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文选评

1、“东坡居士”的由来

世人多知道苏东坡，反倒称苏轼的少，他的字子瞻更是只出现在子由的和诗里。原本只觉得东坡这个号很浪漫，特别是他与佛印和尚打嘴架时的“秃驴何在”“东坡吃草”“水飘东坡尸 狗啃和尚骨”，如果不叫东坡，就不好玩了呢。

其实真实的背景远没有那么有趣。他初到黄州时，寄居于定惠院僧舍，至五月份苏辙将其家眷送来，全家便迁居到临皋亭，大有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在中国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的出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苏东坡”是比“苏轼”更家喻户晓的。

2、“新法”与“新学”

王安石变法，苏轼、司马光反对变法，这些中学历史课本里都学过。

而“新学”还是第一次了解到。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在王安石的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f，如此一来，“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有希望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年轻人都必须先接受和背诵王氏的“经义”，形成思想文化的独断局面。这就使苏轼不但作为一个官僚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文化人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桎梏。

自从科举改革以后，诗歌已经真正成为无用之物，迷恋诗歌艺术而不能接受“三经新义”的人将终生被关在科举大门之外，读书人若因为作诗而耽误了“经义”的功课，将被认为不求上进，难免像贾宝玉那样受父亲的棰楚。更令苏轼难堪的是，在“三经新义”被规定为唯一正确之观点的书面下，他的思想、常识和才华不但妨碍了自己，对于被他感染、受他影响的人也是有害的。文化人所遭遇的不幸，大概莫过于斯。比如以秦观的才华，尚且在科举中落第，苏轼只好劝他对“三经新义”也下点功夫，以利再考。这个时候他不能积极地勉励自己的学生去反对思想专制，为了秦观的前途，他必须背叛自己的思想。

3、“乌台诗案”

王安石罢相后，神宗不得不亲自主持政务。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中，皇帝亲自主持政务是极其危险的。当权力在宰相手上时，这权力是可以批评的，批评者的安全由皇帝来保护；而一旦由皇帝亲自掌握大权，这权力便不可批评，即便那皇帝圣明无比，不可批评的权力也必然是悲剧的根源。从前针对王安石而地的许多不满，现在直接加在神宗头上，使他极易把所有异议和不满看作对他的皇权的蔑视。本来由王安石主持的可以批评的“新政”，已经变成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不可批评的“圣政”，苏轼非议“圣政”的罪名于是逃无可逃。对持有异议的人须给予惩罚，这惩罚要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又不能太得罪舆论，所以被挑选惩罚的对象既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又不能是司马光那样德高望重的人物，这样，苏轼大概是最好的对象。

苏轼是否“讥讽”，他的“讥讽”对不对，都不值得讨论，一个士人可否持有和发表与朝廷不同的见解，这才是“乌台诗案”的问题所在，“乌台诗案”与“新法”本身的问题无关，是专制对自由的打击。

4、命如悬丝

苏轼入御史台狱，历时一百三十天，其间诟辱备至，可谓命如悬丝。

新朋好友、旧党臣僚的群起营救，苏辙呼天抢地的哀痛，在朝任职的王安石弟弟王安礼也坚决反对。皇帝做错了事是无法追究的，倘若真将苏轼迫害致死，这笔账最后一定会算到王安石的头上去的，王安礼无论如何要及时表明态度，屡次为苏轼求情，他的态度一明确，责任便全在神宗本人，而神宗毕竟也不是荒唐残暴之主，有足够的理智做出顺水推舟的决定。

5、诗化生活

朋友们都教苏轼好好忍耐这几年谪居，目的无非为了将来有机会改变。果真如此，即使将来的改变再好，也使眼前这一段生活失去自身的兴味，只为等待另一段生活的到来而勉强延续。这便是最糟糕的情形。人生也好，历史也好，每一片段都必须以下一个片断为目的，为了下一个片断的早日到来而否定这一片断的自身。能否跳出时间之流的外面，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片断呢？只有人因为意识到“死”，才把时间看成一往不复的流逝矢量，应该像其他自然物一样，时间是圆的，春天、秋天，转了一圈都会回来，年年周而复始，如此才能使人生的每一刻都自具其隽永的滋味。在逆境中把希望寄托于变化，在等待中浪费人生，是错的， 生活的每一段都值得好好去过。

人们常说要做这世界的主人，为此奋斗不息，患得患失，只是任你如何呼风唤雨，百年人生要做万古江山的主人，岂不是梦话？因此，若以世间得失为人生的唯一营求，忙碌一生也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追逐、占有得越多，失去的也越多。只有不以世间得失萦怀的“闲人”，因为无所得，故而无所失，那才能欣赏和享受江山风月之美，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又不怕被人夺去。

6、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是个常用的成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对于宋代士人来说，宦游也好，贬谪也好，总要不断迁徙，在一个地方长住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贬谪中的士人也经常是赁屋而居，随时准备离开的。但苏轼不同，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有时候要靠苏辙接济，他也并非不怀着北归的希望，但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竭尽财力造房安家，做着长住的打算，这在宋代士人中显得比较特别。他是一个真正四海为安、随遇而安的人。

答径山琳长老 作者：苏轼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注释：人身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种元素构成，其本质与自然无异，原不该与自然产生各种矛盾，当然也就无所谓疾病。但这些元素一旦汇合为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却产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去，通过种种方式来破坏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长久拥有这身体，从而不但与自然产生矛盾，与同类也产生矛盾，患得患失，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 ...... 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听觉先失的，当时维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维琳这位禅师已经颇混同于净土宗的观念，故要在俗世临死时提醒他及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他能够超生。不过东坡似乎更理解南禅宗“无念”的本旨，喃喃回应道：“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语毕而逝。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以不自然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徒劳的，那么致力于超生的想念，不自然的“着力”也是徒劳的，东坡更愿意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一）① 半醒半醉问诸黎②，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③，家在牛栏西复西。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二） 总角黎家三小童④，口吹葱叶送迎翁⑤。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 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 （注释：贬谪中的士人也经常是赁屋而居，随时准备离开的。但是苏轼则不同，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有时候要靠苏辙接济，他也并非不怀着北归的希望，但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竭尽财力造房安家，做着长住的打算，这在宋代士人中显得比较特别。他是一个真正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人。）

书上元夜游1 己卯上元2，予在儋州3，有老书生数人来过4，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5，屠沽纷然6。归舍已三鼓矣7。舍中掩关熟睡8，已再鼾矣9。放杖而笑，孰为得失10？过问先生何笑11，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12。 （这是一种成熟的人生态度。颇有事业心的苏轼，他并不因为自己从事的事业较大，就把自己的生存看得比其他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也不因为对其他人的生存方式的肯定或赞赏而放弃自己的生存方式。他有一种平等的生命价值观，相信每一种生存方式都能使人生获得自己的一份意义，关键在于心中应该超越得失计较，因为计较人生的得失，和计较“游”与“睡”的得失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