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tructuralism》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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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那时已经在巴西开始了辛勤的野地作业），观察先于任何逻辑建构和理论概括。民族学首先是民族志。“人类学首先是一门经验科学……结构能否成立，取决于经验研究的结果。”当然，观察本身并不是目的。列维-斯特劳斯开始与经验主义交锋，但它是第一个阶段，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页 -
</原文结束><原文开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在这个时候，雅各布森拼命为文学文本研究的固有特质进行辩护，为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内在一致性的固有特质进行辩护。他希望，语言学允许他成功地把创作与科学嫁接起来，同时他还想亲眼目睹语言学被提升到法定科学的层面。诗语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出发点，因为诗语不同于日常语言。日常语言是由自身逻辑之外的因素构成的，而且它还是以他者为目的的；而诗语基本上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但是这种形式主义事业显然无法与斯大林主义心心相印，而在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正在百般蹂躏俄罗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9页 -
但在知识分子那里，30年代最重要的认识论现象出现在别处。硬科学中体现出来的形式主义与当时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体现在莫里茨·石里克、鲁道夫·卡尔纳普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那里，另一方面体现在贝特朗·罗素为核心的英国剑桥学派那里，体现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维特根斯坦既能与维也纳学派关系密切，又与罗素交情不浅，他1911年就进入了剑桥大学。这些逻辑学家主张，以形式逻辑为基础，运用演绎法，建立统一的语码化科学，并把数学当成一种语言融入其中。逻辑没有具体内容，所以它能提供一个公共框架，从而解释结构的普遍性。维也纳学派总是对语言情所独钟，这是因为，第一个哲学问题总是出现在意义的层面上：逻辑会成为它的工具，语言会成为它的基本对象。这既是逻辑学的冲击，又是语言学的冲击，两者留下的遗产，就是所谓的分析哲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6页 -
尽管卡瓦耶死去了，二战刚一结束，认识论的反思还是随之开始了。这多亏了加斯东·巴什拉，他对大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巴什拉探索了依据下列程序建立科学之科学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尊重法则的可能性问题，正是这些法则创立了科学。于是，对于认识论来说，一个完整的反思领域已经唾手可得。不过，他在人类主体、经验和生命中的投入，必须全盘放弃。在这里，封闭被展示为一种认识论决裂。要想为严格的思想程序开辟道路，认识论决裂是必不可少的。 巴什拉攻击进化论并提出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可以恢复一种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既有发明与创造，又有错误和迷途。在战后一个时期，存在主义大行其道，但巴什拉依然形单影只；尽管如此，他提出的认识论决裂观，后来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路易·阿尔都塞在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时采用并强化了它，米歇尔·福柯也把它运用到了自己的非连续性历史观之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8页
作者: Francois Dosse
副标题: The Rising Sign 1945-1966
isbn: 0816622396
书名: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页数: 512
译者: Deborah Glassman
定价: USD 89.95
出版社: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装帧: Hardcover
出版年: 199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