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为家

俞伟超先生来，他也多鼓励同事多向俞先生请益。我记得一个隆冬极冷的傍晚，俞伟超先生在我家正谈话间，有一只小浣熊（Racoon）竟然从烟囱爬进我的客厅里来，把俞先生吓一跳。

我将离开美国时，在洛杉矶的一个台湾朋友，建议我买韩国机票，说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得多。张先生得知后，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后来，我到温哥华时，才知道苏联打下韩国的那架飞机，正是我买的那一次航班。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极力劝阻，我早已葬身太平洋之中了。

61 苏秉琦---古代文化谱系有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多元一体的板块结构学说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满天星斗”的多元论

78 考古学的因入室重大事件。王氏的“二重史证”说对中国考古学有很大影响，但不是中国考古学的先声。因为他说的“地上”是《诗》、《书》，“地下”是古文字。从学理上讲，它是宋代“考古学”（金石学）的延续，而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对中国来说，真正的考古学，当然是外来的学问（李济、梁思永从美国学，夏鼐从英国学，徐旭生从法国学，虽然他们原来学习的不见得都是考古）。 ------李零《我心中的张光直先生》注4

110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新大陆的例子》（1958）率先提出遗址中的房屋布局与社会组织中的世系相关联的观点，促进了方兴未艾的聚落形态考古学研究。後修改为《古代中国考古学》（1963），他用西方人类学的方法整合中国已有的考古资料，把考古遗址当聚落看，把聚落当社群看，把考古学的“资料”转化为人类学的“现象”，......是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纳入西方学术体系的开创性著作。 112 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最终形成中国青铜时代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整体认识。 张光直先生从青铜器的研究入手，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掌握青铜器的人借助青铜器及其上面的动物纹样，垄断天地交通的手段，也因此掌握了政权。所以他一再强调作为通天工具的一书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巩固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与战车、戈戟和刑法这些统治工具相比。他相信既然青铜没有普遍地应用于农具，青铜时代便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革命造成的。假如当时有一个革命的话，那边是社会组织领域之内的革命。但在另一方面，既然人的劳动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青铜的兵器一方面能在生产劳动力的获取上有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又能暴政既有劳动力的持续剥削，青铜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可是也是真正的、在技术上的突破。（《中国青铜时代》） 113 张光直先生把中国放在东亚、环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考虑，不仅提倡用人类学的、整合的、世界性的眼光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还倡导用中国的材料为研究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做出自己的贡献。 基于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深入研究，他把世界文明分为“连续性”和“破裂性”两种，前何以中国和玛雅为代表，后者以苏美尔为地阿布。在他看来，文明产生所依赖的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前者主要是通过政治程序也即是对生产劳动力的操纵达成的；后者则是通过技术和贸易的途径获得的。（《中国青铜时代》） --------------陈星灿、刘莉《深切怀念张光直先生》

133 相互作用圈理论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亚美巫教底层学说《中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 曹兵武《边缘人的心声》

181 西方学者对夏代问题的保留态度，主要是基于出土文字材料的缺乏。二里头文化从考古学证据上来看，还是属于史前；也就是说它没有文字。西方从不愿意认定二里头是夏代有他们的考虑，而这样的考虑也是出于做学问的谨慎态度。 从夏到商的变化，应该是政治上的变化，也就是朝代更替的变化。朝代更替代表的是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改变。这样的的变化在物质文化上的应该反映在与统治阶级有关的物质遗留，比方说大型的宫殿基址、城墙，以及各种礼器，包括青铜器、玉器等。陶器固然重要，但它属于日常生活用品，与统治阶级较远，不见得会明显地反映出朝代的更替。 186不要把三代考古看做夏商周文明的考古，不要把三代只看成是三个文明线性的连续发展。---应该用“万邦考古”这样的概念来理解三代考古。也就是说夏商周只是万邦中的三个，而夏商周以外还有很多其他集团，而集团与集团之间随时会有变动。 -------------------------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代文化》

201聚落形态settlement-pattern 从聚落形态出发，考古学家可以系统地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组织，并对考古学上的所谓“文化”提出功能性的解释。更为重要的，考古资料中所显现的变迁，聚落形态的研究也可以找出长期内在转化的原因，而不必一定诉诸以前流行的传播或移植的观念。总之，聚落形态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延续性。 ------------余英时《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209苏秉琦先生的理论最重要的提示是各个文化圈之间的碰撞与由此引发的刺激。这一思考的方向毋宁是文化传播论观点。中国考古学曾长期未单线演化论主导。然而人群不会孤立于其他人群之外，人群创造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仅是遵循机械的规律，由内在因素决定其变化的方向，有时只需从别的人群学到的方法，甚至只是一个观念触发的灵感，都会导致反应以至有新的创造，改变了原有生活方式中的某些成分。这种调节与修改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即是文化系统的大幅变化。因此，外在因素的重要性不会逊于内在因素，两者都是促进人类文化演变的动能。 211神祇与祖灵差异 红山、良渚--崇拜神祇 陶寺、殷商--崇拜祖灵 《礼记·祭法》古代祭祀的两个不同系统 祀神必须经过巫觋为灵媒，通天达地以沟通神人之际；祭祖则通过子孙，以孙为王父尸，以表达慎终追远的感情。中国古代，祀神与祭祖两大系统之外，可能还有事鬼的信仰。三者在文化分合之际于周代可能逐？渐有共存融合的现象，但各地仍有其地方的差异。汉武帝时，整合各地各种信仰个，始建构出中国文化中的多元信仰体系。 巫觋信仰，观射父为楚人，其所论可能属于南方系统。 考古学中宗教系统仍有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如占卜传统。殷商是以龟卜为主，骨卜为辅，但在新石器文化中，中原以西以羊骨为卜，东方则以龟为灵物，两个传统如何在殷商融合？殷商占卜，先以贞人为之，后来商王经常自己卜问。这一演变是否意味人王夺取了神权？ 往古代追溯，红山与良渚祭祀中心墓葬的重要人物，是神巫，抑是军事领袖？延续至周代，领袖的功能分化，是否又与族长权威的特性有关？ ----------许倬云《论学不因生死隔》

229 张光直的论著既包括对具体考古遗址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富于对一般考古理论和基本文化模式的讨论。后者的意义往往不限于考古这一特殊学科，而牵涉到文明发展形态以及在研究人类文化时不同学科的关系这些一般性问题。 230在张光直先生看来，商是一个已消失了的历史存在，讨论上也就是对这种存在进行系统发掘和重构。发掘和重构的方法有多种，这篇《通往“商”的五个途径》，就是讲方法的。其中四种途径关系到研究材料及处理这些材料的学科和方法，包括历史文献、青铜器研究、卜辞研究和田野考古。第五个途径是理论模式，其作用在于把零散的资料转化为系统的历史或文化叙事。 （巫鸿）同时研究两个历史，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史，一个是我们自身所从属的学术史。 -------------巫鸿 《张光直师，哈佛，与我》

246 张光直认为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学（“材料主义”--张光直）--片面地以传世文献解释考古学的新发现。 #### 249-250张光直喜欢聚落考古学重构特定地理环境下过去人们行为模式的研究方法 254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首次尝试在现代人类学社会进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下重新梳理中国考古学材料。 不断修正 中国文明起源单线说转变为区系类型的多元理解 聚落考古作为考古学主要的解析单元

在出席以为研究生的博士资格考试后，在张先生办公室里谈到当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拟招请早起中国历史教授事。张先生问我是不是知道什么人，我问他是否能从中国请学者任此职位，因为这样做在哈佛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因此我推荐了李零先生。张先生很高兴，说将好好看看李先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