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29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藤原琉璃君
“在南中国海的彼端、离我们不远之处，赤道日头炎炎下的世界第三大岛，有着最深邃、神秘、幽暗的原始雨林。”《大河尽头》腰封上这句文案背后隐藏着暗锋：距离的远近与了解的浅深并非正相关。
“东南亚”溯源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视野里，“东南亚”三个字几乎可以被“新马泰”所取代，而“南洋”这个中国传统词汇也已湮没在战后这几十年的民族国家兴起中。我们一方面和这些国度做着近邻，一方面对这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差不多同龄的国家毫无了解。
东南亚研究大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导言中为我们回溯了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这位《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不乏戏谑地称：“东南亚”这个词只是在1943年夏，随着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问世；该司令部是更传统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脉，但是它驻扎在康提，所司的领土职责包括斯里兰卡和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疆(两者都不在今天的“东南亚”)，却排除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1945年7月)，还有菲律宾。
马来语作为群岛上的族际通用语(linguafranca)和市集用语(bazaarlanguage)已有好几个世纪，商贾、船家都会讲马来语，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播也靠它，尽管马来语发源于苏门答腊岛东部和加里曼丹岛沿海地区，但自菲律宾到印度洋都有人使用着马来语。
随着近代以来的国族观念生成，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参与资助革命党、支援抗战等活动，南来避祸的文化人也积极参与报业、教育。因此，南洋华人虽处离散状态，然心向故国，华人在当地经过几百年来的努力取得的经济地位，也使得他们成为母国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对东南亚华侨的争取亦不遗余力，但华侨在此地，对于新兴民族国家来说，终究是卧榻旁不得不注意的隐忧。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至此中国不再默认双重国籍，华侨完全成为所在国的公民。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也方便了东南亚各国对于华人采取限制性的政策。1964年7月21日发生在新加坡的民族冲突，使得马来人和华人的矛盾浮上台面，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与之不无关系。而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冲突，则在所有马来西亚华人心头刻上永恒的痛。
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
马华女作家黎紫书的首部长篇《告别的年代》即以513为起始页，用小说串联岁月、解说岁月(即便这一举动在黄锦树的解读中被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生于台湾、长于马来西亚、用英语创作的欧大旭也在小说《没有地图的世界》中将目光投向了1960年代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的印尼———大批大批的荷兰裔被强制遣返，邻国马来西亚“好像没费什么力气就成功独立，还日渐富裕，与此同时，他的国家却一团糟”，苏加诺只能借独立纪念日讲话倾泻他对马来西亚、英、美的怒火，最后甚至为此退出联合国。(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欧大旭和李永平一样，都对毛姆、吉卜林等人笔下充满异国情调的蛮荒猎奇表示不满，为此，具有学院背景、深谙后殖民要义的他们提笔写出了《丝之谜》(欧大旭著，王丽艳译，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10月版)、《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李永平著，台湾天下文化2002年9月版)和《大河尽头》，将自己的童年记忆转化成丰饶的文学盛宴，把英语和汉语世界的读者拉入到日头炎炎、雨林莽苍的东南亚雨林之中，三本书中恰好都涉及马共的历史，《丝之谜》的背景在马来半岛北部的霹雳州，这里出没着马来西亚共产党，而《雨雪霏霏》中最让人为之揪心、李永平最爱的叶月明老师的下落，直到《大河尽头》才得以披露———身为沙捞越共产党游击队员的她，早已被受英国人掇使的猎头族杀害，头颅挂在伊班长屋房梁之上！
离散写作者的两难境地
经过上面的介绍，大陆的读者应能更好体会和理解南洋华人所在地的处境和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来的特质，对于李永平自称“南洋浪子”、拒绝被归为“马华文学”的发言也能有一层新的体悟：1947年出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首府古晋的李永平是华侨第二代，生长于米字旗下，16岁时，马来西亚联邦才被炮制出来，而婆罗洲所在的东马相对于马来半岛的西马，并非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李永平“这辈子没有接近过马来西亚，没写过马来半岛，只写婆罗洲”，“因为不知道这个国家怎样冒出来的，到现在还在疑惑”。
李永平的这种状态很能说明文学上的“离散写作”，在外地与原乡的撕扯使得大部分离散写作者必须面对两难的境地：语言文风的差异让原乡的读者不易接受，在外地的自己又像是个局外人。李永平从小接受的双语教育背后是两种价值观的撕扯，殖民者与南洋对他而言是一言难尽的存在，爱这片土地，却不喜这个国家。而即使他再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相对于原住民，身为华人，他的立场仍显得暧昧不清。
李永平的文字与其说是纯正的中文，毋宁说是一个从未踏临母国的南洋浪子在书写他心目中、想象中的中文。那种强烈的漂泊感，“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从一种边缘到另一种边缘”的状态，迫使他把对原乡的追摹转化成对中文方块字的图腾崇拜，最后建构出令人惊叹的纸上原乡，他用燕赵大地的方块字，描绘赤道日头炎炎的婆罗洲，成功将读者带入那一片神秘的雨林之中。“我必须塑造我自己的母语”，“语言的最高层次是Feeling，这是母亲才能给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一辈子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这个层次，但至少我努力过。”就像弗莱明误打误撞发现青霉素、武陵渔人走进桃花源一样，他的妙处也就在此。王德威将李永平与高行健作比，浪子摹写原乡愈成功，则现实中去国离乡的苦痛实百倍之，李永平少年时向往故国，终不能至，只得落籍台湾，如今更是不愿以现实之故土破坏精神之原乡了。远望以当归，不亦悲乎。
另一方面，往昔的婆罗洲作为李永平“回不去了”的家乡，在《大河尽头》中也呈现出微妙的情态。细心的读者一定可以发现，初读时那种繁花似锦、几乎可以嗅到花香草味泥土气息、音画俱在的场景，让人觉得看到叙事者记忆的殷切意愿及惊人能力，却在下卷变得令人坐立不安，因为它不止一遍两遍地出现，且不带变奏，作者原先回魂一般地回忆上哪儿去了？这几乎正是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latestyle)的体现。然作者非不为、实不能也，这种不和谐所暗示的，“在丰硕的表象之下，回忆其实十分贫弱：之所以巨细靡遗，是因为只有这么多了，初见场景的震惊已是全部”。《暗恋桃花源》中的老导演早就告诫过我们，一个人老了，没有回忆了，很悲哀；而拥有那一点点饮鸩止渴、苟延残喘的记忆与念想，也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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