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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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绪言 历代的木刻画家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他们从来不曾被当作过“士大夫”阶级的画家，他们始终被视为一种技术工人，以他们的劳动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他们最初和刻字工人似乎是不分家的，有插图的书籍，其中木刻画也就是由刻书工人们兼任镌刻的。[]但许多流行的大量生产的年画、神佛像（纸祃）等刻工，似是另有专门的作坊组织或团体的。 今天的年画刻工也大都是和书籍刻工完全分了家的。我们也可以想象：宋、元刻图的人则未必是另外一批人。宋代的书籍刻工总在每页中缝表明字数，并署名于页的下端，这大约是为了便于计算工资用的。宋代的《碛砂藏》在每一卷的扉画上总是镌刻着木刻者的姓名，但同时也有镌上画家姓名的。[2]这又可证明当时在书籍插图上“画”与“刻”是分工的。中国古代的工人很早就有“行帮”的组织，而且组织得相当严密。宋代刻工们就是有组织的，他们似是家庭式手工业作坊，那技术是不大传授于“行帮”之外的，甚至有“传子不传婿”之说。不过，大多数行业是招收外姓学徒的，但须经过很严格的手续，如拜祖师、拜师父。这些“行帮”组织，除了家庭关系之外，地方性也是很强的，几乎某一个行业都是由某一个地方的工人所独占。在宋代，书籍和木刻画的刻工主要有临安、建安和四川等地。[3]同时，在金代主要的刻工则都集中在平阳府。[4幻在元代，除了杭州、建安二地继续发展下去之外，大都（即北京）也成了刻工的中心之一。5]在明代，则北京、南京、建安、杭州、苏州等地均是书版和木刻画的镌印中心。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之后，徽派刻工异军突起，一时蓬蓬勃勃，势力大盛，大有压倒建、杭及南北二京之概。徽人素善于制墨，在万历初，程、方二家尤以大量制墨起家，与文人学土们相结合。[]制墨必需墨范，范必需图形。那些图形，必已有长久的历史，无非是陈陈相因的式样。但到了程、方二家，则除了精选墨料之外，还延聘了有名的画家们像丁云鹏（南羽）等作画，有名的文人们题词。那些... (查看原文)

  彦子白 1赞 2024-05-10 10:37:01

• 一、绪言 清初，苏州刻工朱圭，尝为画家刘源刻《凌烟阁功臣图》。[3]在那部书上，他自己附镌着一幅广告道：“圭世儒业，家贫未就，苦心剞劂，将托于当代之善书画者以售其末技。戊申秋，伴翁刘先生以凌烟图授梓。圭窃幸得附先生之后，庶几骥尾青云，荣施简末，以正当世，知者其毋哂焉。吴门朱圭敬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告白，这足以代表许许多多木刻画家们说话。戊申是康熙七年（1668年），他那时很年轻。又过了四十多年，他成了皇室雇用的镌刻画家，刻了《耕织图》和《万寿盛典图》二书。[4]《万寿盛典图》是一部长篇巨帙的东西，决不是一二人所能镌刻，想来是由朱圭领导着一批“吴门”刻工们集体刻成的。雍正、乾隆以后（1723年以后），木刻画家的著名者几于无闻。但他们却仍在不声不响地大量地创作着、生产着。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等地的年画作坊，不断地印行着为广大人民所需要所喜爱的故事画、吉祥画、风景画等。[5]他们具有很雄伟的气魄，能镌印小幅的工笔画，也能创作大幅的木刻画。明末清初所镌的一幅《华藏庄严世界海图》宽132公分，长120公分，镌工署名为“旌邑鲍守业”，]这是徽派的木刻画家之一。创作的时代是“丁未”，大约不会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而当是康熙六年（167年）。因其作风已达到异常精巧之境，乃是崇祯朝的最高古典派作风的 继承者，而非万历中期的浑朴一派的作品。且不署“年号”只写“甲子”显然是明末遗民的习惯。他的两幅杰作是今日所见到的篇幅最巨的单张木刻画，尤其是另一幅《西方净土图》所有150多个佛、菩萨像和所有附属的建筑、用具，所骑的狮、象、宝座等等变化多端，而又同样具有一式的端正秀丽的风格。这虽是一幅佛画，却可成为不朽的木刻画之一了。还有门神像和四五尺长的大木刻画的楹联饰绘，也是出于年画作坊的。他们虽很少自己署名，却是整个村、整个乡、整个镇、整个坊区的集体生产、劳动的成就。他们常是以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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