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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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独的减租减息，该政策很显然在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最初发展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因为当时它还没有被广泛地执行。但是激烈地没收土地是统一战线土地政策所要避免的，这就要求共产党寻求新的办法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穷人手中。在那些租佃问题并不突出、贫穷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却很普遍的地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作为研究结果，到1945年，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已经增加了不少内容，特别是加入了一系列通过清算旧账的策略为华北的“基层群众”带来好处的措施。除了分配战斗果实这一物质上的激励，共产党还为全体农民最深恶痛绝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这个问题是：乡村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腐败和滥用。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所有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劳力无偿占用、债务等问题的过程中，共产党找到了打破农村经济和政治体系、动员农民建立新体系的方法。严格说来，目标不是地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共产党已经发现了“通过阶级斗争动员群众”的公式，甚至在地主不是村民关心的迫切问题的地区也同样适用。
土改计划是共产党在内战时期关键的革命活动。土改在华北的开展，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取得的最宝贵的革命经验。或许《五四指示》从未公开发表的一个原因是它如此准确地反映了这些经验。《指示》将重点放在叛徒、土豪、劣绅的罪恶和清算运动上，一个原可能包含成功的公式。但就其实用性而言，《五四指示》对一个在理论上一以贯之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的发展并无多少贡献，与早期和晚期涉及阶级斗争以及重分财产的主张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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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简报中，共产党肯定对于利用混乱很感兴趣，但从每一个实例来看，混乱来源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假如有CCP党员参加的话，他们只是在追随学生，而不是在领导学生。
所以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将此结论推广到知识界对于KMT和CCP的态度。CCP的胜利，绝不是出自知识分子的真心支持，而只是知识界对于KMT的反对。
政府应该首先搞清楚它们的性质，而不是将一切错误归咎于CCP人。对青年动武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心理，亦不知教育为何物。视一切青年学生为匪无异于将其逼向敌营。政府的强硬姿态正中CCP人的下怀，这是他们扩大队伍的最好时机。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积极分子说成是CCP，这本身就加剧了学生的不满。学生嘲笑政府的虚张声势，不论黑名单中的人是不是CCP成员，一概保护他们。而政府却仍一厢情愿地认为（或者是他们选择这样认为），消灭了学生中间的CCP成员，反对活动就会平息。
学生和CCP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他们只是对这个“敌对”的政党感到好奇，想要了解。而知识的匮乏加剧了这种好奇心。KMT领袖坚称CCP领导了示威无疑是安慰自己的说辞，他们从不认真设法解释为何有如此多的学生会参与示威，以及为何自己的青年组织没能成功地拉拢到如此多的青年干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人的身上，难题和困苦无需制造：它们业已产生，客观存在，任何人只要有意，都可以随时加以利用。
政府的困难来自于三个方面：1. 日本的占领切断了工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2. 人民普遍认为光复之后会带来好结果，但是事与愿违，而这个责任当然会被推到当时的合法政府身上，CCP得以撇清关系，无需承担责任；3. 战后工商业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现实状况。
一部分民众在1947年想起日本人的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之争论。
尽管知识界认为CCP也应该承担内战的责任，大多数民众还是将内战的原因归咎于KMT。针对CCP的批评集中在利用武力夺权和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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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不要另起炉灶”，领袖含笑答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他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的感慨（见台湾版《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
因此，他从1945年12月16日起，连续四天同时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在“补识”中说：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郭沫若、蔡尚思、周振甫等左翼学者的猛烈批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变沧桑之后，我们重读此文，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无情，一切不幸被一个只读过八年私塾的一位报人言中了。这样的言论一发表，他未知的命运自然就已注定，哪怕他怎样往自己脸上抹黑，怎样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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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人士敏锐地认识到，在一党独裁方面CCP和KMT无甚差别，所以对联合政府如此渴求。
自由主义者深受英美的影响，而照旧批评英美；但是你们可曾听过CCP批评Mao或者斯大林？在KMT治下自由是多或少的问题，而在CCP治下则是有或无的问题。——拍手鼓掌
胡适：对于KMT真是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还愿意彻底追随你们这种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至少还能拥有沉默的自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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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人认为日本人的侵略使CCP人的胜利成为可能，因为这阻止了蒋彻底消灭CCP的军队，但是这种说法却承认了KMT没有能力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与CCP进行竞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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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个调查是在不同条件下完成的，结果却惊人地相似。看好在中国成立共产党政府的学生比率在上海的调查中占3.7%，在美国的调查中占2.7%。政治立场的另一个极端，支持政府剿共战争的分别占到15.9%和18%。在上海的调查中72%的学生支持联合政府，比美国调查的51.1%略高。该差距可以部分地这样解释：后一个调查给了不向任何一党靠拢的人们更多样的选项。
这些调查结果与内战期间学生运动的主题不谋而合。对内战的反对以积极的形式出现——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建立联合政府。学生的要求是不经过战场上的军事比拼就可以结束战争。这个要求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按照他们的理解，显然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所以毛声称共产党已经在政府控制的城市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学生阶层这一块——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支持是以有保留的形式出现的：少于五分之一的人赞成剿灭共产党，但是更少的人赞成由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对学生潜在的保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学生对他们的支持也是有保留的。
另一方面，以上的这些微妙之处是政府领导人无法认识或不愿接受的。他们的想法有一点是基本正确的——学生总体上来说在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受共产党信条掌控。他们的失误更直接地源自他们拒绝承认大众普遍要求和平和政治改革这一现实。不能把这一失败归咎于举止过激或目光短浅的属下。官方对学生抗议的处理办法，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应该由南京的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负责。
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上的不妥协还表明一种更为广泛的战略，这一战略似乎在把国民党的公众支持减到最小，而此时用毛的话说，共产党正在不遗余力地建立“由绝大多数人口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奉行“全有或全无”做法，政府拒绝了剩余的一点支持，即：学生和其他人士也愿意支持国民党作为联合政府的候选成员。另一方面，共产党并不要求忠贞不贰的支持，因而得以利用人们对他们的好感。统一战线的政策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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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下一个最后的结论，政府为经济管理不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印发钞票填补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诸多错误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对政府来说，这一决定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或许是，决策者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解决财政问题。大量印发钞票以及持续地依赖外国援助， [114]的确帮助政府度过了抗战时期，但这些措施也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经济。在抗战时期，通胀就已经开始了，要想遏制这一趋势，政府必须彻底和全面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管理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由于缺乏进行这样的改变以及做出相关决策所必需的经验，政府在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中采取了同样的经济管理方式。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加速其经济状况恶化之外的任何事情。
更具体地说，“二战”之后，中国工人突然摆脱了日本人八年以及此前十年国民党的约束，通货膨胀正好为他们反抗政府控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由。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政府无法像战前那样重新控制工人。在日本投降后的最初六个月里，政府充分认识了工人的破坏力量——在解决劳资纠纷时，工人们常常无视官方的法规和程序，并最终免于惩罚。政府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根据生活成本的上升自动调整工资的要求。
政府的妥协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上升，而且破坏了政府与工商业的长期联盟，而这一联盟此前一直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为了平息劳工骚乱，政府屡次妥协，这引起了企业家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退让致使生产成本大幅上涨。高工资只是诸多问题之一。政府不能赢得内战是因为它要为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不仅是因为通胀本身，也是因为政府没能有效地降低通胀对人民的损害。这些问题包括：购买力普遍降低导致的需求减少，不合理的商业税和生产税，最后是1948年8月灾难性的改革。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终于无法忍受，开始公开谴责政府的政策。
同一时期，工商业和普通民众开始用更具体的方式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商业界和金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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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期间，人们并没有产生要挑战国民党统治权的念头。他们不要求换政府，只要求对当权政府进行改革。对国民党来说，很不幸的是，在接收期间激起如此广泛批评的问题，大多数从来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日本刚一投降，暂时的混乱和弊政本无可厚非，但是经年累月没有起色就不应该了，城市居民渐渐开始对国民党统治不满。
经济上的持续管理不当，其后果甚至更严重。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只是它在经济上所犯错误中最戏剧化的一个例子。对印钞的依赖也许有一个最危险的后果，即政府误以为可以相对不费力地解决它的财政问题。确实，这种方法让大后方挨过了抗日战争。但是事实最终证明，这一解决方法比节约和自力更生这些似乎一开始做起来更困难的方法要更危险。物价上涨压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除非政府能坚决而广泛地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新形势下需要的是节约和自力更生，但对于这些艰苦的方法，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政府领袖仍选择用抗日战争时的筹资方法来为攻打共产党的战争筹资。结果是除了应对城市经济恶化，国民党政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任何其他的事。
更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为劳工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契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些劳工突然摆脱了八年日本统治和此前的十年国民党控制的束缚。在物价飞涨的背景下，政府无法重新确立战前对劳动力的控制。在日本投降后的前六个月，劳工毫不理会官方规定的解决劳动者和管理方争端的程序，且并不因此受到惩罚。结果，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默认劳工的要求：工资自动根据生活成本的上涨而做出调整。
这一决定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互相催涨，还损害了国民党与工商业长期的同盟关系。政府事实上被迫用企业主的不满为代价，换得劳工阵线的断断续续的平静。企业主认为对劳工的让步是生产成本激增的一个原因。虽然高昂的工资支出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政府无法让它的指责者信服。原因是：问题的其他部分不是由通货膨胀本身造成的，就是由一些不当举措造成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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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称，他没碰到一个人承认对共产党是否占领其村庄这样的问题表示关心。“八路来了也不会怎么样，”一些人说。还有的说，“我们看了七个月的中央，两个月的八路，半年多的大鼻子（苏联人），谁来都一样，我们怕什么！”“要我们再像日本降服后，盼爹盼娘的盼好日子，是不可能了。”作者写道，真正的悲剧是，一部分民众在对比了国民党之后开始回忆起日本人的某些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他争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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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理智地作出接受共产党的决定，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明确拥护新政权 本书第507页
原因正如著名自由派领袖储安平所言，自由，在国府治下只是“多或少”的问题，在新政权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第256页）。如此清醒的政治分析家，却在1948年底偷偷溜到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新政协会议去了。储安平的这一行动并不典型，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既没有随军撤往孤岛，也没有主动投怀送抱，而是静静的呆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迎接“解放”。
以“土改”来保障后勤供应和兵员补充，走的是迂回曲折的路线，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赤裸裸的“交易”。党的高层几乎是有意地在土改初期，鼓励、放任群众的“过火”行为，在运动后期再用“反左倾”来加以局部微调，其深意在于：农民们在对恶霸、地主、国民党政权拥护者进行物质剥夺和肉体摧残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以防止反攻倒算，防止胜利果实被夺走。而贫农团、妇女会等等新型组织的活动，定期非定期的全村大会，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有助于营造一片热烈的气氛，让得到果实而不愿当兵者感到羞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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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政权覆亡的根源，在于忽视意识形态教育和党组织建设，腐败、无能、不公、通货膨胀，是结果而非原因。
延安整风使共产党脱胎换骨，完成了领袖加组织的党政军一体化形态的构建，从此无敌于天下。尤其是组织的异化作用，如同核裂变之威力。
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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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40年代末的上海工人运动似乎可以典型地说明一种情形，即共产党人的作用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现象。难题和困苦无需制造：它们业已产生，客观存在，任何人只要有意，都可以随时加以利用。这些难题和便于利用的氛围都源自于以下因素的合力作用：（一）日本的占领，它有效地切断了国民党对工人的控制；（二）二战结束时工人有一种明显的预期，即胜利会带来好日子；（三）战后因失控的通胀和工商业紧缩而照成经济混乱的现实，最终结果是，劳动大军越发具有独立性，多次以不同方式拒绝政府的号召，不配合与支持政府对共产党的斗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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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吴世昌提到反战的学生总是向国民党政府而不是共产党请愿，因为他们并没有倾向共产党一边。他们依然将国民党政府视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认为它有能力制造战争同时也有能力带来和平。吴教授指出，请愿者实际上是支持政府而不是反对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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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下旬到9月底，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伪军之间的战斗，据报道超过了100次。日军和伪军成功地从共产党手中收回了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以及绥远的20余个城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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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是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一场军事斗争。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政治舞台一定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这场冲突本质和结果的线索。
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以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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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最深切地感受到恢复时期的种种变化，城市居民对国民党信心的削弱是最为明显的。大量国民政府官员被派到各个城市接管敌方政治和行政机构以及敌方资产。这些官员的贪婪在他们接管的城市里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实施的“恢复”政策对经济生产造成了最大的破坏。因此，正是在城市里，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糟糕的处境，不仅是因为官员们明目张胆的腐败和这种腐败的规模，还因为城市的媒体并没有完全受到官方控制。
公众的批评和争论主要集中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装上的迟缓以及明显不愿惩治汉奸。第二个问题，也是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重庆派出接管日伪资产和机构的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第三个问题是恢复时期经济和金融管理的混乱。最后一个更为微妙，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接收官员对没有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内地，而是继续生活在日占区的一般民众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至少在这些民众眼里是这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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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抗议在1945年到1949年成为国民党政府屡禁不止的棘手问题之一。学生运动本质上是反战运动，但由于将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共冲突上，因此它本身成为内战政治中得一个议题。……四次大型的示威——或者被称为“学潮”，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反响。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是学潮中规模最小的。一年之后，1946年12月底和1947年初，抗议美军在华暴行的示威风波再起。在1947年5月和6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横扫国统区各大城市的高校和中学。最后一次大的学潮是1948年4月到6月之间的反压迫反饥饿运动，它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合二为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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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所有政策和计划中，1947年2月和1948年8月颁布的紧急经济改革措施是政府为稳定经济局势而采取的最具雄心和最著名的两个方案了。正因为如此，当它们失败后，对政府造成的打击也是最大的。
……政府为经济管理不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印发钞票填补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诸多错误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对政府来说，这一决定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或许是，决策者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可以不负任何代价解决财政问题。大量印发钞票以及持续地依赖外国援助，的确帮助政府渡过了抗战时期，但这些措施也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经济。在抗战时期，通胀就已经开始了，要想遏制这一趋势，政府必须彻底和全面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管理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由于缺乏这样的改变以及做出相关决策所必需的经验，政府在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中采取了同样地经济管理方式。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加速其经济状况恶化之外的任何事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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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愿意坦白地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复可笑！我们愿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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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辩论道：将土地分成小块分给个体的农民没有意义，他们也许说得更在理。这些批评者主张: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和农业的落后，应该把集中化和现代化作为农村的当务之急。然而这些辩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如共产党自己所说，土改还是这样一个政策:在共产党以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它来解决当务之急。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