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你好》的原文摘录
婚姻是全部人类关系中最为复杂的关系。没有任何结合能像婚姻一样使人产生极度的感情纠葛，只有婚姻才能以令人头晕目眩的惊人速度经历从狂热的信誓旦旦到冷漠无情的、法律上的一笔勾销。停下来思考逝去的那些时光的无数内容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婚姻关系中的双方在处理其关系时必须有一个解放了的成人意识，而双方在过去都使婚姻通过了各自连续不断的父母意识和儿童意识。一般而言，婚姻契约是由儿童意识订立的。儿童意识将爱情看成是凭感觉、而不是凭行为的东西；把幸福看成是被追求的、而不是为对方的幸福努力而得到的副产品。其父母意识知道什么叫做美满婚姻的年轻伴侣们真是幸运，只是这种人寥若晨星，许多人从未经历过美满的婚姻。因此他们从自己所读过的极其浪漫的小说里借用概念，在那些小说中，丈夫有一个好工作，在一家大广告公司作高级主管，每天晚上回家给他纤弱美丽的妻子带回一束玫瑰；妻子则在一幢价值五万美元的家里等着他，屋子的地板上涂了蜡，闪光明洁的窗子，屋里烛光莹莹，立体声组合音响放着爱情歌曲。当美梦破碎，地毯变得破旧，婚姻濒于消亡，立体声不再吱声，丈夫丢掉了工作，不再说：『我爱你』时，儿童意识带着『坏饼子』的旧磁带跑出来，全剧的表演在饼子的破裂中宣告完结。这才发现一切都是一枕黄粱。儿童意识只落得忧伤沮丧。陈旧的【不好】的感觉污染了夫妻双方的成人意识，他们没别的地方可以倾吐，于是只有向对方发泄。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两个人有相同的背景和相似的现实兴趣时，可以产生最美满的婚姻。然而，当儿童意识掌握婚姻计划时，两人的重要相异点却被忽略了。婚姻所说的『至死不渝』是建筑在非根本性的共通点上的。诸如『我们俩人都喜欢跳舞』；『咱俩都想要很多孩子』；『我们都喜欢马』；或者『我们都喜欢吃酸东西』等等。理想的爱人应该有宽宽的肩膀，明洁的牙齿，宽阔的胸膛，簇新的汽车，或者其他令人惊羡的东西。有时婚姻建筑在双方都持有的错误假设上，如『你的敌人的... (查看原文 )
三个原因促使人们改变。第一个原因是人们已经吃尽苦头，长久以来，他们到处碰壁，忍无可忍。第二个原因是人们缓慢产生的绝望，也称为倦怠或厌烦。第三个原因在于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有能力去改变，这是沟通分析可预见的结果。 (查看原文 )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存在于宇宙或人类行为中的因果定律进行驳斥，而是应在过去之外寻找原因。人们的行为总有一定原因，但原因并不总是存在于过去之中。
无论如何，人与台球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思维，人类可以预见未来。人类还受到另一种因果顺序的影响，查理·哈特森将之称为“创造性的因果关系”。埃尔顿·特伯拉德业认为，人类行为的原因不仅在于过去，也在于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可能性的估计之中。
奥特加对人类的定义是：“更关注未来而不是现在的生物体。”
因此，我们将“成人”看成是行动、希望和改变并存的地方。 (查看原文 )
另外一种增强“成人”力量的方法就是花一些时间对基本的价值观做出重大决定，这样就不必为一些小事费心了。
总结起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建立强大的“成人”:
1.学习识别你的“儿童”，了解它的脆弱、恐惧以及它表达这些感受的主要方式。
2.学习识别你的“父母”，了解它的告诫、禁止讯息、固执的态度以及表达这些告诫、禁止讯息和心理地位的方式。
3.对他人的“儿童"敏感，与他人的”儿童“对话，安抚和保护他人的”儿童“。鼓励它创造性的需要，并减轻其”不好“的心理地位。
4.必要的话数到10，给”成人“一定的时间加工信息，将”父母“和”儿童“从现实中分离出来。
5.有疑问的话，暂时不要行动。别人不一会因为你未表态而攻击你。
6.建立一个价值体系。没有这个价值框架，你无法做决定。 (查看原文 )
路杰 波朋塞尔曾写过一本有关弹钢琴的著名的小册子，书中谈到我们对人体这个奇妙机器的使用极少："这正如一台完美的仪器，它本是为一位高级科学家而设计和建造的，但最后却交给一个几乎未受训练的工程师使用，而工程师还在抱怨仪器的局限性。" (查看原文 )
难道没有一种事物与人类的行为动力有着深远又简单的关系，从而帮助人们为老问题找到新答案？我们能否找到与此相关的可靠又有益的知识呢？ (查看原文 )
她已经一遍遍证明自己什么也做不成。 (查看原文 )
我鼓励小组成员们以负责、挚爱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在外部的关系。一些关系是靠游戏维持的。停止了游戏也便终结了关系。这并不是慈爱的、现实的。如果去奶奶家过去20年来都是为了去玩『这难道不可怕吗？』这类游戏，那么不再去看奶奶便不是意味着不存爱心，只是因为你对『这难道不可怕吗？』已经玩腻了。成人意识可作出选择：玩还是不玩，使游戏不那么具有破坏性或是设法解释，帮人弃绝游戏。虽然人类社会有着无尽的游戏，我们毕竟还是不能离弃这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愿被邪恶所征服，我们就必须以善去克服邪恶。如果我们撤离开所有以游戏为纽带的关系，我们便无法达此目的。 (查看原文 )
沟通分析的目标旨在促使人们获得选择的自由以及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变革的自由，并改变人们对重复刺激和新刺激的反应方式。这些自由大多数在儿童时期就丧失殆尽，根据库比的观点，这标志着神经症的开始。这一过程持续地纠缠于旧问题的解决，而将今天的现实排除在外。
治疗的目的就是恢复改变的自由，自由来源于了解“父母”和“儿童”的真相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今天的生活。同时，还需要了解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真相或“证据”。自由要求人们认识到，每个人心中都有“父母”、"成人"和“儿童”，不仅需要不懈地探索已知的领域，还要对未知的领域加以考察，这即是“成人”的另一种功能——对可能性的预测。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是，我们需要在了解所有的事实之前就做出决定，承诺如此，婚姻如此，选举如此，在请愿书上签字如此，决定优先权如此，信奉何种价值观亦如此——总之，一切都如此，它们是由“成人”做出的。 (查看原文 )
“儿童”可以理解公平，理解等价交换。但处在“我不好”的心理地位上，“儿童”不能理解更深刻的道理：对他人有无限的责任，不要求得到同样的回报，为了实现”成人“确立的目标，倾尽全力为对方付出而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在一本关于”冥想思维“的书中，联合神学院荣誉教授保罗·斯切勒这样说道：”爱情是给予，留在家庭账本上的数字永远是赤字……“只想获取爱的”儿童“不可能用这种方式理解爱情，但”成人“可以。今天的世界，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数字难题，每个人都想得到爱，但很少有人有能力给予爱。这是因为小孩子的”我不好——你好“的心理地位一直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在每个人的身上几乎都存在这一点。我们应该记住，小孩子在生活早期就试图摆脱这种负担，他们玩着”我的更好“或”我的比你的多“等人生最初的游戏确实从这时起儿童开始出现等价交换的观点，但”我不好“的心理地位扼杀了早年生活中的美好感觉。 (查看原文 )
阿瑟 米勒的剧本《秋天之后》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剧中主人公与作者的妻子玛丽莲 梦露极其相似），他在剧本中写道："人类不愿意或缺乏足够的能力发现自我毁灭的种子就存在于他们自己身上。"
人类总是无休止地挣扎：接受自己是罪恶的帮凶会使人出现无法忍受的恐惧，多数人宁愿相信世上有两种人，及无辜的受害者和邪恶的煽动者。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自身的清白，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绝对清白的地方？也许只有疯人院才会有，那里的人生活在完全的清白之中，根本看不见自我。实际上，完全的清白就是疯狂。 (查看原文 )
离婚家庭的孩子则是另一种风暴中的孤儿，惊吓、压抑的情绪风暴会让家庭解体。离婚也是一种"我不好"的情境，它必定会勾起所有相关者的"我不好"的感觉。在这种人生不幸事件中，"成人"对此几乎不发挥任何作用，这就是问题所在。父母在交错沟通中相互争斗，孩子被扔在一边独自面对遇到的各种麻烦。即使父母关注到孩子，他们通常也无力提供足够的帮助，确保孩子可以平静地度过家庭的解体，而眼泪和屈辱大大增强孩子"我不好"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孩子面对人生中其他重大的压力事件时，如果能帮助孩子意识到他们拥有一个"成人"，孩子才可将自己从过去生活的混乱中解脱出来，积极地面对自己的现实，并在一片情绪丛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查看原文 )
当时，很多人购买了大力提倡自尊和“赋能授权”（empowerment）方面的畅销书，像《我好，你好》（I’m OK，You’re OK）、《唤醒心中的巨人》（Awaken the Giant Within）等等。但是，最终结果令人失望，不管是在实验室内还是实验室外。国际调查表明，美国八年级学生超级相信自己的数学能力，但是他们在数学测验上的得分远远低于没有他们那么自信的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学生。 (查看原文 )
开始欣赏“父母”中包含着如此大量的信息。许多父母的指今都带有强制性的语句、如“決不”“远”和“不许忘记”等。我们可以假设，这些首先占据神经通道的信息为今天的人际互动提供了基础，也是日后引起某些强迫性行为或怪的根源。“父母”信息到底给今天带来的是负担还是幸福取决于它们是否合现实，以及是否被“成人”所更新，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本章中加以讨论。
除了父母外，“父母”中的信息还有其他来源。一个三岁的孩子每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他会把电视内容记录到自己的头脑中，成为生活中的指导性概念。如果他看的是暴力节目，我相信他会把暴力记录在“父母”中。这就是暴力的发生，这就是生活。如果父母不更换频道并提出反对意见，孩子的信息记录中就保存着暴力的印象。如果父母自己欣赏暴力节目，孩子就会从电视和大人那里获得双重认可，当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他的心里就会产生允许使用暴力的想法。电视里的警长可以随意开枪，孩子也为自己开枪杀人寻找借口；连续三个晚上作案的偷牛贼、现场的劫匪以及调戏科蒂小姐的陌生人等，孩子会将这些节目中的人物与自已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另外，哥哥姐姐和其他权威人物的经验也被记录在“父母”中。当儿童感觉自己身处必须依赖他人的外部环境中时，他就不敢自由地提问和探索，所有这些都被储存在“父母”中（另一种儿童的外部经验没有记录在“父母”中，我们在讨论“成人”时再来考察）。 (查看原文 )
怀孕的女性需要更多的爱，正如她需要额外的维生素和营养品一样，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和哺乳期尤其如此。在怀孕期，妻子变得内向、依赖，她越能意识到这种状态，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的爱和关怀越多，她给子孩子的母爱也会越多。专家不能给子她所需的爱，但他们可以激发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丈夫给子她爱。在我们的文化中，丈夫和其他亲戚很担心会“坏”待产中的母亲，我们需要特别努力消除这种偏见。⊙ (查看原文 )
前任英国国教牧师和东方哲学专家阿伦・瓦兹（ Alan Watts）这样形容自寻烦恼的父母：“他们坐在家里，每天担心是否为孩子尽了全力，好像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抚养好一个孩子”。他说：“麻烦在于，许多家庭的父母常因不知自己是否正确地了抚养孩子而感到内疚，让孩子有一个好结果是他们做这件令人尊敬的事情的唯一理由，就像是为了快乐而去追求快乐。但是，快乐只是一种副产品
假如有一个好孩子，他长大后唯一的希望是成为一个“照料孩子”（像他一样的孩子）的父母，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父母最好询问下自己：我在孩子心中是怎样一个人？而不是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父母应该问：我希望孩子快乐，但我们家有快乐吗？我希望孩子富有创造力，但我会对新事物充满兴奋吗？我希望孩子学习知识，但上个月、去年、几年前我读了几本书？我希望孩子能结交朋友，但我对别人有多友好？我希望孩子有理想，我有吗？我的行为能否体现出我的理想？我告诉过孩子我的信仰吗？我希望孩子慷慨大方，而我是否对别人的需要富有同情心？人类之间相互吸引，不是因为他们“要”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怎样的人。同样，人们抚养孩子也不在于他们“要”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而在于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在孩子身上有着父母的影响。只有在父母“离职”之后，孩子才能找到一条带领他离开“我不好”偏见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在父母的身边，而在外面的大千世界中，随着越来越强大的“成人”逐渐处于支配地位，孩子将获得丰富的体验并开始出现“我好”的感受，以抵消童年时期“我不好”和绝望的负面感受。 (查看原文 )
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力量表现为自我控制，“成人”的力量最先也表现为控制——控制自动化、陈旧的“父母”和“儿童”反应，同时等待“成人”找出适当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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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一种心理地位得以建立，儿童的所有经验都有选择地被用于解释和支持该心理地位。如果一个人认为“你不好”，他会认为所有的人都如此，会拒绝别人的安抚，即使别人是真心实意。最初的结论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新的经验很难打破它。这就是心理地位的本质--具有决定性。而且，持有这种心理地位的人，已经停止使用“成人”分析与他人的关系，因此即使在治疗中也很难触及他们的“成人”，尤其当治疗者也被患者放到“你不好”之列时。 (查看原文 )
持有“我好--你不好”心理地位的人，深受安抚剥夺之苦。安抚和安抚者都是好的，但既然这世上没有“好人”，那么何来“好的安抚”呢？这样的人需要一群唯命是从的人来恭维和安抚他，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深知这些安抚不真实，因为他首先需要自我安抚。那些人越恭维他，在他看来越低贱，直至某一天他将他们全部抛弃，再找另外一群恭维者。“过来，我就给你”，这是老一套，但每次总以此开始。 (查看原文 )
“我好--你好”是第四种心理地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它与前三种心理地位有着本质的不同。前三种心理地位是无意识的，在生命早期已经形成。“我不好--你好”最早形成，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持有该心理地位。对那些特别不幸的孩子，他们可能形成第二种和第三种心理地位。到三岁时，每个人都已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地位。为了理解生命的意义，决定心理地位可能是婴儿“成人”的主要功能之一。通过心理地位，婴儿能够对混乱的情感和外部刺激做出预测性的评估。该功能的信息源于“父母”和“儿童”，它们建立在情感和印象的基础上，未受外界的影响和改变。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