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原论

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的概括说明

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拥有69%的耕地，90%的中小农只有31%；佃农面临高额地租。

以上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才是症结所在：土地所有仍表现为一种社会特权；租赁土地除地租外还有实物及劳务的要求，地主或其代理人甚至有权支配佃农及其家属的人格；大地主凭其权势可免其输纳等义务；摊派、徭役、兵役都被转嫁或课加到无地少地的农民上，他们还往往成为地主或势力者侵渔的对象；作为权势者爪牙、为其聚敛的地痞也以敲诈农民为生；土地所有者大抵同时是高利贷者或商人，而面临公家负担与高地租压榨的农民又不得不倚赖于高利贷者和奸商。

二、一系列破坏性经济倾向或规律的总回顾

因此，国内外一切压迫势力加诸中国人民的剥削，归根到底是通过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封建性土地制度必须摧毁。

破坏性经济倾向与规律总结如下。

1. 表现在农业生产条件上的破坏倾向

耕作土地要付高额地租，则佃农在其他生产条件的费用缩减，特别是地主得随时退佃加租的场合，他们更无改进设备与地力的兴趣，于是地力衰竭成了农村租地的自然趋势。以佃耕土地代价之高、等待佃梗人数之多，每个自耕者更宁愿租出土地而非自己耕种。

农业的劳动工具落后。一般农民太穷而无力支付更好的工具。富农也不肯投资劳动工具，原因如下：耕种代价太高，挤压设备费用；分散经营使得劳动工具的使用不具有规模经济；大量无地也无力租地的廉价雇农的存在驱逐了劳动工具。

无产的待雇人数越多，地主索取地租就越暴敛，雇农所得工资越低，体能（生产力）越差。

2. 表现在农业原始资本间的恶劣倾向

地权的特殊利得不仅阻止农村社会资金用于改进生产条件，而且不绝地为商业、高利贷资本创造前提。农民耕种土地代价既高，生活困苦，更加不得不受奸商和高利贷者的敲诈剥夺。

既然土地是权势的表征，购地投资的风险又较低，地租又高，商人和高利贷者就会要求更高的商业利润率和利息率，农业生产者被压榨越重。

以上原始剥削的积累流向城市、流出农村。

3. 表现在农村与都市经济交互间的不利倾向

农村与都市的经济关系如下：中国的都市向来是政治的、消费的、商业的；由此，都市不得不由农村取得其荣养，如税收、捐役、通胀，买办商业销到农村的舶来品；都市越需要农村，就越要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由此形成的扩大化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又加深了都市的消费性和商业性，都市成了输入国外武器和奢侈品、输出农村产品的枢纽；农村的破产动乱却是买办都市变态繁荣的有利条件，农村的积累向城市集中，游资充塞于流通领域。

都市对农村加强的剥削招致长期内战（农民的土地革命），都市仅有的产业受战争和军阀豪门摧残。更大规模的战争费用被加诸更少数的、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的农村，被迫流离到都市的农民从农村生产者变成城市寄生者，于是都市更加消费化，农村更加非生产化。这样的过程必然是要走向崩溃的。

一、两种典型的恐慌形态之间

资本制的经济恐慌：发因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本身，而非自然或政治的关系；通过市场，供给对有效需求过剩，生产对有效消费过剩；周期性。

封建制的经济恐慌：天灾人祸，自然性、政治性、偶然性；自给自足，不通过市场表现；局部性；没有明显周期律。

二、中国社会的传统的经济恐慌的特点

中国封建制的特质：

第一，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形成了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第二，交通、货币、度量衡、税制等的统一也促进了市场统一。

第三，土地与劳动力一定程度上自由流动。

中国王朝兴废的经济循环：开国时，王朝力求节余、奖励农业。随之农产品增加，国家租税增加，商业活动对象物增加。朝廷开始由俭入奢，繁其聚敛，消费开始破坏生产。商人利用朝廷扩大消费的机会增加了享乐品的交易，利用朝廷繁其聚敛的机会增加了农民当作租税提供的生产物的交易。获得经济利益之余，商人与官场勾结取得不少政治权利，原来的国家专卖为商人包办，都市中商业行会支配工业行会，都市变成官商消费场所。农民贫困正是高利贷者活动的好机会，土地兼并为其归宿。重农抑商与抑制兼并的政令变成具文，吏治不修、水利废弛必然招致自然灾害，先无所备、后无从救又加重了灾害的破坏。农民不堪，于是盗贼蜂起、枭雄乘之。国家四分五裂，社会生产力被破坏，朝廷租税无着，货币失效，交易停滞，经济倒回自然状态。最终王朝覆亡，商人高利贷资本也同归于尽。直到新王朝建立恢复社会秩序，有人无地种变成了有地无人种，经济又开始恢复。

这种经济循环特点有：全面性、社会（人为）性、必然性。

三、传统经济恐慌与经济现代化

中国封建社会中，工业本来就备受压制、难以发展，而商业资本不仅受工业发展的限制、受向土地转化的限制，而且因为与王朝绑定过密，往往在王朝覆亡时同归于尽，积累化为乌有。

王朝覆亡时，被破坏到极点的生产力只得适应旧的生产关系慢慢恢复。

四、市场关系的扩大与现代经济恐慌的诸表现

中国现代经济恐慌的表象：天灾人祸仍为重要诱因；世界资本主义恐慌也会波及中国，如输外农产品的滞销，外国过剩商品与资本的输入；生产不足与生产过剩同时存在于同一生产部门。

国内市场分割支离，交通权、货币权、关税权为外人掌握、为外国资本服务，是中国经济恐慌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中国恐慌与现代的外国恐慌有不同的性质。

五、从全般经济规律联同作用下体现出的恐慌基因及其后果

小商品生产、商业主导农产品商品化，商业支配产业、商业利润高于产业利润，利润受制于利息，国内外商品的不等价交换、持续入超，资本向都市向外国集中，赋税的不确定性与繁重，农村原始资本“三位一体”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如劳动驱逐机器），这些因素加总起来一起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恐慌。

一、由封建制地租向资本制地租转化的历程

地租的三个历史形态：劳动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前两者属于封建制，第三者属于资本制。

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有以下前提：农产品商品化、货币流通的发展，存在市价；农业劳动条件最重要的是其他生产资料而非土地，雇农因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而受雇于有生产资料的佃农；非农领域的商品生产形成平均利润，从而确定农业剩余如何在地主和农业家之间分割。

二、中国社会的地租的一般现象形态及其特质的把握

首先，地租在中国广泛存在；其次，租地出租一般采取契约形式；又其次，地租以实物形式为主；最后，地租率极高，冠绝全球。

要把握其特质，要看资本制地租的社会条件是否在中国社会具备。

三、由商品货币关系发展限界上表现的绝对地租与差等地租的暗影

资本制地租的社会条件：农产品大部分当作商品生产；国内货币的统一；土地自由买卖。

农产品的商品化要看生产条件。一般而言应该是都市产业诱致农产品的资本主义经营，而中国的都市产业凋敝，农产品也就总体上是单纯商品生产。

货币不统一不确定。农产品生产被控制（预买预卖），由于货币不稳定，买办商业正好于己有利地操弄物价，没有统一市价可言，市场严重分割。

土地买卖自由也面临社会障碍。地主、高利贷者、官商与小农之间的土地买卖，其成交价格必然混杂经济以外的强制因素，地租率之高低不一定是土地丰度或位置的凭证。传统的土地“自由”买卖恰阻止了资本制的自由买卖，土地的买卖削减了人们对封建制的反抗，而商业高利贷落后资本等联系地权获得权势又加强了封建制的韧性。

四、土地所有形态与土地经营形态范围着的现代性地租的发展

小土地所有制有以下特点。品质上多是较劣等地，肥沃等整块地多半会被大土地所有者吞并。土地数量少。然而因为自耕农是自由所有者，各种捐役税自不能少，生产条件已恶劣，负担又重，难逃高利贷。

小土地所有制阻止地租的出现。一则自耕自由土地自然无所谓地租；二则小土地所有制自给自足，阻碍商品货币关系；三则其零三存在排斥劳动的社会形态、资本的社会积累。

此外，小土地所有制为土地兼并者留下一个“展望”，成为大土地所有制补充；小土地所有制不求利润，提高了地租率，威胁佃农阶层；小土地所有者兼做佃农、雇农，压低农业利润与工资；小土地分散经营也有较多剩余，大土地所有则不必大经营，而是走向小经营。

占4%人口的地主拥有50%的耕地面积。然而中国的大土地所有制只是地权集中而非地块集中，仍然采取分散小经营的形式。中国地主买地本来就不是为了大经营，他们乐得取得小经营的剩余。购买整块土地需要大笔资金，不如保有多个中小型田庄。传统的诸子平分遗产制也促使土地分割。

五、在农业资本构成与农业雇佣劳动上表现的地租特质

土地规模是土地大经营的必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看土地上投入的资本数量。

中国的农业资本中，机械几乎阙如。只有少数地主、富农、佃农还有较好的农具、畜力、种子等，但他们也不设法改良其生产设备。

新式农业经营需要以下条件。首先，农业机器生产需要许多社会条件，如和平环境、稳定市场、技术指导者与企业家的培养。其次，土地价格不能太高以挤占资本支出；土地价格高还会让自耕农佃农稀少，农村劳力于是过剩，驱逐机械的使用。最后，土地所有者不会轻易地从农业经营者变为坐收地租者。

由此不难得出，中国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下。土地所有者获得剩余不是以土地上的资本为手段，而是以土地本身为手段。农业雇佣关系于是落后，地租是劳动者的纳贡，而非从农业利润中分出。

六、地租的积累与转化

在农业社会，地租是主要的积累手段。

接触资本主义以后，农村地租积累流向城市，除了消费以外便是从事投机，而不作为生产基金。

留在农村的积累，还是按传统用以购地或贷放。

一、劳动形态与工资形态

工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形成的条件：劳动者得自由处置其劳动力；劳动者肯出卖劳动力，付工资者肯买入劳动力，表明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货币关系有相当普遍得发展，因此劳动力买卖以货币支付。工资的形态受决定于劳动的形态。

在私有制社会中，劳动形态经历了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到雇佣劳动的演变。封建社会的徭役劳动中，剩余劳动是生产资料利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贡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中，必要劳动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生产资料利用者的报酬。

二、中国社会的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

中国的雇佣劳动关系古已有之，但形态与性质与西欧颇不相同。在中国农业社会，不保留原料和工具的纯粹手工业“工资作业”可分为自宅工资作业和外出工资作业。前者在报酬上占有更大优势，且能自主安排作业。在欧洲，中世纪的工业行会规定了自宅工资作业、禁止了外出工资作业，但中国古代则无此行会。

由劳动者来源可进一步知外出工资作业者的不利地位。中国的土地买卖相对自由，促进土地兼并，自耕农和佃农失地以后只有两个出路，其一就是做独立手工业者。由于他们贫困且负债，自然无甚设备，只能选择技能与设备要求较低的外出工资作业。然而，这一行当不只工资低，而且还面临竞争：心灵手巧的农民可以自给手工业产品。出路之二是做“浮客”（雇农），向土地所有者或利用者出卖力气换口饭吃，比外出工资作业者还要不如。

此外还有官业的劳动形态。一是陶瓷等需要较高技术和较大规模设备的事业，劳动者分工合作，生产力增大，且无需自备生产工具，更有可能接近现代工资劳动者。二是专为少数贵族官僚僧道制作享受物品的“官奴”，他们不是创造交换价值而是专门创制使用价值的，不算入工资劳动者。

三、由传统雇佣劳动到现代雇佣劳动的推移

传统雇佣劳动障碍了向现代雇佣劳动的转化。

首先，外出工资作业既是行会脆弱的结果，又是其原因，而工业行会有助于产业革新或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生。在欧洲，一则自宅工资作业总有些设备，生活较为固定，有利于经营基础的扩大和改进，二则行会让独立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提高了对抗贵族与商人的能力。在中国，独立手工业者分散在农村，已经削弱了都市手工业者的力量，又无行会，而商人又通过地权结托官场，于是支配手工业者。城市既无权益保障，手工业者就更加向农村疏散。即便外出工资作业者偶然有剩余，他也选择出贷或买地而不是扩充设备。

其次，中国虽有一些工场手工业，却不是进化自独立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多半是官业，工业劳动者的经济政治要求自然更加受到压制。官业也阻碍着民间独立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发展，较能盈利的生产事业一般为官家独占，奢侈品又多半由朝廷设官以董其事，限制了索取高价。官业的利得也是作为消费的开支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金。

最后，浮客也会妨碍现代雇佣劳动。其一，这种劳动形式促使土地分散经营，作为现代雇佣劳动前提的较大规模经营受阻；其二，失地者不绝地产生雇农，雇农可以任意榨取的性质使土地所有者和利用者乐于使用这种劳动形式。

接触现代资本主义以后，传统雇佣劳动仍然起障碍作用。

首先，买办化的商人行会像古代一样，仍然支配着工业。商人是后台的老板，工厂主不如说是其经纪人。

其次，已有的大工业不是传统工业自然演化而来的，而是因某些特殊要求或机缘而被创制的。这样的企业经验更少，对劳动者更不怜惜，更容易成为“衙门”。

最后，雇农的报酬条件仍然低下，尽管劳动形式从雇农给付最大剩余劳动变成了雇佣者以货币给付最小的必要劳动。

四、中国社会的雇佣劳动的质与量

4亿人口中约有数千万雇佣劳动者，其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产业工人。

除了产业工人外的劳动者，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用劳动力的条件没有形成，其劳动力即使有商品的外形，却不免有贡品的实质。

产业工人也没有在充分的现代雇佣劳动条件下工作。社会的全面变革是产业现代化的前提，否此，则企业家购买劳动力时必按其自利把购买条件压低到变质的程度。其次，20倍以上的产业后备军威胁着产业工人，向资本家招手，产业工人雇佣条件更形恶化。最后，外国产业经营者更无所顾忌地给予中国雇佣劳动者以非人待遇。

五、从工资形态上看出的各种榨取关系的现实基础

雇佣妇女儿童。一则妇女儿童工资更低，二则与成年男工竞争压低工资，三则妇女儿童更易管束。外人工厂不遵守中国劳动立法。

中方雇佣者面临各种高额利息、高额商业利润和经济外勒索，也要榨取劳动者。传统专制奴役劳动者的方法也被使用，如学徒制、家长制、血汗制、包工制，而人民在专制淫威下习惯了逆来顺受。

在农村，雇农不是因为缺少资本而被雇，而是因为缺少土地而被雇。而雇佣者也不是逐利的农业资本家。传统的土地经营者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多土地，最后坐收地租。因此，雇佣者大多也是贫农，他们不是因为农具牲口较好才雇佣雇农，恰是相反，才雇佣劳动力来补充的。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要低于农具和牲畜，抑或工资支付不是一次性现收现付的，劳动力才有被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