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全本剪灯新话

明代文言短篇小说。共载传奇小说四卷二十篇，附录一篇。作者瞿佑。

《剪灯新话》在洪武十一年就已编订成帙，以抄本流行。永乐十五年，瞿佑以七十五岁高龄在流放地保安重新校订《剪灯新话》。据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记载，《剪灯新话》共四卷二十一段（即21篇），与今天我们所见的《剪灯新话》卷数篇数相同。本书有成化丁亥（1467）刻本，明末刻本，清乾隆辛亥（1791）刻本，同治辛未（1871）本，均二卷。1917年董康据日本藏本翻刻，《剪灯新话》足本始重归我国。

《剪灯新话》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描写婚姻爱情的。或是人与人的婚姻，或写人与鬼的爱情，都突出强调一个“情”字。对爱情和美好婚姻的渴望，是广大妇女的共同要求，但她们的要求被扼杀了。《绿衣人传》中书生吴源和女鬼绿衣人前世为南宋权臣贾似道家的奴仆，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命运促成了他们的爱情。但是，这种纯真的爱情在封建官僚家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于是他们双双被贾似道“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绿衣人活着没有爱的权力，死后化鬼也要与所爱之人相会。此时已经托生的赵源不了解她的来历，以为是“巨室妾媵，夜出私奔”不予深究，一日酒醉戏称她“绿衣黄裳”是地地道道的婢女，伤了绿衣人的心，几日不与他相会。再来之时，她把前世姻缘合盘道出，赵源方了解她就是自己前世所爱并和自己同遭不幸之人，激动地说：“吾与汝乃再世姻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

三年之后，绿衣人魂飞魄散，“源大伤恸，为治棺梓敛之”。自投灵隐寺为僧，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金凤钗记》描写了吴兴娘的鬼魂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吴兴娘和崔兴哥自小订婚，由于兴哥随父宦游远方，十五年不通音信，兴娘绝望了，因为像她这样的大家闺秀、官宦之女再嫁被认为是不贞的，于是她郁郁成疾，半载而终。但死后的兴娘并不甘心，她的鬼魂与兴哥相会，并与兴哥私奔他乡，相亲相爱的过了一年夫妻生活。最后当她身份揭穿，不得不离去的时候，还用鬼魂附体的办法，要求父母将妹妹庆娘嫁给兴哥，续了前缘。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里的女鬼卫芳华也是生前得不到爱情，死后鬼魂与人相爱。不管是绿衣人、吴兴娘还是卫芳华，她们都是美好的女子，但都生前不幸，死后方能享受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幸福，可见封建礼教制度下，人不如鬼。除了描写这些被压迫的女性、被扼杀的爱情，作品还以赞扬的笔调描写敢于藐视封建礼教的人物。《爱卿传》里的赵六，出身巨富，不受贞节观念的约束，娶妓女为妻，并对她有深厚感情。当妻子被迫害致死后，他“抚尸大恸，绝而复苏。”《渭塘奇遇记》里的王生出身诗礼人家，却对酒家女儿产生爱情，并与之结为夫妻。这些都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理想。

更大胆地，作品对男女之间肉欲的欢乐也予以表现。根据吴中传说写的《联芳楼记》描写薛姓富室之女兰英、兰蕙“皆聪明秀丽，能为诗赋”，偶遇“兴贩于郡”的郑生，邀其欢会，赋诗以赠，自此无夕不会，终赘郑生以为婿。对这样严重违背封建礼教的行为，作者并未着眼于贬抑她们的偷情，反而对二女的才华多寓赞赏之意。周秦以来的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而《剪灯新话》表现婚恋的小说突出的“情”则主张摆脱束缚，顺应自然，肯定人的欲望，显然与封建礼教相对抗，必然为卫道者所不喜。

《剪灯新话》另有一些作品是借鬼神世界反映人们心态，影射社会现实的。《水庆余宫》描写文士因善诗文而在神那里受到尊重。潮州士人余善文为海神广利王的宫殿落成作《上梁文》，广利王为他“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的才气所折服，邀他参加庆殿之宴。在海广渊王从臣对此不服，“彼白衣而末坐者为何人斯？乃敢于此唐突也！”广渊王“遽言曰：‘文士在座，汝乌得多言？姑退！’”此后，众神捧觥请余善文作诗，又特设一宴以谢，临归又“以玻璃盘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为润笔之资。”如此厚遇，是明初文网严密监控下的知识分子梦寐难求的，现实与小说描写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作者还假托阴司，对元末腐败政治和明初文字狱进行了猛烈抨击。

《令狐生冥梦录》里的令狐讠巽，作诗揭露鬼官鬼吏贪赃妄法的罪行，触怒“权贵”，被抓到阴曹地府去受审，不服，又在“自供状”里进一步揭露有权势者“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罪行，指出法律是为有权势的人服务的，它使“贫者入狱而受殃，富者转轻而免罪；惟取伤弓之鸟，每漏吞舟之鱼”。由于令狐讠巽义正词严，使鬼王毫无办法，只好承认令狐讠巽持论颇正，难以加罪，遂放行。《修文舍人传》则描写了一个正直的穷读书人夏颜，生前不得志，死后在冥司里做了大官。他看到的冥司王是公平的。“用人必当其才，必称其职”，“黜陟必明，赏罚必公”，不象人间靠贿赂、门第、面貌等邪门歪道取士，所以人间“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这是对最高统治者，封建法律和政治的露骨批评。

中国传奇小说的创作始于初唐，盛于中唐，宋元低潮。到明初瞿佑以《剪灯新话》打破了僵局，带来了明传奇小说的兴盛。它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传统，描写鬼魂追求爱情以表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从宋元话本中汲取营养，选取题材、情节及塑造人物，表现市井生活观念，如《金凤钗记》借鉴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秀秀的形象，《牡丹灯记》和《清平山堂话本》中《洛阳三怪记》等情节结构类似等等。

《剪灯新话》的问世在当时沉闷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甚至连国子监里的经生儒士也阅读它，而仿拟者纷起，永乐年间有庐陵李祯的《剪灯余话》，宣德年间有赵弼的《效颦集》，万历年间有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沟通唐传奇和清代《聊斋志异》这两个高峰之间的桥梁。除仿拟之作外，白话小说和戏曲也受到《剪灯新话》作品的影响。《金凤钗记》、《翠翠传》被元末明初的凌初改写成白话小说，这两篇作品还和《渭塘奇遇记》、《绿衣人传》等被一些戏曲家改写成杂剧、传奇和地方戏曲。

《剪灯新话》是明代文人创作小说遭到朝廷禁毁的第一部。据顾炎武《日知录之馀》卷四“禁小说”记载：“《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此后《剪灯余话》也因同理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