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记忆的痕迹》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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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之间存在显著的行为学差异，但无脊椎动物内隐记忆存储的一些机制在几十亿年的进化中一直是保守的，脊椎动物的外显记忆存储用的也是这些机制。虽然伟大的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在我科研生涯的早期曾叮嘱我不要为了研究黏糊无脑的海生蜗牛而放弃前途光明的哺乳动物脑的研究，但现在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记忆的一些关键分子机制是所有动物共享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1 突触保留了我们最美好的记忆 ／304 -
当我在精神分析与生物学研究之间做出抉择时，我最终选择了生物学，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及其前身学科哲学，都把大脑视为一个黑箱，一个未知之物。这两个学科并不直接对大脑进行研究，无法解决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而研究大脑正是生物学已经开始在做的事情。通过研究最简单的有机体的缩鳃反射，我们认识到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事实上，它们互为补充。神经环路的解剖图谱是康德式先验知识的一个简单例子，而神经环路中特定连接强度的变化则反映了经验的影响。此外，与洛克熟能生巧的观念相一致的是，构成记忆基础的这种变化是持久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4 突触随经验而改变 ／212 -
精神分析学派出现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维也纳，是一种全新的关于意识和精神障碍的理论。直到20世纪中，这种无意识心理加工理论带来的兴奋感都在持续升温；精神分析学也从德国和维也纳传到了美国。 …… 但是到了1960年我开始精神病学的临床实习时，我的热情减退了。我与实证主义社会学者Denise的婚姻，和我的研究经历——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Harry Grundfest实验室，后是在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Wade Marshall实验室，都使我对精神分析的狂热趋于平静。在我仍然非常钦佩精神分析关于意识的丰富又敏锐的观点时，却失望地在临床中发现精神分析的作用几乎无法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验证。我也对哈佛的许多老师感到失望，还有那些忽视人文思考进入精神分析领域的医生，他们对科学毫无兴趣。我感觉到精神分析正在退回到一个非科学的时代，同时也把精神病学带回那个时代。 在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病学从一个与神经病学相关的实证医学学科转变为一个以精神治疗为中心的非实证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学院派精神病学放弃了原有的生物学和实验医学的根基，逐渐变成一个治疗性的学科。这样，它就完全不考虑实证或者心理活动的脑机制。相反地，在这个阶段，受到从生物化学到分子生物学的还原论的影响，医学却从一门以治疗为中心的人文学科转变为治疗科学。在医学院的时候，我见证并感受到了这次革命。那时我虽然无能为力却很清楚精神病学在医学中的特殊地位。 精神分析使用自由联想与合理解释的方法检查病人的心理状况。弗洛伊德教导精神分析师认真倾听病人的谈话，并且学会敏感地发现病人谈话下面隐藏的信息。他也建立了针对无关或者语无伦次谈话的解释图式。 这种方法如此强大神奇，以至于多年来，弗洛伊德及其他睿智的精神分析学家都一词宣称精神分析疗法提供了意识最好的科学解释，满足了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需求，特别是在无意识的心理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4页 -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曾说过，他最好的乐曲常常是在与妻子吵架之后写出来的。这一条一般而言并不适用于我。但丹尼丝坚持让我花更多时间陪她和保罗的这次争吵，的确导致了我暂停实验并开始进行思考。这次争吵让我意识到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道理：要勤于思考，如果由此能产生哪怕一个有用的想法，也要比只是做更多的实验有价值得多。后来，生于维也纳的英国结构生物学家马克斯·佩鲁茨评价吉姆·沃森的一句话也提醒了我：“把勤奋工作和勤于思考混为一谈，吉姆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0 学习的神经性模拟 ／160 -
因此，我在本书中将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第一个是最近50年来心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科学成就的学史。第二个是我在这50年间的生活经历和科研生涯。书中将追溯我在维也纳的儿时经历如何引发了我对记忆的迷恋，这种迷恋先是让我投入到历史学与精神分析之中，接着又转向脑生物学，最后进入对记忆的细胞及分子机制的研究。由此可见，我对记忆问题的个人求索与最伟大的科学事业之一——尝试通过细胞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来理解心智——是如何交融起来的故事，会在《追寻记忆的痕迹》中一一道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001 -
……因为担心他女儿并为他前妻的病感到难过，韦克斯勒成立了遗传性疾病基金会。这一基金会与格斯里的基金会的方针不同，它形成了一个范式转换，不仅致力于病人权利，还致力于如何实施对遗传性疾病的有效研究。 韦克斯勒决定不关注这种疾病的治疗，因为对其所知甚少难以产出效果。他转而关注基础科学，筹集资金投入那些以寻找造成这种疾病的突变基因为目的的研究。然而韦克斯勒不是简单地给科学家提供资源。他建立并引导有着最佳科学家的工作小组对不同策略进行争论进而描绘出一个最可能成功的策略。然后他招募并支持具备这些策略所需技能的科学家，与他们频繁见面来了解进度并计划下一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注释及参考文献 ／480 -
从个人的角度，这些研究使我建立了作为独立科学家从事工作的信心。…… 同时，我觉得自己正在创造一种科研风格。尽管我仍然感到自己在某些领域的训练比较欠缺，但我在探索科研问题时已经是相当大胆了。我做自己认为有趣且重要的实验。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就好像作家写出了一连串好故事后的感觉一样。这些研究发现给我带来了自信，我感觉自己能够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与Tauc共事之后，我再没经历过那种因灵感耗竭带来的恐惧。尽管有时难免悲观沮丧，但我相信，只要好好阅读文献、去实验室分析数据、并与学生和博士后们多讨论讨论，我总能获得一些想法。然后，我会反反复复地讨论这些新想法。当我准备着手解决下个问题时，我会进行大量的阅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2页 -
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心魔，既往的经历和恐惧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行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5页 -
记忆不仅对维持自我身份的连续性至关重要，而且对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演进与延续也非常重要。虽然自从15万年前智人首次出现在东非以来，人脑的容量和结构就没有改变过，但人类千百年来通过文化传承习得的学习能力和历史记忆都在增长。文化的演进是一种非生物性的适应环境的方式，它与生物进化一道把过去的知识和适应性行为代代相传。人类从古至今的所有成就，都是千百年来所积累的共享记忆的产物，无论这种记忆来自书面记录还是口传心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个体记忆与记忆存储的生物学 ／003 -
冥王打开了地狱之门，释放出最卑劣可怕的恶魔。我这辈子曾经亲眼见过一些人类所能见到的最赤裸裸的恐怖和惊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不少战役，经历过枪林弹雨毒气扑面，跳出战壕冒死冲锋陷阵。我也目睹过战后的乱象，镇压起义、街头巷战、议会争吵，等等。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政变时，我是旁观者中的一员，也目睹了纳粹在柏林早期统治的情形。但以上种种都无法与维也纳那阵子的情形相提并论。维也纳发生的这一切与纳粹在德国掌权无关。……维也纳发生的这一切是一股充斥着羡慕、嫉妒、愤懑、盲目和恶毒的复仇渴望的急流。所有纯良的人性都被压制了……唯有麻木的民众失去了束缚。……这是一场暴民的女巫集会夜。所有构成人类尊严的成分都被埋葬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012 -
如今已经很难去描述20世纪50年代年轻人对精神分析的那种痴迷了。精神分析提出的心智理论，让我初次领会了人类行为和行为背后动机的复杂性。在维埃特的现代德语文学课上，我已经读过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以及阿瑟·施尼茨勒、弗朗茨·卡夫卡和托马斯·曼三位作家关注人类心智的内部活动的作品。即便按照苛刻的文学标准，阅读弗洛伊德的文章也堪称赏心乐事。他的德语简洁、明晰、幽默并且不断地自我指涉，他也因此荣获了1930年的歌德奖。这本书向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 美国的求学生涯 ／035 -
我于1960年6月离开NIH时感到非常难过，这和我从伊拉斯谟堂高中毕业时的体验有几分相似。我来这儿的时候还是个毫无经验的新手，离开时则成了虽不够成熟但已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我在NIH期间经历了很多。我发现我喜欢科研工作，并且在多次尝试中都取得了成功。但我对自己的成就由衷地感到惊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这纯属偶然，归功于我的好运、我与奥尔登愉快且高产的合作、韦德·马歇尔慷慨的心理支持以及NIH倾向于支持年轻人的科学氛围。我已经有了一些被证明是有用的想法，但我认为它们都是新手的运气。我非常害怕自己的想法有一天会枯竭，在科学之路上无以为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9 寻找一个理想系统来研究记忆 ／143 -
那时检查大脑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检测到精细的解剖学变化。这样一来，只有那些造成了明显的神经细胞和脑组织损伤的心理障碍，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亨廷顿氏病和慢性酒精中毒，会被划分为具有生物学基础的器质性疾病。而精神分裂症、多种形式的抑郁症和焦虑状态不会造成神经细胞的损伤或脑解剖学上的其他明显变化，于是就被划分成了没有生物学基础的功能性疾病。通常，这些所谓的功能性心理疾病会被当成“全是病人想出来的”而被社会污名化。伴随这一看法的还包括这样一种暗示：这些疾病是由病人的家长灌输到他或她的脑子里的。 我们已经不再认为只有特定疾病是通过脑中的生物性变化来影响心理状态的。事实上，新心智科学的根本信条就是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生物性的——它们都依赖发生于“我们脑袋里”（按字面意义）的有机分子和细胞过程。因此，这些过程的任何障碍或变化都必定有着生物学基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5 小鼠、人类与精神疾病 ／356 -
In reviewing our results, I could not help being reminded of the two opposing philosophical views of mind that had dominated Western thought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nward—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The British empiricist John Locke argued that the mind does not possess innate knowledge but is instead a blank slate that is eventually filled by experience.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the world is learned, so the more often we encounter an idea, and the more effectively we associate it with other ideas, the more enduring its impact on our minds. Immanuel Kant, the German rationalist philosopher, argued to the contrary, that we are born with certain built-in templates of knowledge. Those templates, which Kant called a priori knowledge, determine how sensory experience is received and inter...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2页 -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西方哲学史上从17世纪以来一直闹得轰轰烈烈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英国经验主义学者洛克认为，我们的心灵像一块白板，本来不具备任何知识，但随着经历的增多，这块白板终将被各种经验画满。他还认为，我们知道的每一样事情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我们愈是常思考某事，就愈容易将它与其他经验联系起来，我们的心灵也就愈容易受到它的影响。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德却认为，我们出生时就拥有一个知识模板。康德称此模板为先天知识，它决定了人们的感觉经验和人们对感觉经验的理解。 当初我之所以放弃了精神分析选择了生物学。是因为精神分析（以及它的前身哲学）将大脑看作一个不可知的黑盒子，这未免有点让人灰心。然而，无论是哪个学科，如果不能直接研究大脑，就不可能解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幸好，我已经开始研究大脑了。海兔的缩鳃反应告诉我们，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有道理——实际上它们恰好互为补充。缩鳃反射的神经回路就好比是康德派学说的先天知识，而学习对突触联系强度的影响则支持经验主义的观点。洛克派强调的联系效应也得到了体现：反复练习使突触强度变化更加持久。 Lashley等将复杂的学习行为视为棘手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却从小蜗牛的简单反射行为里找到一些头绪。当初我选择生物学时并没有想到，研究缩鳃反射竟然使我有机会回答一些哲学和精神分析学问题。事情的发展真是有趣，要不怎么说世事难料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2页 -
即便长期以来我受到的教育都是说大脑的基因是行为的统帅、我们命运的唯一主宰，但我们的工作却表明，脑中的基因和细菌中的一样，都是环境的仆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1页 -
贝克发现抑郁症患者不是表现出敌意，而是在他们思考人生的方式上表现出系统性的消极偏见。他们几乎都对自己有着不切实际的高度期望，对任何失望都强烈地反应过度，一有可能就贬低自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89页 -
科学之所以能够前进，靠的就是这种永不休止、精益求精的循环；不断提出假说，并对这些假说做出反驳。 在反驳一个自己珍视过的假说时更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同样是一项科学成就，而且我们能从这种反驳中学到很多东西。 (查看原文) -
我父母的价值观与大多数其他维也纳家长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些专业领域取得成就——最好是学术领域。他们的愿望反映的是典型的犹太价值观。公元70年，坐落于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被毁，约哈难·本·扎凯前往海滨小城亚夫内，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研习《托拉》的学院，从那时起到现在，整个犹太民族都一直是“有经者”。每一个犹太男子，不论其经济或社会地位，为了能够阅读祈祷书和《托拉》，理应接受文化教育。到了19世纪末，那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犹太家长开始鼓励他们的女儿同他们的儿子一样去接受良好的教育。除此之外，生活的目的不仅是求得经济上的保障，而且要利用经济上的保障达到更高的文化层次。最重要的目的是“教化”——对教育和文化的追求。这样做意义重大，在维也纳，即便是贫困的犹太家庭，也至少会有一个儿子成功地当上音乐家、律师、医生，最好是成为大学教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012 -
有些情况下，始于科学问题的争论会演变成几乎带有报复性质的私人恩怨，正如在高尔基的案例中那样。这类争论揭示出，科学家之间不仅有慷慨和分享的举动，他们也同样会因为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及怀恨在心而彼此竞争。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很清楚。科学的目标是发现关于世界的新真理，而发现意味着优先权，看谁抢先一步。正如离子假说的创立者艾伦·霍奇金在其自传文章中写道：“如果纯粹的科学家仅仅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他们就应该对别人解决了他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感到高兴——但这可不是他们通常的反应。”同行的认可和尊重只会给予那些对共有的知识大厦做出原创性贡献的科学家。这使得达尔文指出，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是由渴望得到科学家同行尊重的雄心驱使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4 每次一个细胞 ／057
作者: [美] 埃里克·坎德尔
原作名: 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
isbn: 7501956502
书名: 追寻记忆的痕迹
页数: 323
译者: 罗跃嘉
定价: 35.00
出版社: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7-1
装帧: 平装
出品方: 万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