《水浒》和现代的武侠小说就是最好例证；二是“魔鬼学范式”，认为民间宗教中的三种超自然存在分别对应社会中的三类人：祖先-家庭、神灵-官员等上层统治者、鬼魂-危险的陌生人。第三类存在会带来持久而根本的暴力危险，为了维持秩序，也要以暴力对抗他们，这就为针对他人的暴力提供了特许，比如上文提到的梅之焕。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就造就了一种全面而持久的暴力性地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