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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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英国独立到来的是革命的天赋人权论，从罗杰·威廉斯到约翰·洛克等一系列著名思想家都对这一理论予以清晰的阐述。天赋人权论捣毁了哲学对神权的认可，用在民主州里建立民主教会的概念取代了传统的上帝权力绝对论，并在罗得岛和康涅狄格这两个自治政区树立了样板。但是，不幸的是，自由的天赋人权论在新英格兰与提倡上帝权力绝对论的神学纠缠在一起了，这种神学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因此制定了一套绝对的和专制的神权制度，永久地确立了社会的等级制一美国整整用了200年的时间才瓦解了这些教义。从一种自由的政治哲学与反动的神学之间的冲突，从英国独立与英国长老制之间的冲突，生发出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的大多数特点决定了早期新英格兰发展所走过的路程，这是第一编所要讨论的内容。
第二编涉及新的开端，从欧洲移民的原材料开始。他们单独而毫无组织地来到新英格兰以外的殖民地。新的环境给他们留下了直观的印象，18世纪创造了大批的自由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未来100多年的命运。18世纪后期，一些知识分子把法国的浪漫主义理论带给了这些散居的无名的殖民地人。对于一个无中心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如此适宜的哲学，以至似乎为澄清共和秩序的理想提供了一种权威的认可。这是以局部的地方自治原则为基础的共和秩序，也是殖民经验所努力实现的目标。在探讨天赋人权论的平等前提时，这种哲学扩展了正在出现的民主理论，认为人性本质上是优秀的、能够无限发展的，并用这种观念取代了清教视人性为恶的观念。它断言，现实社会的邪恶是邪恶的制度造成的，而非堕落的人性的结果；作为自由民和平等的人，公民的权利和职责就是重新创造社会和政治制度，以便推进社会正义，鼓励人们善行，而非让他们走上邪路。浪漫主义理论走得更远，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和一种新的社会学。由于伟大的向往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所以，据重农派所说，农民是理想的公民，农业便是普遍和独特的财富源泉；所以，国家应该特别重视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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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问题主要围绕着搅乱了民族经验之正常秩序的两次战争：加速了19世纪各种理想之发展的1812年战争，和衡底根除了那些纯真岁月里各种野蛮现象的南北战争。这两次戏剧性事件之间的半个世纪是一个奢华的青春时代，它献身于浪漫主义，像亚伦神杖一样创造了无数奇迹。在南方，在新英格兰，在西部边疆，浪漫主义已经潜入人们的灵魂，踏平了18世纪收割后留下的残梗，荡涤着警觉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单调的现实主义，代之以更诱人的理想。大大小小的革命接踵而至；普通的冒险者走上了罕无人迹的道路：而所有这些为之准备的最终结果则是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它将在后续的半个世纪里征服美国，使之服从于中产阶级的利益。
不幸的是，比之文学罗曼司，经济罗曼司的要求更加迫切。经济梦想随客观需要而来，而在美国新开发的那段日子里，各种经济团体的需要直接导向了对抗性的帝国主义。整个国家的三大地区在利益上的分歧愈加明显。东部正致力于在工业资本主义秩序中发现乌托邦。随着移民蜂拥般地走进工厂，城市的超常扩展和中心化运动开始了，这最终将把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改造成一个城市社会，以商人代替农民，瓦解传统心理。新制造业和新金融业正在使一个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革命所暗示的错位和重新调节，其结果是无人可以预见的。这种新工业主义对南方发生了直接影响。随着纺织工业的政进，对南方新的主要农作物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长期以来以稻谷和烟草为传统农作物的一种农业开始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个新的乌托邦，它以棉花为基础，梦想着帝国主义的蓝图，把布满白色棉桃和黑色奴隶的良田扩展到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岛。南方不再为奴隶制而歉疚，不再希望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奴隶制是一本万利，它就像新英格兰剥削爱尔兰移民那样公然剥削黑人，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则更有人性，更体现了一种父权精神。与此同时，在内陆帝国，一种经济学正在兴起，它对东部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南部奴隶制几无好感；气质上是平均主义的，在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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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源太丰富或太具投机性，以至于个人力量无法利用。资本成了问题，如果筹集不到集体资金，开发就必然缓慢而无成效。国家有必要进一步开垦西部土地，以便保护幼小的工业。公路和运河不可能只服务于某一个体企业；关税和资助只能来自政府的腰包。于是人们对不干涉政策进行了修改，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是：民主国家是托管机构，它代管公民的经济利益；应该保证战略团体循序渐进的福利，因为公民的共同福利取决于这些团体的福利。辉格党纲领所体现的正是对英国哲学的这一修改。
与此同时，在骄横的南方，一种独特的哲学正在奴隶制的特殊条件下兴起，使南方区别于东部和西部经济，最终陷入狭隘的孤立状态。这种哲学公然为自身目的辩护，拒绝法国平均主义和英国个人主义，试图通过现实主义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通过与北方工业主义构成类比而与民主理论协调起来。作为南方精神的最后堡垒，古希腊民主观念把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对抗性原则巧妙地调和起来，这是罗曼司的黄金时代所生产的最罗曼蒂克的理想。它假定中产阶级的开发原则是每一种文明的创造性源泉，提议按照古代雅典的模式以奴隶无产阶级为基础建立一个自由国家。它认为民主只有在平等的人中才是可能的。在迄今出现的每一个社会里，阶级之间必然出现经济不平等，这废除了每一个民主规划。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经济利益之间的致命对抗，而这种潜在的冲突，阶级之间这种根本的对抗，由于工业的兴起而加剧了。非个人化的工资制度使剥削变得残酷起来，无产阶级也被化简为浸透着汗水、吃尽了苦头的野兽。作为诚实的现实主义者，如果我们现在公开承认在低贱和高贵种族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如果我们接受黑人必然的无产阶级地位，最后，如果我们承认主奴之间的终生关系比当代工资关系更具人性这一不明之理，那么，我们本身与其说关注浪漫主义的平均主义，毋宁说关注平等民主的关系概念。可以想象，这种民主能够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
（南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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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实主义以两个先决条件为基础：人是物理意义上的人，除了遵从物质世界的规律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能做。在自然界的冷淡笼罩之下，人只不过是游戏中微不足道的一颗棋子，而这个游戏也没有任何意义与规则。认为统治人类命运的上苍心存恶意，那就是对未曾得到科学证明的人类的宇宙意义表示关心；人类在机械世界的洪流中充其量是一颗原子，或如于尔根所描述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发酵了的食物渣上的泡沫。这种想法明显地阻碍了反抗传统旧思想的进程；如果不是从变化的经济学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的话，根本不会有人去追随这一产生许多不快结论的推理。艺术家的大脑对具体的社会事实要比对抽象的物理原则敏感得多，并且在80、90年代，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这两者都促使思想观念发生巨大逆转，它以爱默生和西奥多·德莱塞二人的思想对立为标志。爱默生是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将文学的“中央集权”下放给地方的圣者。这种分权摧毁了由旧世界难民带来的悲观，表达了对个体、自由和美好的无法言表的兴奋之情，产生了在仁慈和善的秩序下成长起来的后代；而德莱塞则是后期美国的代言人，此时的美国经济停滞不前，全国一片悲观，个人弱小无力，意志消磨殆尽，上帝之子突然间被贬黜为农奴。
奇怪的是，在社会迈出了离开混乱的传统哲学的第一步时，竟然是西部作家第一次充分表达了这一新的精神。加利福尼亚的弗兰克·诺里斯、印第安纳的德莱塞、俄亥俄的舍伍德·安德森和伊利诺伊的马斯特斯、桑伯格、维切尔·琳德赛都想表达在寻求自由和个人尊严的旧秩序下迷失后，美国民众无法抑制的怨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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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贵族的理性主义认为人性是恶的；19世纪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认为人性是贪得无厌的；而新英格兰发生的数次思想革命则有着更清楚的目标，明显区别于美国其他地方。以人道主义为重点的浪漫主义思潮强调人的潜在完美性和人权的平等，在欧洲得以广泛传播，在马萨诸塞也流入了清教戒律为之准备的狭窄渠道，冲刷了占据新英格兰200年之久的思维习惯。清教的巨大影响力一旦与新概念结合在一起，就将赋予这些概念一种知识和情感的统一，这既说明了新英格兰文艺复兴的创造性，又说明了它何以不能在马萨诸塞之外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新英格兰文艺复兴晚不是从法国而是从德国汲取的大部分灵感。它是知识和伦理运动，而不是政治和经济运动，因此与杰斐逊的重农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后者完全产生于美国经济，吸引着从缅因到佐治亚的普通人；前者仅仅根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它的理想主义只对极少数人具有吸引力，他们受过思想的陶冶，接受过伦理教育，性格坚强，个性鲜明，所关心的远比数字重要得多。
不管怎么说，清教徒是以伦理为标识的。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新英格兰走的是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这主要是因为它渴望服侍上帝，尽管与此同时也渴望服侍自身。它的物质生活始终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它听从严格的伦理教导，只满足狭隘的经济需求，其结果，它的中产阶级完全不同于西部的中产阶级，在那里，发家致富的愿望很少受到上天堂的愿望的阻碍。新英格兰早期的名人都是牧师和商人；这两股力量在独立战争之后通过新兴的法律行业联合起来，以父系社会的方式统治没有发言权的自耕农阶级。这些传统领袖们决定了新英格兰政策的两个倾向：一个是伦理倾向，另一个是实践倾向。二者很少能融为一种和谐而有成效的生活，但就大部分来说却能在互不干涉的协约之下相共存，而现行社会理想则随着一种或另一种倾向的暂时上升而打下它的印记。在新英格兰300多年的历史中，牧师曾在两个时期享有知识权威：第一个时期是神权政治初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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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王国中，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旧世界思想的控制。新英格兰自由主义者从欧洲革命学说的宝库中汲取了大量营养，相比之下，从德国唯心主义汲取的营养要多于法国的乌托邦主义。由于在精神和知识上的亲和性，德国对于唤醒新英格兰思想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柏拉图是他们公认的先驱，超验派玄想是他们共同的体验。心存上帝的哲学唯心主义把人提高到了神的境界，把宇宙变成了神圣的爱的圣地一这是一种极具魅力的信仰，尤其是对于那些笃信之人，因此它对于清教徒后代比对其他政治、经济浪漫主义的后代更具吸引力。在旧世界消亡时，它为他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鼓励他们继续进行伟大的探索。
但是，文艺复兴并不仅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移植。法国和英国都产生了影响。在新英格兰，让·雅克早于黑格尔，惟一神教派也早于超验论。文艺复兴是社会的、文学的、哲学的运动。这次运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自革命法国的社会乌托邦理论；来自革命德国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随文学浪漫主义的发展而传播的新文化。分清这三个方面是一回事，努力把它们分开则是另一回事。它们以多种方式紧密相连但又各不相同。它们是上一个世纪欧洲多次革命展现在新世界的不同阶段—一这次运动通过把政治和经济大权从贵族手中转到中产阶级手中，通过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扫清障碍，为整个社会向18世纪前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一伟大运动对于美国自由思想的特殊吸引力就在于国内也进行着同样的革命运动。在新英格兰，中产阶级的时代已经露出了曙光，贵族思想已经土崩瓦解，人们的希望也随之高涨，在这一点上，这里也许比美国任何其他地方更有明显的表现。为了使这个新生的社会更加仁慈博爱，为了使人类具有更高尚的信仰，为了推进社会的正义事业，为了创造一种民主精神一这都是浪漫主义的更深层的目标，它推进了新英格兰的文艺复兴，同时也赋予了文艺复兴温暖的伦理道德精神。但是，这一目标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理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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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到1815年的25年间是惟一神教的萌芽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惟一神教根据新的自由主义原则重新审视了古老的加尔文教教义，用上帝的慈善和人的完美的天平衡量了上帝的选拔和摒弃论，然后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理论是对上帝的亵读和对人类本性的诽谤。也是在这关键的几十年中，传统正统观念的支持者们在积极努力地维护他们祖辈留下的神圣教义。自由主义的发展引起了保守主义的反抗，导致了尖锐的斗争。1805年惟一神教派占领了哈佛学院，1808年加尔文教派占领了安多佛神学院，这些戏剧性事件都是知识和法律界的长期斗争唤起的敌意，给教会留下了一笔非基督教徒敌意的丰富遗产。
“心灵”，钱宁后来在阐释惟一神教派理论时说，“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源泉。”“它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和最初的光亮。”“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可以依存的惟一的上帝是存在于我们心灵中的上帝的形象。”换句话说，惟一神教派改变了加尔文教的思想历程。它不再把人贬低为屈从于上帝的愤怒而卑鄙的动物，相反，它承认能在人类充满爱的心灵中找到一位慈爱的上帝。事实上，这就是一场革命，它播下了超验主义、社会乌托邦主义、唤醒整个新英格兰知识界的种子。
但是，如果说追随钱宁的惟一神教派成员是宗教的自由主义者的话，在其他方面，几乎每二件事情上他们都是保守主义者。在俗人中，对善的热爱被赋予了北方佬节俭的特征，以期使之不会严重干预尘世的实际事务。结果，这种新的信仰的信徒中成功人士多于贫困人士，联邦主义者多于民主主义者。商业利益使得知识分子和重感情的人显得一本正经甚至有些冷漠起来。有一种常听到的说法：“惟一神教徒都是功成名就者。”
在钱宁的思想中，法国浪漫主义和新英格兰理想主义充分结合了起来，再以英国阿里乌斯教思想为补充，渐渐地形成三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上帝是爱，人从本质上是高尚的，宗教是一种高尚的生活。这三种思想成了钱宁的主导思想，同时还贯穿着一种伦理道德精神，这种精神最终以精...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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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总是站在清教徒认为是正义的立场上。尊重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在新英格兰，尊重财产要胜于尊重约翰·加尔文。正是那部冷酷的“债务人法则”导致了谢斯暴动，联邦党教堂的信众记录了这次暴动，但却否认他们的冤情。在马萨诸塞州没有废除奴隶制的呼声，就在奴隶贸易已无利可图时，北方的船长仍乐此不疲……1830年，美国大约有一百多个废奴组织，但在新英格兰却一个也没有。加里森在第一期《解放者》（Liberator）上写道，也许他并不夸张，他在新英格兰比在“奴隶主本人中间”发现了“更加严重的轻视，更加激烈的反对，更加无情的诋毁，更加顽固的偏见，以及更加冷酷的淡漠”。③老一代清教徒的良知可能很脆弱，但他们始终拒绝关心严守安息日和遵守教义以外的事。他们的良知是压制性的，不而不是人道的。他们发现的罪恶都是神学范围内的，而不是社会范围内的。
惟一神教在新旧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随着重点由上帝的愤怒转向了上帝的慈爱，接踵而来的是分裂旧神学利己主义一对人之罪观念的固守一的楔子，同时暴露利他主义的内核。这是惟一神教发现的另一种良知。它欢迎欧洲新的社会思想，在把这些思想运用到美国的现实生活中来时，创造了深刻影响40年代新英格兰的新人道主义。北方佬倔强的天性阻碍了这次运动的发展，但是，清教徒很快就把自己冷酷的神学良知转变为社会良知，这一彻底的改革行为并没有得到传统道德的理解。
超验主义者以清教良知理解和同情完善论者追求普遍正义的热情，但对北方佬的个人主义来说，经济集体主义制度是怪异的，商品共有也是无法接受的。阿尔伯特·布里斯班一这位傅立叶主义的美国信徒，可能会说服乔治·里普利一这位超验主义组织中最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和最没有诗意的人，同意他关于组织的观点，但与无法适应机械制度的变化无常的自由人的关系却非常恶劣。结果，法国制度最后在北美法郎吉而不是在布鲁克农庄完成了伟大的实验，取得了巨大成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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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主义运动产生于思想开放理论，这种思想开放是惟一神论的核心。它标志着新英格兰文艺复兴的繁荣，是新英格兰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召唤的本能响应。这场运动由于被耽搁了太久，所以它的热情就更加高涨。虽然深受法国乌托邦主义和德国神秘主义的影响，它仍然继承了一种契合美国本土并经过长期准备的环境所产生的特征。“实际上”，研究超验主义的权威史学家说，“超验主义代表着人类不可剥夺的品质。从理论上讲，它是人的本能中神性的内化，是植入人类自然法则的一种超自然属性。”①在科学和唯物论打破浪漫主义梦想之前，它是对乌托邦主义哲学的生动阐述，是古老的唯心主义火焰的爆发。它与《独立宣言》中的社会唯心论、动态平均主义的原则相近，但却走得更远，将自己植根于形而上学中，宣称发现了基于人的本性之上的一种唯心论，并为之辩护。
对于熟悉清教思想与基督教体验中神秘主义因素进行斗争的历史的人来说，对早期新英格兰超验思想进行这种好奇的回顾并不难理解。罗杰·威廉斯，对于他的教友来说是一个极其神秘的探索者和神秘主义者，从他那时候起，唯心论就在新英兰格极度贫乏。
不幸的是，波士顿的联邦党主张旧的教条主义；关闭了民主主义梦想的大门。惟一神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打下了联邦主义的烙印的。它不能逃脱枯燥乏味的惟理主义和相当狭隘的保守主义；结果联邦主义取代了自由主义，成为了新的正统思想。我们可以引用爱默生的名言，“波士顿惟一神论的苍白否定”几乎没能为超验主义理想提供任何营养的滋润。
然而，惟一神论怀有一种新的信念，即便不存在于它的哲学中，也存在于其理智的态度中。“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其属于洛克学派，这一学派抛弃了天赋人权论和与之类似的思想教会中的柏拉图派名人从未学过信奉惟一神论。”但尽管经过了18世纪的“培养”，也正因为如此，惟一神论才变成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自由主义运动。它是世界革命的一个局部缩影，是波士顿为瓦解过去和准备未来而做出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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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的新接触产生了直接和创造性影响，强化了这些叛逆知识分子们的早期柏拉图主义思想，并为其提供了证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超验主义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哲学，是一种预言而不是理论，是确定的而非怀疑的。在德国它找到了对自身信仰的确认，而不是重新审查它的基础。信仰高于形而上学，如果形而上学缺乏本应支持其地位的洞察力，诗意的渴望就将满足超验思想的需要。他们在哲人为他们论证之前就已经找到了上帝……德国哲学反击当时流行的伏尔泰和孔狄亚克的怀疑主义，基于洛克的感觉主义，以精确的辩证法为人对上帝和人的信仰一神性存在于自然与人的灵魂之中的信仰—提供佐证。这种经历决定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发展。康德的形而上学，雅可比的神秘主义，费希特唯心的自我主义，施莱尔·马赫的超验主义—德国精神复兴的新信条一这些都是新英格兰知识分子渴求的真理的甘露，他们积极地接受，从不怀疑其充足性。
实际上这种新超验主义信仰是良知与意愿的美化。它是被旧唯理主义推翻的那种思想的重新发现，它最终在神秘主义的自我中心的世界土创造出来，在那里，上帝的子民沉浸于自己的神性。惟一神论者已经宣称人类本性是美好的，超验主义则认为是神圣的。他们赋予人性以巨大的潜力，使其成为全能上帝的居所，发现了埋没于人们称做本能的上帝之音的秘密，拒绝听从任何其他拯救这种内在上帝之声的要求。随着信仰的衰落，人们可能否定他们神圣的本性，然而神性并没有被毁坏。最大的奇迹是每天每个人灵魂里上帝的再生，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个行动都是一个新的奇迹，信仰、希望、信任伴随着人类所有的探险旅程。
尽管是唯心主义者，但他们不可能逃脱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们的现实一他们必然要介入制度，法律、社会和国家。他们对上帝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恺撒的兴趣，发现不可能分清往往相互冲突的忠心。当恺撒向他们强加意志时，当要求他们遵从他们并不赞同的法律而危及他们的理想时，他们就不承认他的权威，悄悄地走自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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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自然和理想的共和政体的本质的思考中经常出现在他头脑中的一个课题—他表明我们应该把超验政治理论称为与理性无政府主义极为类似的一种理论。孟德斯鸠和约翰·亚当斯等政治思想家发明的机制，以监督和平衡来保持现状，他都会抛入水中。他不依靠宪法和复杂的强制主权，而坚持建立共和政体的基本和必要原则，即善意的原则。
爱默生与杰斐逊一样反对强权统治 支持农耕秩序而反对工业秩序
最小化国家的原则，个人的神圣权利原则，农业生活的完整性原则中，在他对社会正义、贫穷和受剥削者的关注中，爱默生证明是浪漫主义的18世纪的后代，循着自己的超验道路找到了前人梦想的乌托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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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逐一权衡新英格兰主义、保守主义、超验主义和激进主义这几种观念，最终选择了怀疑论。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注定无法改变社会信仰。因此，他总是提醒自己，既然是时间和经验创造了我们所见之人类，那么也只有时间和经验才能改变他们。保守派似乎已达成了共识，因为他们正在寻求维护迄今已得到的成果；但改革派也不是没有必要存在，因为在一种狂热信念的驱使下，他们已在伺机赢得新的战利品。无论保守派所奋勇保卫的成果多么值得保卫，也无论改革派所强烈追逐的目标多么值得费心，它们都牵扯到理性主义可能令霍桑产生怀疑的问题。总体来看，霍桑相信他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道德世界。若确实如此，那人类的主要工作和首要问题就是满足伦理道德的需要。
可是，尽管思想中存有激进因素，霍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任何哪个具体的激进主义流派产生浓厚兴趣。他经常被认为是一名超验主义者，与皮博迪家族的关系和在布鲁克农场的实验都证实了这二说法。然而在思想感情上又毫无迹象表明他属于这一派。超验主义的一些极端思想令他反感，而绝非使他着迷。政治和形而上学理论也无法激发他的兴趣。当时的两次革命，法国浪漫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也没有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在所有变更中，霍桑保持了早期加尔文教许多关于生命和人类命运的观点。尽管名义上信仰一神论，但实际上霍桑并不赞同钱宁所谓人类完美无缺的论断。他非常怀疑超验主义者所宣扬的凭直觉找到上帝的说法。在他看来，人类既然可能是上帝的孩子，也同样可能是魔鬼的子孙。或许经过二个长期不确定的过程后，人会变得比现在更有绅士风度，但目前事实就是事实一人类灵魂，即使不是嫉妒邪恶，至少也符合用来描写恶魔的词语：冷酷、自私、恶毒。霍桑怀疑超灵的内在存在，因为从宇宙的精华一人类一身上无法证明超验主义的观点；没有人能够充分体现爱默生所表达的乐观主义。作为一名过于清醒的理想主义者，霍桑不能理解深藏于超验论核心的神秘主义。对于急切盼望除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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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个浪漫主义者难能找到一个比塞勒姆更好的风景去激发勇敢探险的意识，然而，霍桑却对周围的罗曼司视若无睹，而用了3年的时间去17世纪寻找海斯特·白兰。像霍桑这样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为何对于新市场上繁忙的货轮熟视无睹，反而迷上了一个幽暗、一半虚假的世界呢？为什么还从现实的角度审视那里的杂乱景象呢？仅仅是为了思索一个陈旧的通奸故事，把它与理论上的原罪纠缠在一起吗？惟一的解释就是霍桑关心伦理道德远远超过浪漫主义的价值观，以至于对原罪比对罗曼司更感兴趣。远离现世的时空是为了孤立问题，剥去外壳，还其本来面目，赋予个人行为以普遍意义。因此，孤立地看，海斯特的罪孽象征着使人永不翻身的原罪。怪异的误解几乎毁了希望——对像奇林沃思那样冷酷、自私、恶毒的人来说，更是致命的毁灭。
人物气质与客观世界的格格不入既是霍桑艺术上的成功也是缺陷。他真的完全依据清教传统而选择了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于生活在清教传统下的人来说，他会完全沉浸于思想本身，长期省察人类的原动力，这是很自然的事。对原罪的关注使清教徒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心理学家，怎样才能查明人的灵魂的神秘动力，暴露罪恶的一面呢？霍桑只是继承了前人乔纳生·爱德华兹关于大觉醒的心理诊断一一研究原罪在人类意识和性格上的反映。这决定了他的主题朴实无华，霍桑主题的一致性是高于一切的。当然，他所涉及的病理现象，正如爱德华兹笔下的现象一样都是病态的。不同于清教，他的创造是狂热而不真实的。他永远都在描写阴暗面，而且知道他一直在这么做。这种认识使他永远怀疑和不确定，由此产生了自我怀疑。在训练自己去展现原罪而不是犯罪，创造源于罪恶的浪漫主义作品时，他遇到很大压力和困难。
阴暗面本来就存在于他作品的主题中，因此滑向象征和讽喻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他情感生活的狭隘和有限的同情心也决定了这一点。他作品中气氛冷清，并不完全是由于严格的艺术限制，感官想象的约束和禁止，也由于知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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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匆匆而来的崭新的日子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再去研究自然法则的抽象理论、平均主义的民主制度或是地方家族的规则了。在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中，这些遗迹被搁置不理了。杰斐逊、林肯、卡尔胡恩和史蒂芬斯的古老哲理被扫进了垃圾堆，而汉密尔顿和马歇尔又复活了。被打败的不止是奴隶制，还有关于分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古老梦想。传统原则最后的一个避难所也被摧毁了。国家沿着一条无可置疑的、一视同仁的团结道路匆匆向前。这就是把中央集权国家的庞大权抛到了新工业主义者的手中。这场革命将吞噬成熟的浪漫美国，吞噬她高贵的文学理想，也包括她的民主政治理论。在杰·库克和康默多·范德比尔特的世界里，超验主义的梦想如同大种植园经济的梦想一样没有希望，必将失败。它的处境甚至更加悲惨，因为它甚至不会给人留下一个悲惨的回忆，不可能用覆灭的希望再编织新的浪漫。爱默生在康考特如同洛威尔在坎布里奇，吉尔默·西姆斯在查尔斯敦一样落伍。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那些梦想，忙于勘察它们未来即将征服的土地。而这个时代和这些梦想是由中产阶级控制的。在这个生机勃勃的王国里，从粗糙而博大的浪漫主义中最终萌发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它在寻求重新评估新美国的价值，发现是否还有其他哲学来取代在内战浴血奋战中已经覆灭的这些哲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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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方面受到不同经济集团的不断监督，同时又逐渐开始接受不同的解释。从杰克逊派的角度讲，民主意味着政治平等主义；从奴隶经济角度讲，民主意味着希腊民主；从工业经济角度讲，民主意味着剥削的权利。它交替为每个新主人服务。杰斐逊主义原则一一视民主为人道的社会秩序，服务于共同福利一已经失去了目的性，当这种倾向受到第三党派钳制的时候，民主的表白就变成了一层薄薄的遮盖物，在它的下面，过去的阶级冲突愈演愈烈。在内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民主受到中产阶级的监督，他们忙于建立一种财阀统治，早期运动的主要思想蒙上了中产阶级的色彩。向善的社会进步思想曾是人类完美信条的花朵，逐渐地被解释为不断带来利润的物质扩张；民主思想逐浙被解释成利用整个政府为少数人牟取私利的权力。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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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建筑和内部装饰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模式可言，这一点其他领域无可比拟。就这一时期的建筑物而言，俗不可耐的颜色是镀金时代再好不过的佐证了。到80年代末，完美的殖民地时代的技艺传统已丧失殆尽了，建筑师开始重拾一种对历史风格的愚蠢追求和探索。复古之风一阵接一阵地刮来；希腊式和哥特式复兴标志着建筑这门高雅艺术的衰落。到这股复兴浪潮真正地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建筑才最终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美式风格一一种表现自由民主国度的风格。但它却被后来的美国民众视为一种文化破产的征兆和证明。它是竖锯和使用褐色石头修建房屋正面的黄金时代，是阳台像蜘蛛网一般环绕房屋的黄金时代，也是双重斜坡屋顶、圆顶和柱廊的黄金时代。浮夸的线条和多余的点缀破坏了建筑结构的整体性，俗不可耐的装饰夺走了质材之美，打破了难得的建筑平衡。一种对乏味和刻意幻想的放纵，因为受到缺乏结构线条感受的限制，因而使想象更缺乏创造性，建筑开始堕入偷工减料的层面，低俗的建筑品位也走到了尽头。
随着贵族文化日渐消失，早期文化的一统天下日益崩溃。有三股不同的文化动力保留了下来，但要把每一个个体纤维都有机地编织进整体却决非易事：一种堕落的联邦主义文化占据了新英格兰的主导地位，而新英格兰的主张无论在哪里都是备受人们尊重的；另一种是来源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会理想，曾启发了许多个人理想主义者；与此同时，还有充满活力的边疆个人主义，它深深植根于那个时代的心理。在不同的动力背后，仍然存在着另一种可以将前者弃置一边的力量，只它为正在崛起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式一一种都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文化。在其广大繁荣的商业内部创造、一种标准化的中产阶级处世观和行为规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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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40年代的极端精神。当人们开始倾向拒绝对国家的空头支票俯首听命时，当左翼废奴主义者开始用各种办法融化美利坚合众国时，超验主义者声称法律无效。极端精神来源于杰克逊主义者的反抗，而且它每天都有新鲜血液补充，这表明启蒙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前提越变越多、欧洲的革命精神越来越深入美国。在这些不平静的岁月里，惠特曼的计划开始孕育。《草叶集》于1855年第1版问世之前，其影响已经崭露头角，他早期的观点也渐渐形成，加之诗中抒发的激情，尤显大气。这些影响既有50年代感情主义的味道，也有超验主义的一元论的思想，还兼备问世不久的科学运动气息。整体来说，也许《草叶集》是他第一部韵味深刻的作品，含有模糊的又略带冒险精神的乌托邦色彩。它刺激了惠特曼满腔异端的非传统的坦率本性，鼓励他抛开所有奴役着美国思想的清教道德伦理的禁忌。那震惊了他早期读者的粗犷的自由主义，对惠特曼本人也是独一无二的。撇开一些朴素的观点不谈，他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主义表达方式连同《草叶集》，都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同，因为二者都是坦率地反对50年代繁荣背景的异端。
惠特曼不但由衷接受了爱默生，还接受了黑格尔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在他们的帮助下，他饶有兴趣地分析事物核心，发现了一种内在精神实体，那就是在外部表象之后还有一种更持久的本质。他在寻找精神食粮，特别当卑鄙丑陋将他团团包围时，令人困惑的生活矛盾再也不能骚扰他了。如果人真的能完美的话，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孩子，哪怕还很年幼，他的未来将多么的辉煌、荣耀；假恶丑终会消失，真善美将会永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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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作品不可避免地以悲剧结局，但作为这些悲剧基础的自然主义哲学打乱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念，就像路德维格·路易索恩所说，它“已使传统的悲剧原则完全过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当一个品质高贵的英雄人物肆意违反了永恒的道德规则，受到了因果报应惩罚的时候，悲剧便产生了，如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但它呈现出两种情况：（1）外部不可易的道德规则；（2）主观意志的存在。这些都是自然主义者所拒绝接受的。试比较哈代：
很清楚，人类行为中的自发因素占很小的比例。个人行为与人物性格相统一，其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复杂难控的原因所致。更明了的是，在所有道德价值中，绝对正确的只有那么很小的一部分。因此，那些悲剧中犯罪的根本动机既来自人自身，又来自外部因素。自发的违背永恒的道德准则被看做是最
没有目的性的，因为不管是外部不变的道德准则，还是没来由的意志力，在我们所察觉到的世界上都是找不到的。①
自然主义的悲剧性在于我们思考人和人在世界中的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完整性和惋惜或讽刺。
自然主义和传统美国性格
美国性格中最明显的特质就是清教主义和乐观主义一处于道德法则中最高地位的信念，相信这是人们在头脑中描绘的一个理想世界，历史将做出解释：前者在传统意义上是英国的，而后者则是新世界经济一地方分权社会的产物。消极的决定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于个人遭受社会压力的情绪中。社会复杂性产生出被各种强大的不可抗争的力量所强制管辖的情感。这其中既有外部力量，也有内部力量：环境或社会机器；遗传或生理结构。渺小的个人意志的重要性的全面降低在拥挤不堪的社会中发生了，随之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哲学思想和心理学。如东方的宿命论和极乐世界的梦想。宿命论哲学被加尔文教首次在英国人中广泛传播开来。宿命论是异邦思想，是在罗马管辖与堕落压制下精神的最后宣泄。奥古斯丁鼓吹人是有罪的，人是注定毁灭的。旧世界的信条被带到美国，在这里严格管制是行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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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把清教革命基本上看做有能力的中产阶级的一次叛逆并没有错。中产阶级逐渐增长的贸易利润要求更大的自由度，而这是家长式的国王和拥有土地的贵族所不愿意给予的。
中产阶级对现代世界的重要贡献是对两个制度的极大促进：即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府的议会制度。从清教的人才管理观念产生出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这种伦理用资本主义惟利润的生产原则取代了中世纪惟消费的生产原则，从而为中产阶级的剥削提供了依据。而从维护个人尊严的观念产生出对商人之自豪感的认可，使他能够直面专横的贵族。富裕的商人自诩为上帝之子，自以为在为一个更加自由的英格兰作战，因此，在匆忙行动的保王党的眼里决不是险恶可怕的敌人。在清教运动发展成极端的独立运动、被宗教激进派接管之前，伦敦的议员们是这场运动的骨干；而在其发展的中途，长老会派则将其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中产阶级当中普遍传播开来。但在解开传统的社会纽带的过程中，清教运动激发了人们的向往，这种向往最终证明是敌视中产阶级的发展的。它造成了严重的党派分化；把社会底层和贵族与中产阶级分离开来；并缔造了此后直进行议会斗争的主要政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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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学争议中产生出来的三个教派，即圣公会派、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主要因广泛的社会分裂而起，并大体上与后来分化的政党相一致，即托利党、辉格党和民主党。托利党坚决捍卫教会和国家的绝对原则。它代表教主和国王的利益。它在数量上占英国人口的大多数，它的领导者都是英国的世袭统治者，而主导思想则是封建的统一精神。托利党认为，社会秩序，即黎民百姓对统治者的忠诚，只有通过政教合一才是可能的。臣属的公民既生于教会又生于国家，在精神和世俗两方面都应该忠实于封建领主。权威，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权威，都源于神，教主和国王都是上帝授意的，他们的管理只对上帝负责。辉格党是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妥协的产物。它用选举管理原则取代了君权神授说。它拒绝接受绝对的等级制，而转向刚刚从日内瓦引进的制度，这个制度保留了国教原则，但把教区交给了长老会，其成员由俗界推举的最聪明的优秀分子组成，由教会法院授予他们决定教义和戒律的终极权威。它主要获得了伦敦市议员们的支持，也拥有大量的乡绅追随者。该党派在发展过程中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融会在一起，把天赋人权论仅限于财产权，为后来皮特的辉格党党义或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民主党在精神和目的上或多或少自觉于民主，表达了社会底层新近觉醒的向往。大量叛逆的个人主义者不想接受主教和长老的统治，而愿意与志同道合者联手，建立地方自治的教会。他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保罗的教海，“从他们当中走出来，主说，离开他们，不要触碰不圣洁的东西。”他们断言，那才是惟一真正的教会，与罪人断绝一切往来，拒绝二个罪孽深重的国家的权威，所以，他们自称分离主义者（脱离国教者）。
显然，分离主义是整个清教运动的极左翼，力主探讨宗教改革的革命前提所导致的一切逻辑推论。这是在“全体信徒分享教职”的教义中蕴涵的个人主义福音的终极表达。其非世俗的真诚就如同非世俗的经典权威论一样毫不妥协。由于没有在圣经中找到证据，所以，它拒绝既定的...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