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原文摘录
-
总而言之，“半农半工村庄”主要是国家政权强制下的产物。除了年长者，村庄大部分人并非自愿住在自己的村社里，而是被国家政权强行圆定在内。儿乎每个人都在翘首盼望“较好的”农业外工作和城市生活。他们谈论从村庄“出去”。对凭自己本事出去和靠拉关系、走后门出去都表示同样的羡慕。 过去的村民中也有一种“街上人”高人一等的意识。但同时村庄又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将“我们”与“他们”，村里人和村外人区别得清清楚楚。村庄的认同感还因为家族和村社的多种纽带而得到加强。由于过去离开村的人大多是因为走投无路面非另攀高枝，也使村加强了自我认同。那些离开村庄的农民并非像今日那因有特殊成就或关系而飞黄腾达，而是因为无法维生外出当长工或游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半农半工的村庄 -
不是由于一些人想象中的自由市场化了的家庭农业的高度刺激力导致农业生产的戏剧性突破，而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业外就业的转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9页 -
伴随农业收入基础由土地转向劳动力（根据分工付酬），集体化组织可能使人们更希望多生子女，因为现在家庭收入完全依赖于它的劳动人数（过去则受到家里有限的土地必须拆分给所有儿子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集体化可以用来解释60年代早期的人口出生率的上升。...集体化也为新的水利建设提供了实际上免费的劳动力。国家提供了现代资本投入，诸如电泵、水闸和新海塘所需的水泥，但是这些工程是由农民的“义务工”完成的。...当然，大项目可在没有集体化组织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政权征发的劳役进行，就像历代王朝周期性地进行的那样。然后地方的排灌沟渠不大一样。很难想象这样的改进能如此低成本和如此系统地在自由放任的小农家庭经济的情况下取得。集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入到农村一级的党政及其，为基层水利的几乎免费实施提供了组织前提。水利系统的维持也主要依靠集体所有制单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9页 -
魏金玉引用的18世纪刑部档案中的命题本中，有例涉及多成员家庭的雇工情况。他的资料表明，即使在那时仍无女工市场。实际上，妇女的劳动甚至被认为还不抵她的伙食钱，因此夫妻所得报酬通常低于单身男劳力，前者年平均2775文，后者平均达3564文。与妻子一起受雇的男劳力承担了他妻子的部分伙食费（李文治等1983：407，413-417）。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商品化与经营式农业 -
这些农场靠廉价雇用小农家庭农场经济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兴起。由于男劳力过剩而加强了反对妇女参与生产的文化观念，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均首先倚重男劳力。然而相对家庭式农场而言，经营式农场更具随生产需要而调节劳动力供应的优势，而家庭式农场则必须保留过剩的家庭劳动力，因为无法“解雇”他们使用芳力上的高效率，加以雇主直接参加生产，使经营式农场能够获得比土地出租更高的收益；前者约达地价的13-14%（包括窟主家庭劳动力的等值），而后者仅为5%（黄宗智1986；181）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商品化与经营式农业 -
事实上，帝国主义制造出一个把城市发展和农村过密化联锁在一起的新型经济体系...资本相对密集的城市工业依靠劳动力密集的农户以得到廉价生产的原料（如棉花和蚕茧）和廉价加工的产品（如棉纱）。在这个过程中，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城乡贸易结构的改造的同时，小农生产发生过密化，它的廉价劳动力形成城市发展的部分基础。正是这个体系使城市发展和农村贫困化的同时发生成为可能。...这一城市发展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农业革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厂兴起并进的类型。这个过程不是一种城乡相互加强的发展。...其结果之一是扩大了长期存在的城乡间的鸿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5页 -
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具有更大的能力动员家中辅助性和业余性的劳动力从事低收入或高风险的副业生产，促进农家经营的多样化，这就是它之所以能在副业生产、以及农业集体化和包产到户的种钟变化中，始终存在的关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1页 -
松江的经验告诉我们，指望仅仅把劳动力组织方式由集体华改为家庭经营就能使农业生产获得奇迹般的推动是不实际的。由于宣传部门对市场化的家庭农业的过分渲染，人们易于忽视全国范围的这一事实，农业产量的增长不仅见之于1979至1984年的改革时期，亦贯穿于整个集体化时期，到70年代后像松江那样增长了两三倍。甚至就在推行家庭生产责任制之前的几年，产量也获得了近似1979至1984年的进展...1976至1979年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增加了20%以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1页 -
在中国农业高度过密条件下，农村（劳动生产率）长期发展（区别于单纯的产量增长）的动力必须来自农作物生产的外部。...正是农村工业化，而不是市场化的家庭农业，带来了真正的劳动生产效率的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1页 -
大跃进最直接的破坏作用在副业领域，而非农业生产。...大跃进取消了自留地和私人养猪。然而蔬菜和猪由私人家庭生产比大集体社队生产经济。...两者均利用了低成本的闲暇家庭劳动力。再说，私人仲裁避免了储藏和分发问题，家庭养猪也是这样。集体种菜和养猪无法达到这些家庭管理的好处。...（大跃进）在开创一些新的大规模、高度资本化的集体“副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大跃进造成的破坏也必须联系到在长远意义上的最重要的成绩...农村的工业化起源可追溯到大跃进时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1页 -
把大跃进描述成一个仅由极左政治决策造成的纯粹灾难（就像80年代政治干部的标准说法）实在是过于简单，以致歪曲了历史经过。这一说法无视水利、乡村工业和资本化副业三方面的巨大进步.。...即使在狭义的农业生产领域，这一说法没有考虑自然灾害所扮演的焦色。正是自然灾害和错误管理的同时发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倒退。...80年代政治干部的又一标准论点，把所有的集体化农业等同于大跃进，更是严重扭曲了事实。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的分配单位的集体制除了在1958至1960年一度混乱之外，是集体制时期的一贯基本结构，必须把它清除地区分于大跃进时期无视物质刺激的制度。生产队把报酬直接与工作相关系，等于是一种合作社的、按工作贡献分配报酬的制度。这根本不像大跃进的一位强调精神鼓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1页 -
WG比买呢了大跃进的最严重的经济错误，同时在农业产量、副业和工业上取得了主要进展。...政治激进注意并未伴随着农村的极端的经济政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1页 -
8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是通过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农作物生产的绝对量——或者换句话说，是农业的没有增长的发展。（P.S.如在统计上有跨越式发展的地区，反而间接说明一些该地区方方面面的社会治理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1页 -
当前中国政府对农村政策的决策须从城市向农村索取、城市发展建筑在农村过密化这个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去考察。其奥秘在于通过扩大人口区扩大剩余的绝对总量，而无视单位工作日编辑报酬的持续递减。现在这项长期的政策已开始扭转，由于乡村工业化和城市的反过密化，农村人民的声誉开始有了提高。问题是国家政权和城市部门是否会让乡村部门将剩余留作自身的投资和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34页 -
长江三角洲圩田系统的基本结构形成于10世纪的吴越国（907-92）。吴越国作为ー个地区性的小，无须像層来当地政权那徉通过大运河运送漕粮，地没有各部『门]利害纠纷之拖。虽然斤来約文人可能把吴越国的成就理想化了，这个小国对兴修水利异乎常的贡献却是无疑的。吴越国有10000名常备的“撩浅军”负责峗浚河道和维护堤圩，并依娄江和奚淞江作为主要的排水干道，三江之一的东江这时已经淤塞，但吴越国以小官浦作为替代，把水从东南方向排入杭州湾（缪启偷1982）。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 -
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工业化和城市化，商品化和社会分化是两对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现象。我们门总是设想工业化会刺激乡村向城市移民，而商业机会则定会在农村中造就企业家，从而加速社会分化。有关中国的改革的新闻报道也似乎证实了这一预言。我们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对小城镇的成长和“万元户”的兴起给予很多关注。 本章将阐明此等研究有误解新近变化的实质之虞。日前中国农村变化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正是不含城市化的工业化和由官僚等而非市场机会引起的社会分化。（从“不含”开始有重点符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半农半工的村庄 -
如上所述，这种生存边缘的经济仍可能支持高度的商品化，但这样的商品化只带来极其有限的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它主要出于剥削和谋生，而非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经济中的市场，不应混同于与资本主义生产俱来的那种商品化。后者伴随着创造剩余并为投资生产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无论是家庭农场主还是企业）的兴起。在西方近代早期以及近代，市场发展和资本主义化的关联实际上是偶然的，甚至是例外的。我们不能以这种模式去了解世界各地各个时代的所有商品化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农民与市场 -
吴承明对珀金斯的研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纠正：小农以粮食换棉制品或以棉制品换粮食，实际上在清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约占“商品”市场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正是珀金斯所忽视的（见表5。4）。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地方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
吴承明的研究成果提醒我们，20世纪中国棉花经济的结构性演变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每家小农要么是棉制品的生产者一销售者一消费者，要么是作为购买者一消费者，都直接与这些变化发生关系。中国的棉花经济的国际化，意味着每家小农都要与世界市场相联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地方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
这样的介入市场，不应误认为谋利性的市场行为，也不应把农民的这些活动误认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这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非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农民市场行为的社会内容
作者: 黄宗智
isbn: 7101023142
书名: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页数: 458
定价: 29.00元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00-6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