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就是一段试错的旅程
——从《晚霞消失的时候》到《启蒙时代》
翟业军
一、
1976年底,“四人帮”刚刚垮台,“批邓”还在继续,海军宣传干事礼平开始写作《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反复修改后,小说发表于1981年第1期《十月》。《晚霞》一问世,便以丰沛的情感、芜杂却有力的思索撼动着读者的心,也引得胡乔木、王若水等党内理论权威,赵朴初等宗教领袖,冯牧等文艺理论专家纷纷关切。一时间,《晚霞》成为最具轰动效应的“争鸣作品”。不过,争议大抵由文中弥满的、当时还颇为忌讳的宗教气息以及南珊、楚轩吾等单薄却极具煽动性的人物形象而起,而礼平藉着这个漏洞多多的故事究竟想说些什么又说出了些什么,他这样说而且非这样说不可吻合了什么样的时代心理,种种问题则是人们无暇也无力顾及的。人们更没有反思过,面对这样丰富的作品,主题及形象研究能有多少有效性?1二十多年过去了,《班主任》、《伤痕》等相对粗陋的小说,因为能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文学潮流环环相扣的文学史叙事中各就各位,越来越被当作文学“正典”,而真挚、厚重得多的《晚霞》,却因为无法有效地整合进叙事锁链,被文学史遗忘或是一笔带过,其真意的求索就更无从说起了。本文想追问的是,《晚霞》究竟说了些什么,这样说又意味了什么?
《晚霞》犹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扭合着爱情和世仇。不过,细细想来,这里的世仇已在李聚兴的个人魅力及其背后的政党光环的感召下,变成世亲,不再具备推动故事前行的力量。爱情则如空穴来风,更没有说服力。你看,小说开头,“我”和南珊在高台晨读时相遇,聊了一会儿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要上课了,她一边裹紧书包,一边匆匆看“我”一眼,便飞快跑开了。爱的印记就此烙在“我”心:
那留给我的一瞥是永远难忘的,那是一闪而过的注视——她的眼睛在一瞬间闪动了一个明亮的火花,这火花从此便埋藏在了我的心底深处,再也没有熄灭掉!
印记更烙在她的心上,即使“我”抄过她的家,即使十四年的悠长时光漫过,都不会被抹去。叙事人无意罗列更多证据,铺排更多情绪,来夯实神奇“一瞥”的可信度,从而支撑起后续情节。对于他来说,“一瞥”的威力是不证自明的。不过,“一瞥”所具有的足以战胜一生、摧毁一生的永恒性,只会产生于“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井底引银瓶》)的古典时代,发生在高度抽象、凝练的戏台上。现代小说要求基本的事理真实,一定会在“一瞥”之上打个重重的问号,从而拆毁整个故事。
也许,故事只是礼平借题发挥的一个由头,充分、扎实与否并不重要。那么,他借这个松松垮垮的题,究竟要发挥什么“事”?
控诉?这是当时的流行病,有多种心理期求:帮助大家喷发对于“四人帮”的一腔怒火,同时巧妙地把自己从罪责中剥离出来——谁会去想伤痕累累的苦主说不定也是凶手呢?控诉即是诿过。伤痕甚至成为金光灿灿的徽章和自我崇高化的资本。人们不会有昆德拉的冷静:“我要对你说一说我一生中最悲愁的发现:受迫害者并不比迫害者更高贵。”2《晚霞》确有控诉。比如,在还乡的列车上,“我”忆起十二年前刚刚入伍时军队受到的重创:
舰队整天陷于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很少搞什么正规的操课和训练,更谈不上够水平的考核和演习。最叫人忍受不了的是那些敬忠仪式。奇形怪状的顶礼膜拜,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加上莫名其妙的语录歌,怪模怪样的忠字舞,越到后来,就越闹得乌烟瘴气。
“我”甚至直斥这些敬忠仪式就是“愚昧、粗俗和鄙陋的奴性仪式”。不过,控诉只有少数几处,而且游离于故事主干,不足以使小说成为一纸公诉书。更关键的是,控诉没有简单地指向“四人帮”,这种审慎、负责任的态度使得控诉火力模糊了、涣散了,不像《班主任》那样粗率却犀利:“‘四人帮’不仅糟踏着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忏悔?忏悔应该是有限者对于无限者,残损者对于整全者,被抛者对于温爱者的私密性倾诉和悔罪。没有无限者存在,中国文学便缺少忏悔精神,忏悔大抵沦为自辩、自怜、自恋,甚至是炫耀。《晚霞》中,“我”却因一次司空见惯的抄家,沉沉的十字架一背就是十多年。“我”甚至吁求受害者的谴责:“丢掉你的宽容,拿出你应有的谴责和愤怒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你都有这样的权力……”这种不推诿、不矫饰的忏悔态度,确实弥足珍贵。但是,楚轩吾秉着长者、仁者的宽厚,根本没有在意过“我”的唐突,甚至很看重“我”,称赞“我”胆大敢为、刚直果断。就连南珊也从教义中获得宁静,“我”的忏悔只是些不要再说的“傻话”罢了。罪孽原来早已被原宥。此种忏悔是否过于轻省?而且,“引子”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一段经历是“我”“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的生命历程中“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辗转难安的煎熬,那么彻骨的悔恨,只是把生命调和得“动人心弦”些的佐料?“我”甚至庆幸:“由于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就有机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段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往事。”这已是感谢苦难的口吻了,哪里有什么忏悔精神。
既无意于讲述一个可靠的故事,也不专注于控诉、忏悔,礼平究竟意欲何为?
二十多年过去,2007年第2期《收获》发表王安忆《启蒙时代》,出人(包括王安忆本人)意料地遥遥呼应着《晚霞》。同样是“文革”叙事,同样是几个中学生的茫茫追寻,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情节,同样是看似深刻实则混乱、浅薄的思想驳诘,同样是思想提灯人走马灯般轮换,甚至连主人公的父亲也同样以饶漱石为蓝本塑造——江西人,华东局高官,卷入党内路线斗争被审查……3王安忆是否接过礼平的未竟之“事”,试图给出新世纪的答案,我们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部小说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互文性,或者说,这两部小说相互询唤、完满着对方,只有以一方为参照系,我们才能看清楚另一方。于是,我必须凭借《启蒙时代》的后见之“明”/“不明”,来洞察《晚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可能被洞察的真意,并以此真意回视《启蒙时代》,开掘它在此回视中增殖出来的意义。
二、
从《长恨歌》开始,王安忆用细腻得琐碎的笔触,绵密得壅塞的意象,诚恳、温暖得近乎慈悲的态度,扎扎实实地砌就了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这种切入生命世界的方式,徐德明称之为“众生话语”4。不过,2005年,王安忆推出《遍地枭雄》,以浪游迅疾地甩掉稳妥、淤滞的现世烟火,以作文或讲故事的虚构方式架空并进而重塑看似针插不进、水浇不透的日常生活,以韩燕来一个人的成长取代众生相的勾描,展露出强烈的求变意愿。但是,人们面对这几个好似半瓶子醋哲学家的劫匪的神聊,觉得不可思议:这是王安忆一时走神,还是蓄意为之的创作新走向?如果是新走向,走向哪里?
《启蒙时代》把《遍地枭雄》的求变意愿进一步落实、放大了。这里较少弄堂里的飞短流长,也不关注人们曲里拐弯的小小欣喜、悲哀和猜忌,而是悉心观察一群与燕来一般大的孩子(基本是男孩子,而“众生话语”的主角大抵是女人,比如王琦瑶、富萍、秧宝宝、郁晓秋。也许,王安忆觉得男孩子的心界要宽阔许多?)的成长历程。王安忆非常钟爱稍纵即逝的发育期。少年们那么毛茸茸的、蠢蠢欲动的,他们又那么好看,“睁眼就是美景”,他们还干净、金贵得很,姐姐、妈妈的内裤都要让开他们的衣服晾晒。他们简直有“圣”意。发育期最大的主题,当然是成长。在王安忆看来,成长不是年齿的递增,不是学校教育的灌输,甚至不是巴赫金所说的,“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5的,个人与历史相互促进、相互占有、相互塑造的成长。她更愿意把少年放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看他们怎样被信心和从自然中生发而来的向善的力量驱策着,运用无限却又被纪律箍住的想象,直抵彼岸——世界的真相。成长原来就是自由地寻找真相。所以,她杜撰一场出租车抢劫案,把燕来从庸常、细碎的生涯中争夺出来,让他在广袤的大地上,在一次又一次叙事中,一任心性地思索和寻找。所以,她把南昌、陈卓然他们的活动时间放在1968年左右。这时,“革命”早已震碎了“读书虫的生涯”,使他们能够不呆板、不教条,自由地走进“户内”或走向“户外”,去寻找通往彼岸之路,而红卫兵运动渐渐刹车、上山下乡热潮还未掀起的短暂宁静,更确保了寻找的舒展和纯粹。需要强调的是,选择“文革”作为寻找的背景,并不意味着王安忆肯定“文革”。她的态度很明确:“我不认为这场革命有多少思想的含量”,她更强调她无意于现实主义地反映“文革”,因为“这场革命我觉得也轮不到我去发言”6。不过,天性的纤敏和宽厚,使她不会一味黑洞化“文革”,而是清楚地听见了废墟中生命那么酣畅、自在地拔节生长的声音。那么,南昌他们是如何成长的?
成长的第一资源是阅读(或观看)。每类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书目,不同书目构成了不同人属己的精神肌理。王安忆不厌其烦地一一开列书目,其实是在勾勒人的精神结构草图。比如,陈卓然明朗、积极、向上,走过一条清晰的“从幻想走向科学、再走向社会科学的思想路径”,所以他从杨朔散文读到《物种起源》,再到《资本论》,再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是后者华丽的词藻、咄咄逼人的雄辩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辉煌背景,使他一下子成长为最具煽动性的“思想家”。小老大是偏居一隅的、幽暗的,所以念《离骚》、“少司命”——另一路绮糜、华丽的浮夸。就连他外婆都是喜欢忧郁的《二月》、恐怖又凄厉的狄更斯小说,他母亲都是演《桃花扇》里的李香君、《日出》里的陈白露的,阴柔原来在血液里流传。嘉宝出身洋务派家庭,她的名字来源于母亲最喜欢的好莱坞影星,这位影星主演的电影——《瑞典女王》、《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和《双面人》——便潜在地影响着嘉宝的成熟、时髦又质朴的个性。丁宜男和母亲、外婆一起生活,平静、婉约又好像有一段隐情,所以,舅舅给她做的幻灯片里有王文娟徐玉兰的《追鱼》、《红楼梦》,张瑞芳的《万紫千红》,孙道临谢芳的《早春二月》,王丹凤的《女理发师》,早期中国电影中泛黄的缠绵和幽怨浸透了小女孩的心。
成长还需邂逅。邂逅不是擦身而过的经历,而是作用与反作用、吸引与被吸引、占有与被占有相胶着的经验。正是在扑面而来的经验的洗礼下,生命一步步成长。比如,南昌邂逅陈卓然,开始接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汪洋恣肆,开始讨论《牛虻》中信仰和亲情的关系,《九三年》里人性高于革命、阶级的问题,生命便初初成型。当他邂逅小老大,便从虚浮、高蹈、亢奋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跌进身体性层面,从辉煌、热闹转向了衰腐,生命恰恰均衡。后来,他还邂逅叶颖珠,初涉爱情,邂逅嘉宝,初尝禁果,更要邂逅高医生,懂得LIGHT和TRUE,懂得另一种歉抑、温润的庄严。阿明原本把绘画当成手艺,就像父亲把《圣经》讲成浦东说书。“狱”中邂逅王校长后,他知道了“日内瓦公约”(其后该有长长一串世界现代史背景啊,震动了这个质朴的小男孩)、芝诺悖论,理解了“数学就是一个乌托邦”。“这个夜晚,其实是有些像圣典,有多少华丽的思想在交汇漫流,量和质都超出了一个少年的头脑与心灵的承载力。”这圣典就是成年礼。阿明一脚跨进成年的门槛,漫长的成长拉开了帷幕。
没有一本书、一部电影讲述了绝对真理,没有一次邂逅点亮了终极性光芒,成长是以一己心性不断地试错(或者是不完满性)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收藏各种思想资源和经验的过程。所以,我们毋庸责备《启蒙时代》中许多思辨肤浅、郑重其事得可笑,比如农民究竟是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是革命的可靠力量,因为成长过程中每一种思想都是“中点”而非“终点”;毋庸责备思辨的精神资源过分驳杂,比如陈卓然重回书斋后读数学、生理、乐理、地理、天文、历史,甚至读养蚕书,因为每种知识都可能是敲开山门的芝麻;也毋庸责备某些邂逅缺乏事理依据,比如足不出户的小老大怎么如此神通广大,能帮嘉宝堕胎,因为这次邂逅可能太过偶然,由此种邂逅带来的生命长养却迟早要发生。这种试错式成长,王安忆命名为“启蒙”。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启蒙一定是具体的,充满属己的、独特的欣喜或懊丧。正是此种启蒙,在1968年匪夷所思的安静中,照亮了无数少年的生命。这一启蒙概念对于我们所习见的启蒙概念有多重致命性质疑。其一、流俗启蒙是指对蒙昧处、幽暗处的照亮,但是,这种启蒙概念会说,启蒙不是被照亮,而是主体本着向善之心,对于光亮的主动寻找。如此,我们便能理解流俗启蒙为何从“五四”起便屡屡碰壁:你凭什么启蒙我?我为什么要你启蒙?所以,扬州阿姨面对七月的阶级理论启蒙时,根本不屑一顾:“不剥削,我们怎么有饭吃?”流俗启蒙的一厢情愿性,使它注定溃败。其二、拿什么照亮?当然是自由、民主、科学等理性光芒,不过,这种启蒙概念又会追问:这些理念真是完满的、终极性的?它们就不会偏颇,甚至错误,就不需要别的质素来中和、补充?启蒙不应是试错的过程吗?所以,南昌他们准备给资本家顾老先生启蒙,却不知不觉中被他跌宕起伏的发家史吸引,欲罢不能,勤俭发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和世事洞明的世故,击中了被革命理论激扬得过度亢奋、高蹈、虚浮的心,反过来给他们发了蒙。在王安忆看来,就连扬州阿姨在舒娅面前播弄七月、小兔子的是非,也可以是启蒙之一种啊,“教的是言情这一课”。启蒙资源不应是单一的。其三、流俗启蒙既是以光照亮,那么,当光芒照彻时,启蒙便终结了,难怪陈思和会指责南昌父亲的形象被刻画得太过单薄、孱弱:在经历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邂逅之后,南昌的启蒙该有个有力的收梢了,而那个患有南方的忧郁症的男人根本无力阶段性地完整儿子的生命。7但是,这种启蒙概念坚持,成长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不断的寻找,不断的试错。启蒙是一个开放的、持续的过程,谁都无力一劳永逸地完满,哪怕是父亲。王安忆说:“我只能用否定法,它没有什么,它不能什么,它不是什么,来逼迫出那个肯定的答案。”8“否定法”即是试错。但是,试错一定逼迫不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来,“肯定的答案”就是陈思和所说的有力的收梢,就是启蒙的终结。
我如此阐扬王安忆的启蒙概念,并不是否定流俗启蒙,而是一次拓宽它、丰润它、校正它的努力。要理解王安忆的启蒙,就得抛开流俗启蒙的成见,诚心敬意地走进那一次次思辨和邂逅中去。陈思和批评《启蒙时代》,认为那个时代没有启蒙的条件,我想就是被成见拘囿住了。
三、
从《启蒙时代》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晚霞》正是一部成长小说,一部王安忆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启蒙史。
小说先写一个梦:清辉如水,“我”踏上一条小径,来到有成群蝴蝶翩飞的湖畔,对岸隐隐传来轻柔妙曼的歌声。“我”断定,一定是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在歌唱,在操控这场“神秘的魔术表演”,便“毅然沿着湖岸向那歌声响起的地方走去……”这种对于表象背后的实在、世界之上的主宰的寻找,不就是成长?这个梦实在是全书的高度抽象:一连串不可思议的邂逅铺设成一条成长的小径,把“我”带向彼岸的真相。
“我”的成长同样需要阅读,礼平便开列出一串串的书目。“我”通过普希金的诗懂得俄语不是“猪话”,而是那么铿锵、瑰奇的语言,哺育出那么富丽堂皇的文学。“我”和南珊的“定情信物”是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那个既糊涂又可怜的老国王的悲惨命运,使“我”初初懂得悲悯。礼平更用长长一节文字来罗列“南岳长老”的藏书:史学有《资治通鉴》、《清史稿》,哲学有《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外国著述从普鲁塔克、洛克、卢梭直到罗素、杜威,应有尽有,更多的当然是古奥费解的佛经了。正是这些庞杂、高妙的书籍,组构出一个先知,开启了“我”的神思。南珊到内蒙古插队,念念不忘的也是几箱子书,她说:“我可不爱过没书的生活。不爱书和不知书的人,生活不会美好。”书成为支撑她稳稳渡过苦厄的依托。
成长也需要邂逅。“我”率领红卫兵小将抄楚轩吾的家,给他启“革命”之蒙,却被他自述的惊心动魄的淮海作战史深深吸引,反过来被启了蒙:国民党并非漆黑一团,其中也有忠贞的、刚烈的、含恨的,就连一般看来臭名昭著的反动派黄伯韬,也自有一番傲骨留人间。当然,禁锢初解,礼平还没有眼光和魄力去翻革命史的案,还坚持认为楚轩吾的那段生命“充满了痛苦和耻辱”,甚至“罪孽深重”,更让他自悔:“国民党,曾经是我的过去。是的,它使我蹉跎年华,虚掷半生。我应对它痛加悔悟!”不过,叙事自顾自地铺陈开一片国民党的逻辑和军人的逻辑,冲淡、解构掉了革命史逻辑,一种新的不为既有观念限制的视野便有了生成的可能。这场邂逅不就像南昌他们邂逅顾老先生?被革命话语摈斥的话语方式自有一番神采,辉耀着陷溺进革命癫狂的年轻人的成长道路。
就在一次次阅读和邂逅之中,“我”渐次成长,最终有了拨云见日的开朗:“是的,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视野应该转向更加广阔的未来。”“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成长以及国家、民族的前途,都是既波折又光明的,就如泰山那条山道:
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它是这样崎岖,但绝没有歧途。所以,当任何一个行人在踏上它那古老的路面时,不管他是个识途者还是个陌路人,都永远不会迷失在深山中。
相较于开放的、持续的、错误迭出的王安忆意义的启蒙概念,礼平的成长/启蒙道路是单一的,有终点的——岱顶,显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清浅的乐观。仔细想来,这种单一性、封闭性其实出自礼平的自说自话,当他真地走进李淮平的启蒙史时,便不得不被各种自有其合理性的思辨冲撞得头昏脑胀,“迷失在深山中”。或者说,礼平编织这个爱情加世仇的故事,只是开垦出一片“林间空地”(“我”常常回忆起“林间空地”里的邂逅,只是,“我”以及礼平一定没有意识到,这是典型的海德格尔语汇啊:“空地”中,一片澄明),不预设任何立场,让各色思想、情怀平等、自在地交锋。只要这样的交锋能够迸溅出火花,故事粗糙一点又何妨?比如,“文革”时期,一切宗教都被视作洪水猛兽,南珊怎么可能在火车上向爷爷大谈上帝?不过,就是这一漏洞太过明显的邂逅,给这场思想大驳诘引来仁慈、神圣的爱,启蒙的光束又多了一重色彩。再如,楚轩吾这样教育外孙女:
如果你由于书看得太深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这种人往往会把自己的理念看得高于一切,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其他人都不过是自己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演算的筹码而已。这样的人,爷爷是不赞成的。
一个牛鬼蛇神的子孙,一个善良的小女孩,不会也压根没有资格“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楚轩吾的教诲纯属无的放矢。我甚至怀疑,一个皈依了共产主义的前国民党将领,会有这番思辨?这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身后即将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弊端的天才预见,是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于革命逻辑的痛定思痛啊。不过,礼平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话由谁说、对谁说的,而是这些话本身:启蒙盗来理性之火,火光照彻的世界却可能一片冷酷。就在不断的自反过程中,启蒙理念步步推进,也深深镌入“我”的成长。所以,礼平的成长/启蒙同样是不断地试错,试出不完满性的过程。
《晚霞》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初见南珊,“我”用俄语骂道:“滚开,女学生”,想轰走她。她非但没有逃走,反而沿着台阶走上高台,这样呈现在“我”眼前:“在台阶口开始露出一个女孩子好奇张望的脸庞,随后是双肩,上胸,半腰,全身。”由脸及肩到胸再腰最后全身,这是一个男孩子对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孩子的,充满了好奇、憧憬和震惊的细而又细的打量。这一打量是浑然的、全体的,而非分析的、抽象的。但是,当最初的震动过后,“我”再次打量她时,她的身体便被毫不留情地滤去,只剩下精神及其载体:“她的眉毛又细又长,一双眸子简直黑得象闪亮的宝石。她把头发大大方方地拢在耳后,露着聪颖的前额,显得神清气爽”。等到一番话后,“我”更不以目视,只用心去感觉她学识、性情、品格和气质的与众不同了。如果说“一瞥”真的烙下了爱的印记,这爱也无关乎身体及其表征着的日常生活,而是纯粹精神性的。劫波过后重逢岱顶,她该有多少疼痛要呼喊,多少思念要倾诉啊,可是“我”或者礼平用夕照的金线勾画出她的眉眼,金色、明亮的双眸闪烁的只能是精神性光耀,肉身性照例被忽略。更荒诞的是,十四年过去了,她念念不忘的只是“我”关于文明和野蛮的肤浅之至的议论,并谴责“我”的遗忘:“这样的题目怎么能轻易就放弃掉?”当“我”向她求爱,期望与子偕老时,她更义正词严地拒绝:“我是要否定你的人生信念。对于你来说,那个信念太庸俗了。”就这样,在“我”和南珊的通力合作下,她“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被焙制成“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巨大影响的因素!”原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肉身性存在无足轻重,甚至被提防、删除,唯余精神在狼奔豕突般追寻,造就一个让无数知识分子追怀不已的壮怀激烈的“八0年代”。“八0年代”成了高标,成了思想的狂欢舞场。不过,如此高蹈的成长/启蒙不是对“人”的斫伤?不是暗合了“十七年”、“文革”文学里成长主题对于肉身性的遗忘?“文革”虽已过去,思维却没那么容易倒换,“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精神质素一如从前的膨胀,恶性膨胀,虽则精神质素本身已发生重大改变。其后,中国文学陷入“一地鸡毛”和身体叙事,就是对此倾向顺理成章的反拨,对失落太久的肉身的寻找。这一寻找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未可一笔抹煞。
四、
处身新世纪,一度引领肉身性叙事风骚的王安忆,显然没有礼平的狂热,更不会像他那样粗暴。在她笔下,南昌的诗意和思辨二而一的启蒙史,一定会邂逅小老大的冷静和衰腐,邂逅嘉宝的丰腴身体。她甚至说,市民世界绵密、稳妥的生活令人心生敬畏:
这敬畏不是来自它们的高深,恰巧相反,它们是平凡而且庸常的,然而,如此的积量,并不经过任何的质能的转变,仅只是老老实实地,一加一地加上去,终于,呈排山倒海之势,你就感觉到了威慑力。
不过,王安忆自有困境:在平淡(按詹明信的说法,平淡就是“缺乏深度的浅薄”9)的消费主义时代,如何才能不被物像的川流淹没?《长恨歌》、《富萍》一路的创作实践早已露出弊端,每每挑战读者的耐心,也让她自己心生“熟极而腻”的惫怠。于是,她小心翼翼地绕过市民世界,来到万物解体的“文革”,探究一群人的成长/启蒙史。那么,她和礼平看取“文革”中的成长的方式,有什么相异处?
礼平出生于1948年,“文革”爆发时已18岁,亲身经历了全部运动,所以,“我”的成长史大抵是真实的,有迹可寻的。礼平曾回忆过自己有如李/南对话一样的读书生活: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无课可上,我们那几个年级的朋友聚在一起自己读了不少书,甚至自己互相上课。“文化革命”粉碎了制式教育,却给了我们一个痛快淋漓地读书的机会。我的同学……那时就在研究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模式。10
这是破坏的时代,也是生长的时代,是专制、肃杀的时代,也是思索、激越的时代。就在这样的时代,一群朱学勤意义上的“六八年人”11开始了精神求索。此一求索被少年们沸腾的激情推动着,灼热得近乎透明,透明得那么犀利,却又必然是芜杂的,语无伦次的。但是,再混乱、浅薄的思辨,礼平也会敝帚自珍,那可是他的青春印迹啊。即便到了写作《晚霞》的时候,他也不忍心(更加无力)把这些思辨从青春的经络上剥离,细细加以厘定。难怪《晚霞》堆积着大量可笑的议论。比如,没有了是非观,“我”怎么可能分得清真善美与假恶丑?再如,“只有痛苦与幸福的因果循环,才造成了丰富的人生”,这是庸俗的励志名言,岂会出自高僧之口,佛家不就是希望通过净修超逾因果循环?此外,“我”亲历了运动,便有责任也有冲动判断运动,而亲历时和回顾时的判断一定不同,却又会不可避免地纠缠起来,造成叙事视角的混淆。比如,红卫兵运动骤起,“一向干干净净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一片混乱。这决不是“我”这个红卫兵头目彼时的印象,而是叙事时的追认。正是混乱、纠葛的叙事,造就了这一“新时期”之初最丰富的文本。
王安忆出生于1954年,舒拉一般大的年纪。“在那个年龄里,四岁的差距简直是一道沟壑,划开了两个时代。”“文革”伊始,她就跟舒拉一样,被关在狂热的运动和思潮辩论的门外,却又被门内的喧嚷激动得心痒难熬。这些喧嚷对她不是切己的,而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风景。当多年后她忆起属于李淮平、南昌、陈卓然、舒娅,其实也属于礼平的成长史时,便不会亢奋得短视,而是冷静得客观。看看王安忆略带揶揄地描写他们的争论,我们会觉出一种长者、智者的宽容。这种宽容,是不是对当年被排斥的报复?又因为她是这出成长喜剧的局外人、“旁观者”,所以她的叙事大抵是想象的、舒展的,能够自由地从一个的内心潜入另一个内心。她甚至没有冲动去判断这些运动,而是单单注目着运动中的成长。就这样,在对精神恶性膨胀的想象性重构中,王安忆意外地获得了一种迥异于“众生话语”的精神向度。这些精神资源即便芜杂、错乱些也不打紧,重要的是它们开启了她的创作新动向,更何况她从来不相信会有一种通体透亮的终极精神。此一精神向度不会无限膨胀,而被“众生话语”中和成一种“实打实的市民心”:
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实物而衍生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
对于“实打实的市民心”的揣摩,对于精神性与肉身性的均衡的精准拿捏,也许就是王安忆所说的“写大东西的欲望”吧?
王安忆非常清醒,“六八年人”精神求索的意义远没有朱学勤说的那样耸人听闻,她抬高了南昌、陈卓然。不过,在物质化、符号化的当下,那种思索着、冲撞着、攀登着的成长/启蒙显得那么珍贵,那么闪光,所以,她愿意“写一个神话,以文化大革命舞台”12。由此可见,《启蒙时代》虽是一次历史叙事,其实有着清醒的现实忧心。而“六八年人”礼平则有着“身在此山中”的迷乱,没有力量把自己从当年的思想驳诘中剥离,所以,他的创作一定是难以为继的。奇妙的是,“两代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回溯那段成长,竟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启蒙/成长就是不断的试错旅程,不完满,即是生生不息的未来。
【转】启蒙就是一段试错的旅程——从《晚霞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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