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田文昌）我们的很多司法人员一直都奉行着传统的证据观念——”虽然程序违法，只要所获得的证据是真实的，仍然可以采纳。“ （陈瑞华）所以，律师们要做的就不仅是证明程序违法，而且还要证明由于程序违法导致证据内容本身也可能是虚假的，或者证明由于程序的违法，导致证据不可靠，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辩护的成功，辩护意见才有可能被法庭采纳。换句话说，纯粹意义上的程序辩护很难独立存在，而必须向其他实体辩护形态进行有效转化，这是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程序辩护的特殊经验，与其他国家很不相同。 (查看原文)

  文悦言 4赞 2013-02-19 11:13:45

• （陈瑞华）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引申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亮点。原初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考虑取证手段的合法性，只考虑由此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的问题，因此，根据这种原初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进行的程序辩护必然是”就程序谈程序“，要求法院宣告诉讼行为违法和无效，并进而宣告由此取得的控方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这种程序性制裁的逻辑思路是：手段违法导致由此所得的证据受到了污染，如果采纳了这种受污染的证据，等于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这种违法取证的行为，这对违法取证行为构成了一种怂恿、鼓励和默认，会直接损害程序法的有效实施。还有人这样加以论证：如果不排除非法证据，就等于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构成了程序违法的共犯和帮凶，司法的公平正义将荡然无存。如果不排除这种司法证据，被告人的权利就无法得到救济。但是，通过田老师刚才举的案例和我对中国刑事辩护的观察发现，在中国，这样一种纯而又纯的司法证据排除规则，乃至一种以程序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建立，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目前，要想进行成功的程序辩护，就必须与证据辩护进行有效的结合，也就是说，中国辩护律师在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上，一方面要证明本案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或通过主动搜集新的证据线索来进行积极辩护，或从控方的案卷笔录和证据材料中找到刑讯逼供的蛛丝马迹进行所谓的消极辩护，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必须往前再走一步，我们必须论证由这种非法取证行为得到的证据，可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样就可以把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延伸到了关键证据不真实、不可靠的问题上，从而削弱乃至推翻控方证据锁链。所以，程序辩护的独立性，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来，似乎很难得到保障，单纯的程序辩护在中国目前没有实现的空间，但是程序辩护可以转化成司法证明的辩护，促使法院作出无罪宣告。 (查看原文)

  文悦言 4赞 2013-02-19 11:13:45

> 全部原文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