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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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自武宗以后,始终不能出现盛世,主要的原因,即在君权与相权的对立未能发生制衡的作用,反形成尖锐的争夺。而争夺之起,实起于世宗,以杨廷和定策拥立的功劳,不能对大礼有所主张,终于被黜;以夏言首辅的地位,罢官以后竟不能保其首领;以徐阶的委屈调护,明知其贤,而任其屈于奸嵩之下多年。世宗不但剥夺相权,而且蔑视相权。凡此事实,对于一个重视利害关系的人来说,会激出这样一个结论:君权与相权没有调和的余地,唯有独断独行。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而且他做到了;但是,他本事再大,不能说死后还能控制神宗,以致终于不能免身后之祸。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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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宗宪到清末的李鸿章,这一型的人,背景复杂,表现突出,实为历史的重心;论品格在正邪之间,论做事在功过之间,虽为功名之士,实为社稷之臣。此辈性格上最大的特征,就是重实际,善因应,平心而论,他们的许多令正人君子痛心疾首的行径,实为不得已,因非如此,不能获得必要的权力以畅行其志。胡宗宪阿附严嵩、献媚世宗,即应作如是观。
胡宗宪是安徽绩溪人,进士出身而以州县起家,擢为巡按御史,由宣、大移浙江。赵文华督察防倭军务时,张经、李天宠不买他的帐,而胡宗宪跟他倾心结交,因而得以排去张、李,为浙江巡抚。在浙江十余年,苦心与倭寇及汉奸汪直、徐海周旋,威震东南。最后因勾结严嵩及贪黩的罪名下狱,自裁于狱中。
《明史本传》叙胡宗宪的为人,“多权术,喜功名。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又传赞论其人:“宗宪以奢黩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遗患更未可知矣。”实为持平之论。因此,他被遣时,东南士大夫,以见闻较切,深知胡宗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力御外侮之功,颇有人为其上书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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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一个皇朝在统一四海、与民休息之际,能出一个好皇帝,就必有一段太平盛世出现;而此皇朝,亦就靠此造成太平盛世的深仁厚泽站住脚,享国至数百年之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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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野获编》记:“本朝以火器御虏,为古今第一战具,然其器之轻妙,实于文皇帝平交趾始得之,即用其伪相国越国大王黎澄为工部官,专司督造,尽得其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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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是主张迎复最力的一个,此时以吏部尚书的资格,代表群臣发言:"上皇蒙尘,理应迎复,乞必遣使;勿使他日悔。"话中的意思其实很婉转,但就表面听来似乎很率直,景帝颇为不悦。
他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何复作纷纭?"群臣不知所对,因为景帝得失之心太重,不知不觉地又误会王直等人的意思,以为迎上皇归来,是在复位。这时于谦从容陈奏:"大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景帝是最信任于谦的,有此保证,意始释然,连声答道:"从汝,从汝!"
其时景帝面前最获信任的太监,名叫兴安。兴安不知是受了景帝的指示,还是自己有所见,别生枝节,在文华门外厉声质问:"公等欲报使,孰可者?孰为文天祥、富弼?"王直大怒,厉声答道:"是何言?臣等唯皇上使;谁敢勿行者?"兴安语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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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与可汗自祖宗和好往来,意甚厚。往年奸臣减使臣赏,遂失大义,遮留朕兄。今各边奏报,可汗尚留塞上,杀掠人民,朕欲命将出师,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杀朕人,朕亦杀可汗人,与自杀何异?朕不敢恃中国之大、人民之众,轻于战斗,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将各路军马约束回营,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賫书币达可汗,其益体朕意,副天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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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等见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为游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问太后、皇上、皇后俱无恙。又问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将有衣服否?"实等对曰:"往使者,皆不得见天颜,故此行,但拟通问,未将有也!"实等乃私以所有糗饵常服献。上皇曰:"此亦细故,但与我图大事。也先欲归我,卿归报朝廷善图之后,倘得归,愿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实等因问上居此,亦思旧所享锦衣玉食否?又问何以宠王振至此,致亡国?上皇曰:"朕不能烛奸,然振未败时,群臣无肯言者,今日皆归罪于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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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曰:"非削也,太师马岁增,价难继而不忍拒,故微损之,太师自度价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为之,事露,诛矣。即太师贡马有劣弱,貂或敝,亦岂太师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为盗或犯他法,归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为?贡使受宴赐,上名或浮其人数,朝廷核实而予之,所减乃虚数;有其人者固不减也。"也先屡称善。善复曰:"太师再攻我,屠戮数十万,太师部曲死伤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师好杀,故数有雷警。今还上皇,和好如故,中国金币日至,两国俱乐,不亦美乎?"也先曰:"敕书何以无奉迎语?"善曰:"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信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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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就是球,起于汉武帝时,至唐朝演变为马球,为神武门禁军的军技,也是一种很高贵的运动,王公勋戚,无不好此,仿佛如今的高尔夫球,非此不足以显身份。五代以后,马匹稀少,所以到了宋朝,变为蹴鞠,由马球化为小型足球,同时普及民间,里巷中皆有球社。鞠之亡亡于明初据此则知景泰间犹存遗风。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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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石之乱并未酿成大祸,平心而论,锦衣卫侦伺刺探之功不可没,但亦因此将锦衣卫破坏司法制度的弊政,愈益深刻化。成祖的重用太监,启宦官干政之失;英宗的重用锦衣卫,又启暴力压制之渐。厂卫如能相制,祸犹不烈,末世厂卫相结,狼狈为奸,排击正人,天怒人怨,终于亡明。因此,英宗朝锦衣卫官员权力的扩张,亦为研究明史所必不可忽视的一大关目。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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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士风,在宣德以前,醇谨自守。宣宗开讲学之风,于是而有世称“薛夫子”的薛瑄,为上接两宋、下开阳明的一代儒宗。士风之坏,坏于成化后期,不痛不痒、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政局,正人去位,奸佞塞路,读书人建言则不听、求用则不可,士风就会流于夸诞尖刻。当时吴中的狂士,恶礼法,纵酒,不事生产,如祝枝山、唐寅、张灵之流,就是在此时代背景下,有激而然。士风到此地步,离乱世已经不远,而矫正之道,只有当政者返求于己,任贤远佞,扫开乌烟瘴气,现出清明气象,让夸诞尖刻之辈,不忍作何苛责;即作苛责,亦不能令人发出共鸣作用,则自然销声匿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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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此人与魏忠贤不同,魏不识字,刘则“颇通古今”。有其主必有其仆,反言之,有其仆必有其主,蹩脚皇帝用的险恶小人亦是蹩脚货,魏忠贤如在正德年间,一定不能那样子权势熏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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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的设东西官厅于禁中,操练边军,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好玩,所以服戎华丽,不切实用,所谓“过锦”之锦者如此:
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贵者三翎,次二翎毛。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喜甚。
此黄罩甲、天鹅翎,即清朝黄马褂及花翎的由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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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一死,以媚世宗起家的“大礼仪”主角桂萼,首攻阳明,于是复以程、朱为正学,心性空疏、无裨经世致用之学复昌。东林君子,遇见小人,一筹莫展,弄到头来,不过成了为天地留正气的烈士,苛刻而论,无非独善其身。如果东林君子不薄阳明,重视“致良知”之说,使吾心与外物贯通,理论与实际一致,如照阳明应付许泰、张忠的方法来对付魏忠贤,换句话说,多能像黄尊素那样,局面必不如此之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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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所谓“庚戌之变”,其“辛巳,进犯京师”,已侵入东直门御厩,抓了八个人走,“不杀,缚之见俺答,踞坐毡帐中”,命俘虏携带书信回朝。俺答信中要求“入贡”,也就是通商。于是世宗召见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有这样一段发言纪录:
世宗:“何以应之?”
严嵩:“此礼部事。”
徐阶:“事虽在臣,唯上主之。”
世宗:“正宜商议。”
徐阶:“寇驻兵近郊,而我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宜权许以款,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
世宗:“苟利社稷,皮币珠玉,皆非所爱。”
徐阶:“止于皮币珠玉则可,万一有不能从,将奈何?”
世宗(悚然):“卿可谓远虑。”
徐阶:“请以计款之,言其书皆汉文,难信,且无临城胁贡之礼。可令退出大边外,别遣使赍番文,因大同守臣为奏,事乃可从。往返间,四方援兵,计皆可至,我之战守有备矣。”
世宗对徐阶的建议,深以为然。就拿他所定的原则,交群臣集议。兵临城下而宰相诿责于礼部,幸好徐阶还能侃侃陈奏,拿出主张来,总算有了退敌之计。从此,世宗对严嵩不免轻视,而徐阶亦更见重。当然,严嵩心里有数,深忌徐阶,多方离间倾害。但徐阶不是夏言,棋高一着,经十几年的周旋,终于击败严嵩父子,然后“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然后始有戚继光与潘季驯的畅行其志。换句话说,没有徐阶就没有张居正,没有张居正就没有大败倭寇的戚继光与治河名臣潘季驯。如果依旧是严嵩当国,可能明祚不会再延长八十年之久。此中消息,应为治明史者不可轻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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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杀谏臣,自此(明世宗杀杨继盛)而始;反激排荡,致使言路趋于偏激,由意气而戾气,国亡始息。说严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为过。然而此养奸纯出于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国之君,乃有亡国之臣,于此又得一明证。
读史所可安慰的是:“公道自在人心”,确为颠扑不破的名言;杨继盛身后享名之隆,古今言官第一。做官原是件义利并取而不侔的一件事,宰相既富且贵,名利双收;疆臣起居八座,煊赫一时,只要所作所为有利于国计民生,个人私欲如何,固可不问。但唯有言官,只许以名,不许以利,因此有志于做言官,固不妨以获大名自期。就此意义而论,杨继盛得报不菲:北平数百年古都,多少名公巨卿的园林归于瓦砾,而杨继盛的故宅巍然独存,那就是北平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