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其他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是商的幫忙而已。

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要緊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

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麽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按：迅哥兒的文敵實在太多，單本書而言，前面已經提到耳耶先生（聶鉗弩）、梁實秋，當然朱光潛也批評過。此處的楊邨人魯迅先生很瞧不上，特意百度了一下：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被历史遗忘的“第三种人”。1925年加入中共（入党监誓人为董必武），曾是三十年代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我国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作为我国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戏剧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首任党团书记。做过“革命文学家”，比现在的老革命谢韬等人，还早着一辈。1932年夏秋之交曾在湘鄂西苏区呆过四个多月。同年11月15日，写成自白《脱离政党生活的战壕》，于次年1月在《读书杂志》发表，宣布“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要做“第三种人”了。1933年6月17日于《大晚报·火炬》化名柳丝写作《新儒林外史》攻击鲁迅。1949年以后分别在四川理县中学、南充高级中学、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5年肃反运动时跳楼自杀。

古今著作，足以汗牛充棟，但于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麽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遊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嘗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是在他們身上賞鑒隱逸氣，我敢說，這只能怪自己胡涂。登仕，是啖飯之道，歸隱，也是啖飯之道。假使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謀隱”無成，才是淪落，可是“隱”總和享福有些關係，至少是不必十分掙扎謀生，頗有悠閒的餘裕。但讚頌悠閒，鼓吹煙茗，卻又是掙扎之一種，不過掙扎得隱藏一些。雖“隱”，也仍然要啖飯，所以招牌還是要油漆，要保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