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文选评

每一个此时此刻，都要多加珍重，不仅仅是望彼将来。

1、“东坡居士”的由来

世人多知道苏东坡，反倒称苏轼的少，他的字子瞻更是只出现在子由的和诗里。原本只觉得东坡这个号很浪漫，特别是他与佛印和尚打嘴架时的“秃驴何在”“东坡吃草”“水飘东坡尸 狗啃和尚骨”，如果不叫东坡，就不好玩了呢。

其实真实的背景远没有那么有趣。他初到黄州时，寄居于定惠院僧舍，至五月份苏辙将其家眷送来，全家便迁居到临皋亭，大有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在中国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的出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苏东坡”是比“苏轼”更家喻户晓的。

2、“新法”与“新学”

王安石变法，苏轼、司马光反对变法，这些中学历史课本里都学过。

而“新学”还是第一次了解到。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在王安石的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f，如此一来，“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有希望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年轻人都必须先接受和背诵王氏的“经义”，形成思想文化的独断局面。这就使苏轼不但作为一个官僚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文化人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桎梏。

自从科举改革以后，诗歌已经真正成为无用之物，迷恋诗歌艺术而不能接受“三经新义”的人将终生被关在科举大门之外，读书人若因为作诗而耽误了“经义”的功课，将被认为不求上进，难免像贾宝玉那样受父亲的棰楚。更令苏轼难堪的是，在“三经新义”被规定为唯一正确之观点的书面下，他的思想、常识和才华不但妨碍了自己，对于被他感染、受他影响的人也是有害的。文化人所遭遇的不幸，大概莫过于斯。比如以秦观的才华，尚且在科举中落第，苏轼只好劝他对“三经新义”也下点功夫，以利再考。这个时候他不能积极地勉励自己的学生去反对思想专制，为了秦观的前途，他必须背叛自己的思想。

3、“乌台诗案”

王安石罢相后，神宗不得不亲自主持政务。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中，皇帝亲自主持政务是极其危险的。当权力在宰相手上时，这权力是可以批评的，批评者的安全由皇帝来保护；而一旦由皇帝亲自掌握大权，这权力便不可批评，即便那皇帝圣明无比，不可批评的权力也必然是悲剧的根源。从前针对王安石而地的许多不满，现在直接加在神宗头上，使他极易把所有异议和不满看作对他的皇权的蔑视。本来由王安石主持的可以批评的“新政”，已经变成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不可批评的“圣政”，苏轼非议“圣政”的罪名于是逃无可逃。对持有异议的人须给予惩罚，这惩罚要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又不能太得罪舆论，所以被挑选惩罚的对象既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又不能是司马光那样德高望重的人物，这样，苏轼大概是最好的对象。

苏轼是否“讥讽”，他的“讥讽”对不对，都不值得讨论，一个士人可否持有和发表与朝廷不同的见解，这才是“乌台诗案”的问题所在，“乌台诗案”与“新法”本身的问题无关，是专制对自由的打击。

4、命如悬丝

苏轼入御史台狱，历时一百三十天，其间诟辱备至，可谓命如悬丝。

新朋好友、旧党臣僚的群起营救，苏辙呼天抢地的哀痛，在朝任职的王安石弟弟王安礼也坚决反对。皇帝做错了事是无法追究的，倘若真将苏轼迫害致死，这笔账最后一定会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去的，王安礼无论如何要及时表明态度，屡次为苏轼求情，他的态度一明确，责任便全在神宗本人，而神宗毕竟也不是荒唐残暴之主，有足够的理智做出顺水推舟的决定。

5、诗化生活

朋友们都教苏轼好好忍耐这几年谪居，目的无非为了将来有机会改变。果真如此，即使将来的改变再好，也使眼前这一段生活失去自身的兴味，只为等待另一段生活的到来而勉强延续。这便是最糟糕的情形。人生也好，历史也好，每一片段都必须以下一个片断为目的，为了下一个片断的早日到来而否定这一片断的自身。能否跳出时间之流的外面，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片断呢？只有人因为意识到“死”，才把时间看成一往不复的流逝矢量，应该像其他自然物一样，时间是圆的，春天、秋天，转了一圈都会回来，年年周而复始，如此才能使人生的每一刻都自具其隽永的滋味。在逆境中把希望寄托于变化，在等待中浪费人生，是错的， 生活的每一段都值得好好去过。

人们常说要做这世界的主人，为此奋斗不息，患得患失，只是任你如何呼风唤雨，百年人生要做万古江山的主人，岂不是梦话？因此，若以世间得失为人生的唯一营求，忙碌一生也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追逐、占有得越多，失去的也越多。只有不以世间得失萦怀的“闲人”，因为无所得，故而无所失，那才能欣赏和享受江山风月之美，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又不怕被人夺去。

6、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是个常用的成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对于宋代士人来说，宦游也好，贬谪也好，总要不断迁徙，在一个地方长住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贬谪中的士人也经常是赁屋而居，随时准备离开的。但苏轼不同，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有时候要靠苏辙接济，他也并非不怀着北归的希望，但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竭尽财力造房安家，做着长住的打算，这在宋代士人中显得比较特别。他是一个真正四海为安、随遇而安的人。

答径山琳长老 作者：苏轼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注释：人身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种元素构成，其本质与自然无异，原不该与自然产生各种矛盾，当然也就无所谓疾病。但这些元素一旦汇合为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却产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去，通过种种方式来破坏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长久拥有这身体，从而不但与自然产生矛盾，与同类也产生矛盾，患得患失，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 ...... 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听觉先失的，当时维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维琳这位禅师已经颇混同于净土宗的观念，故要在俗世临死时提醒他及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他能够超生。不过东坡似乎更理解南禅宗“无念”的本旨，喃喃回应道：“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语毕而逝。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以不自然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徒劳的，那么致力于超生的想念，不自然的“着力”也是徒劳的，东坡更愿意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一）① 半醒半醉问诸黎②，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③，家在牛栏西复西。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二） 总角黎家三小童④，口吹葱叶送迎翁⑤。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 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 （注释：贬谪中的士人也经常是赁屋而居，随时准备离开的。但是苏轼则不同，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有时候要靠苏辙接济，他也并非不怀着北归的希望，但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竭尽财力造房安家，做着长住的打算，这在宋代士人中显得比较特别。他是一个真正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