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政治》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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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具备强制性的定量生产，树立“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但这个“劳”不是指劳动，而是专指“体力劳动”，在极大程度上否定了知识的价值和力量。……对既有能力和身份的否定，彻底打碎了知识分子的原有自我认知，而对其体力劳动能力低下状况的展示，则一方面加强了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又塑造其被生产运动边缘化的强烈孤独感，切断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3页 -
陕西还是当时国内鸦片的重要产地，百姓吸食鸦片者并不少见。（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园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188、280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2页 -
以1942年7月，西北局党委会议确认的该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待遇为例，可以看到，三个灶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大灶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即旧制32两，而中灶肉类标准为每人每天3两，即旧制90两。中灶与大灶的肉类供应标准差别为3倍。在这份讨论中，小灶的伙食标准没有公开，注明“维持现在水平”。此外，还有专门供应中央领导、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的特灶，当时极为少见的牛奶，就属特供少数人的物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6页 -
在中共中央及军队离开陕北之后，南泥湾除了少数至此垦荒的移民之外，一度被改为劳改农场，部分垦区还一度成为“五七”干校改造“右派”干部的场所。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23页 -
（3）生产与战斗，不朽的神话 在当时，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垦荒，虽然是因应时势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但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成为陷于停滞状态的大生产运动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的执政思路下，它也充分展示了一支军队所应该表现的忠诚，但更为重要的是，它集体协作的军事化生产模式，给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以巨大启发和充分自信，认识到“严重的问题是改造农民”的毛泽东，在十余年后将这一经验首先用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动，掀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试图以全面集体化、军事化的方式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将五亿分散的个体小农改造为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现代农民。如果说毛泽东在几乎同一时期发起的整风运动，是一次规训边区干部的精神和心灵，使其服从自己建立的权威的行动，那么，大生产运动则赋予了这心灵的规训一个外在而有效的组织形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高度评价说，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中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它们“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于，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200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生产与战斗，不朽的神话 -
无论原来所发生的事件真实情况如何，只要它符合权力的现实需要，秉权者将通过某些仪式，例如刊登纪念文章、举办纪念仪式、建设纪念馆，上演关于这一事件的文艺节目等等，唤起民众对事件的记忆；继之，权力将通过对事实的有意识筛选，包括强调、遗忘、扭曲乃至完全彻底地改写来重构这一事件；此后，权力会通过各种手段反复刻写这些记忆，直到确定它们固化，在民众头脑中形成符合他们所需的、某个抽象的固有观念为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
“改造二流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民主评定“二流子”的过程，把熟人社会里的道德贬斥化为具备一定司法性质的惩戒行动，通过集体监视和收容防止自由流动，通过劝说和收容强制进行生产培训，通过批判大会和贴标签的方式实现惩戒，通过集体批判和训诫来进行“思想改造”，让整个乡村社会的每一个体在战战兢兢的评选和对照标准的自我审查中变得驯服和更加有效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1页 -
参观一个红色圣地意味着你对它以及它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高度认同，也同样意味着它对你身份的认同。……允许参观本身就蕴含彼此认同的意义，尤其是对政治人物而言正是如此。其次，是正统意识：拜谒意味着你认同、也同时被接纳成为正统的一部分。最后，是弘道意识。无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还是地方官员，在参观革命圣地之后对辖区民众发表公开讲话是既定的必然程序，保持沉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一行动也带有“弘道”的强烈意味。这样一个极具政治仪式色彩的行动对领导人是必需的，它象征着领导人从先辈那里获取了政治的资源与力量，从而也就具备了了继续领导人们的能力和权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20页 -
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被安排的叙事史 -
人们的集体记忆之所以高度一致，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共同目睹了某个事实，而往往是因为他们被告知了某些话语。这些话语在重复讲述之后造成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多年之后仍然深存于他们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事件载体的它们最终与事实紧密相连，难以区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饥饿、生产与斗争 -
个体性的记忆由于必须使用人类社会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逻辑以及概念，因此也就必然受到社会框架的结构性限制。对于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页 -
这其中，最能够说明政府切实考虑了民众需要的，是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和一般的条例不同，它在正文的后面还附有以和农民说家常话的口吻写成的说明，生动、活泼地描述前面文字的字面意思、选举的意义乃至投票时需要注意的细节。例如，在第21条后面是这样写的 竞是争的意思，各党派各团体想自己提的候选人当选，都向选民宣布，要求选举他的人。竟选的好处就是摆出许多货色（候选人）叫人民选择，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治的认识及兴味，可以促起政治的改进，可以将民主更加发扬。怎样竞法？拿什么东西来竞？不是靠枪靠势力而是自己的主张。比如某乡选举议会，那里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共产党要想自己的人当选，于是共产党的该乡支部，就提出竞选政纲，说 我们共产党主张在本乡如何如何，要我党的人当选了，一定能做到。同时向人民介绍我党提的候选人的能力与品质。当然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团体，都也提出人和政纲来，都撂在人民面前，叫人民选择。人民是不会受骗的，看得准确的，选出的总不会坏，竟选的人如果失败了，那只怪你的货色不中客意。准备你的货色，下次再来吧！ 利用陕甘宁边区民歌资源丰富的优势，边区政府还编创了生动的歌来宣传民主选举的目的和标准：“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48/49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陕甘宁边区的政策制定与民众认同 -
（1）公粮危机 史料显示，中共中央此次执政危机的导火线，是边区民众对“救国公粮”沉重负担的强烈不满。 所谓“救国公粮”，其实质是当时边区政府所征收的农业税，也是建国后农业税的前身。（56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繁荣下的危机 -
但是，随着数国公粮的任务一次次增加，民众生活压力陡然增大，这使得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极大质疑。在此情形下，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以及边区政府均成为民众批评的对象 表2-1 从表2-1可以看出，据边区财政厅统计，1937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862。6万亩，计划征收10000石，实际征收14197石，逾额超过四成。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为0.16升；到了1938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的耕地面积为989。4万亩，计划征收仍为10000石，但际征收达到15955石，逾额几近6成，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上升到0.18；1939年，耕地并无太大増加（1007.6万），计划征收的救国公根却骤然上升到50000石，实际征收的数量则达到了52251万石，平均每亩地的负担也上升到了0.52升。此时，实际征收的粮食数量占总的比例、已经从1937年的1.27%上升到了2.98%，也就是超过了一倍以上。 由于上交公粮的任务年年上升，民众的不满也渐次加大。延川县在 1940年征收公粮的报告中承认：“自征收五千石的数目字宣布后 一般群众都嫌太重，对完成这一个数目，很有些为难。”报告还说，在禹居 九乡等地出现了平均摊派的现象。随后，报告人指出了这一方式产生的后果：“…既不能顺利完成，又招致一般群众的不满或群起反对。” 可资质证的另一份报告来自1940年的第6期《共产党人》，这份月 刊上刊登了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对乡村干部征收公粮的工作总结。干部 杨英杰在这篇文章中反思说：“在动员中，较少说服解释，较多推派命 令”，“如说服无效，就开群众大会与他们斗争。这叫做斗争会，也是群众最怕的一个会”。 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下，通过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公粮的任务得到了完成：“最初，干部和群众都惊奇延川会有这样庞大的数目字，但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繁荣下的危机 -
1940年5月30日，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货物税暂行条例（草案）》，在这个进一步细化税收条例内容的草案中食盐产地税已经从骆驼每驮（即每头骆驼所运载的食盐数量）1元上涨到6元，牛、马、每驮（即每头牛、马、所运载的食盐数量）从0.7元上涨到4.5元，税率涨幅达6倍之多 最为巨大的变化，是需交纳货物税的货物种类大幅增加，除旧有的盐、毛皮、药材、油料和迷信品、烟酒之外，税收种类扩展到了布匹、棉制品、杂货和毛制品等多项；其次，税率又有大幅度提高，货物税率成倍加，仅以迷信品（烧纸、锡简、表、冥币等）为例，税率从原有的30%上涨一倍，达到了60%。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合法性基础的动摇 -
除“救国公粮”和“公盐代金”外，边区民众的负担还包括购买“救国公债”（仅1941年，边区民众就被动员购买公债500万元），负担“救国公草”、“寒衣代金”、义务劳军、义务运粮运草，以及盐 税、糖税、酒税、油税、耕牛税、羊子税、棉麻税、甘草税等。仅动用壮丁一项，每个壮年男子就需要服务至少20天，此外，无论是富户还是贫农，每个边区家庭还需要承担出牲口的义务。每户出牲口一头，分富户、中户、贫户，“其全年总服役时间富户不得超过80天，中户不得超过40天，贫户不得超过20天如无牲口，需自行雇佣，费用由应征户承担。”到1942年1月，条例修改之后，这项负担更其沉重：凡能供驮运之口，每月有为公服役三天之义务”。即每年贫户亦需36天。 一些地区为增加财政收入所列收费项目令人啼笑皆非——如宁县“为了增加边区的财政收入”，向砍柴的贫苦农民收取“斧头登记费”，每月每把斧头要交一元。 （64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合法性基础的动摇 -
此外、从1940年，延安干部实行分灶制度，按照大、中、小来区分干部的伙食待遇，一些领导人还有自己的特灶。 绝大部分民忍饥饿的情况下，这种“衣分三等，食分五的现象，就格外容易引发不满和质疑。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披露，毛泽东曾经两次挨骂。这两次的起因都是粮食问题所引发的矛盾。这些事件清晰地显示出几点迹： ①如责骂毛的农妇伍兰花所抱怨的一一“这是我们一家的活命粮”、显示税负压力已超过了民众所能够承受的限度，这使得部分民众对当时的边区政府和共产党的执政产生了强烈不满。 不满的原因除了因为公粮征收而造成的经济压力，还来自于民众对干部的做法及作风的不满：“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 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 ③基层干部对民众产生的不满情绪，没有充分认识到其根源所在却上纲上线到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高度来看，进一步加剧了政府、执政 、军队和民众之间的矛盾。（79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合法性基础的动摇 -
从1940年开始，任弼时即着手制定党内干部的待遇等级，按照大、中、小灶来区分干部的伙食待遇。这项制度到194年1月由任主管的中央办公正式确立。 以1942年7月，西北局党委会议确认的该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标准为例，可以看到，三个灶的区别是明显的：大灶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即旧制32两，而中灶肉类标准为每人每天3两，即旧制90两。中灶与大灶的肉类供应标准差别为3倍。在这份讨论中，小的伙食标准没有公开，注明“维持现在水平”。此外，还有专门供应中央领导、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的特灶，当时极为少见的牛奶，就属特供少数人的物品。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之初，“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报上发表く《野百合花》一文，质疑干部供给制度中严格的等级差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196/197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三五九旅的集体人格塑造 -
有对领袖拜的凸显，就必然有对“阴暗面”的遮蔽。在展览馆里，人们为三五九旅劳动模范创造的“一天能抵一头牛”，一天开垦三六分地的奇迹而感慨激动，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人就像牲口一样，两个人顶一头牛”的过度劳动，导致许多战士因过度劳累吐血而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饥饿、生产与斗争 -
共产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在《中国事》中写道，这座城市里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和几座有名的饭馆，此外还有露天集市。而斯诺则以他记者的敏锐视角观察说，这里的居民们“面有菜色”、食品极少，价格高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地理、经济与社会发展
作者: 周海燕
isbn: 7802349796
书名: 记忆的政治
页数: 398
定价: CNY 48.00
出版社: 中国发展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1-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