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语言

原文摘录   · · · · · · 

• 文学同行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作“外部研究”的。但“外部研究”却是一个需要说明甚至辩解的特征。自从维勒克的二分法问世以来，从事传记—心理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或者思想史研究的文学研究者，普遍感觉自己沦为二等公民，甚至站到了被告席。这自然要归咎于《文学理论》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内部研究”论和康德的文学自主论的精神渊源。读了维勒克，我才知道自己搞的叫“外部研究”，才知道搞“外部研究”的最好主动陈述一下自己的理由。有鉴于此，我不打自招地作三点申辩： 第一，崇拜大师，必然要走向传记—心理研究。艺术贵独创、贵个性。谁要真心喜欢一部作品，就很难做到对其创造者不感兴趣，也很难做到不参拜自己喜欢的文学名人的故居、档案馆或者墓地。喜欢读托马斯•曼和瓦尔泽作品的，十有八九还是想去吕贝克、博登湖以及苏黎世湖畔看一看。即便在埃米尔•施泰格（Emil Staiger）一言九鼎的苏黎世，人们不仅没有忽略、反倒热衷于“文学背后的一切”。这里有托马斯•曼档案馆，这里的各大图书馆热衷于收藏名家的手稿和遗物，将凯勒、C. F. 迈耶、卡内蒂等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奉若至宝，苏黎世人也为几位世界级文豪安息在苏黎世湖边而无比自豪。突然间我觉得维勒克就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马丁•路德，因为他让文学研究分裂为自治派与他治派两大对立阵营。而且我觉得搞传记—心理研究的是天主教徒、搞文本批评的是新教徒，因为新教徒潜心于上帝之言，对《圣经》文本之外的东西不屑一顾，天主教徒则重视仪式、图像、音乐以及圣人遗骸。至于要求文学研究者聚焦文本的施泰格，我甚至觉得他有瑞士宗教改革派的遗风，他至少与茨温利如出一辙。这位宗教改革家就曾下令把教堂内的管风琴劈成柴火、以防止人们耽于音乐享受。 第二，我们做的是海外日耳曼学（Auslandsgermanistik）。这一身份决定我们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不可能像本土日耳曼学者（Inlandsgermanist）那么超... (查看原文)

  筱雅edisayeah 1赞 2014-04-15 17: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