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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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迈轻率的暴力行为与贵族公子的陈套角色有联系。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以张旭一类人物为代表。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关陈子昂、李白及其他人的轶事，确实表明了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测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李白是否有意识地夸饰自己，已无法弄清，但他确实突出地将自己与这些价值标准认同，这是一些外地人的标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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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甫卷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程度的估计，既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无关的或不清楚的历史背景必须排除，但在其他一些诗篇中，当时的政治问题在表面的事物和通过这些事物而增加的意义之间，起了重要作用，而在古代读者理解杜诗的方式上甚至更重要。政治和传记背景扩充了许多作品的范围，这些作品被看成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言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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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李白对于同时代的京城诗歌世界都是一个局外人。他忽略京城诗人，京城诗人也忽略他。王维或许是李白最著名的同时代诗人，但李白从未提及王维，王维也无视李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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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抒情诗性质的古典阐述是“诗言志”（尚书，诗大序）；“志”集中于、产生于对外界特定事件或体验的内心反应。如果这一阐述是“诗歌表现自然法则”（西方关于诗歌与真理的关系的一种中译），人们将能看见个别诗人所采纳的哲学立场的某种连贯性。但是，“志”是由实际特定的外界体验决定的，中国诗人作品中的各种复杂多样反应，都可归因于“志”的激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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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诗篇的本文属于唐集中最差的一类，现存的几个版本差异极大。
在盛唐重要诗人中，孟是局限性最大的一位，在诗体主题及风格上都是如此。很少写七言诗……作品实际上都是应景诗；没有古风，只有几首乐府、咏物及个人感怀诗。孟诗在题材范围的局限性，部分地归因于其作品中普遍一致的风格。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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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漫结构和不做结论是孟诗的特征，同时代读者正是从这些特征中感到一种疏野自由的个性；这些特征表现了离开诗歌主题甚远的真诚和“忘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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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努力于创造一种重要的诗歌，将世界各种事物奇怪地统一在一起，这些事物充满象征价值，与未确定的指示对象形成未充分阐明的联系。通过这样做，他将中国诗歌语言的开放性带进了无所不至的范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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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基本上是与时间对抗的表示，是与文明的短暂相对抗的“千古事”，对于文明正在消失的辉煌秩序，艺术力求保留或重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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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艺术最终都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从属于文明的退落性和分解性。（唐代没有联结舞蹈、绘画及诗歌的美的艺术的观念，但它们都由于体现了高雅和文明而统一在一起。）当文明消逝时，自然以自己的超越形式嘲讽般地取代了人工制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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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类努力的必然短暂，杜甫坚定地作着永久、秩序及文明的诗歌表达。他自信地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千古事”，但他还感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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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及虚幻想像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 性。文学史的功用之一是指出诗人的特性，但杜甫的诗歌拒绝了这种评价，他的作品只有一个方面可以从整体强调而不致被曲解，这就是它的复杂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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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材料不是用于各种陈旧题材的修饰技巧，而是从经典著作、哲学家、历史家及较早诗人那里所读到的一切。高适的作品成为一种严肃的模式，体现了最宽泛的中国文学的观念 ，但只有一位诗人真正对这一模式做出反应，这就是杜甫。他对所有文学天才的所有形式都做出反应，并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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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以适合复古诗歌所要求的严肃道德，但只有在他转身现成的诗歌模式，并与之妥协的时候，他才获得成功。元结这一创造包含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有力诗歌的目标，直到半个世纪后在孟郊和韩愈的诗歌中才得到实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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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箧中集序》对未成功的贤人的赞美，正植根于当代的政治体验和复古传统。那位大权贵李林甫以不明智的方式，对八世纪的复古复兴做出了贡献。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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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不是一位大诗人，却是一位“重要”诗人。他是一位创新者，为八世纪后期紧接着他的较优秀诗人打开了一条道路。了坚定地确信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动手创造这种诗歌。但他发现，这种诗歌在现实文学的审美界，比其儒家价值观在政治界还更不成功。儒家价值观必须置于社会进行实践；如果它们退入个人价值观，就倾向于与道家的个人价值观结合。故儒家隐士与道家隐士的区别在调子，不在态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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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箧中集》诗人代表了一种风格，一种情调，及一个主题。其主题是处于贫困和艰难中的贤人，即《论语》中的“固穷”。贤人生活于这种状况中，就是对时代的储蓄控诉。其风格是应景的古风……在拟古方面没有元结早期诗那样激进，而接近于较著名的同时代人的古风作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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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涣是出色地体现了时代共同风格的诗人。他的诗在开元中十分著名，但似乎未曾编辑成缉。他只有六首诗存世，全部是绝句，几乎每一首都成为一种小典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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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神话的最严重危险是被切断其内在发展历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盛唐诗的丰富多彩一部分确实是由于诗人个性的不同造成的，但另一部分却是七十多年历程中文学发展演变的结果。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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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被认为应该产生一种情调，其中结合了读者对于诗人生平的了解，从而获得对诗人特性的统一感受。诗歌的功用是使诗人被理解，包括他的内在本性，以及这一本性在对生活情境的特殊反应上的体现。这不是唐代惟一的阅读方式，主要用在某几类诗中；此外，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七世纪的诗歌评论中极少见，到了盛唐才日益增多。由于诸如李白等的一些诗人开始将诗歌作为创造自我意识的面具的工具，这种做法有着复杂的动机，因此经常有必要将诗歌角色与创造这一角色的复杂人物区别开来。所以，必须避免简单化的传记批评，这种批评很容易将诗人和角色等同起来。在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诗人和读者可能都设想诗歌是诗人内在本性的真实表达。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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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诗歌的严肃运用，应与中国诗歌语言中的自然互文区别开来。中国诗人所用的语言，大多数是由其他诗篇中的习语构成。所有唐代诗人都从过去的诗歌中汲取诗句、意象及主题，此类仿效有些是有意的，但大多数可能是无意的或半有意的。学识渊博的评论家所看到的“引文”，大多是不止一种出处的陈词旧调，或彻底消化后重新出现在创作过程的诗人阅读知识。
关于所有中国作家的记忆准确无误的神话，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比较一下现代西方人的中等记忆能力，这种能力模糊了经过训练的良好记忆力与超人的清晰记忆的区别。中国文学语言基于作品文本和特殊的习语，而不是公开的范例；它的词语常可找到较早的文本出处，但这一事实是在以背通为基础的教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西方教育法传统的以“语法”一一公开的范例为基础）。正是这种文学语言的普遍文本化使我们认识到，有较早文本出处的词语的每一次使用，并不都涉及对这一出处的“引用”。
如果文学传统是被有意地用来引起读者的注意，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在不同时期，某些题材词语及某几种词语被与传统“编码”在一起，可以使人想起一位作者，一个时代的模式联系或一种较早文本的全部背景。我不相信任何普遍法则可以为了运用而被推演出来，相反，它们只能从广泛阅读中被逐一掌握。
运用曹植用过的一个词语可能不会使人想起建安诗，但在一首诗的开头采用定位惯例“在甲有乙”，就会使人想起建安及魏风格。我们知道这一联系，是由于古风诗及有着其他建安及魏联系的诗重复地运用这一陈套。提及“归鸟”不一定使人想到陶潜（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如咏陶潜的诗，是有可能的），但提及“东篱菊”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想到陶潜。在总是指明文本出处的词语和从不提及出处的词语之间，有着层次不同的变化。要判断此类习语的价值就必须了解原始的文本，但当相应习语出自同时代的文本，原始文本就显得不重要了。同时代的背景是“占上风的”：一个词语，在...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