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盒子与中国书生
陶 林
老友杜君立先生寄来了他的新书《中国盒子》。这是他的一部随笔集,收录了他的一些重要随笔作品。虽说是新书,但其中不少的篇目,于我已是老相识。当它们还是杜君立“抽屉文学”的时候,我就得以先睹为快了。它们一篇又一篇,安静地呆在在我的电脑硬盘里,变成了我的私淑。有朝一日,看到这些文字被改头削足、剖心挖腹,之后集凑在一起,变成了一部书,我甚至有点回不过神来。
如喜欢杜君立的广大读者所知,杜君立是一个资深的网络写作者,曾以“草根才子”闻名互联网世界。“草根”本是一种当事人自谦说法,只有忘却了礼数的国人会把它当成一种标签贴在别人身上——互联网的网民一样在写,一样在读,写与读的载体与纸媒发生了变化,但写与读的本质并无大变,何以就矮了一头,颇令人费解。如杜君立自己所说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博客时代的写作者,自发而为地进行着写作事业。《中国盒子》里的很多文章在成书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还有很多文章因故无法收录的至今依然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诸如《白领陨落、黑领升起》在内的诸多阐述当下社会现状的随笔。
我把杜君立的写作放在一个大的“网络文学”概念下加以思考。自2000年以来,网络文学真正是文学的新空间。从诸如痞子蔡之类、今何在之类的玩家,到诸如玄幻、穿越、架空、总裁文、小清新等等,到现在杜君立式的思想写作。网络文学的变迁,正如人间的万种艺术一样,从低趣化走向智能化,从感觉化逐步走向思想化,走娱乐走向深度。这是一个成长的演变和进化过程。对于聚集全国的前卫知识人群为主的网络空间,我以为居然走了十几年才慢慢退出杜君立这样的写作者,实在有点太慢了。
杜君立先生出生于1969年1月,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人。他号称此地为“西北第一镇”,与诸葛亮殒命的五丈原隔着渭河相望。在网络空间里,杜君立动辄喜欢称自己为“农民工”,常喜欢把自己比作纯正的农民。因为他成长于地道的农民家庭,这点并不假。很多读者望着这个名号而去,觉得一个农民工能把文章写得这么好,非常意外,不免纷纷觉得这位“草根才子”的成长十分励志。
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严格说来,杜君立先生是国内比较早、比较标准的“白领一代”。 岐山县是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古文化底蕴不用说的。与此同时,岐山县又却是一个工业强县,亚欧大陆桥陇海线贯穿其境,蔡家坡镇工厂林立,距离现代工业文明很近,并非黄土高原式的西北荒凉地。杜君立在读书时代,就是很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他念的是中专学校,那是那一代学业优异、家境欠佳学子的首选,因为在人才紧缺的时代,中专是就业的直通道。中专毕业以后,杜君立远去深圳工作,像每一位白领那样,从深圳街头的小公司起步,南来北往,慢慢做了几十年,换了一打的公司和一打的老板。这其中,有过宽裕与得意,有过至今刻骨记忆的浪漫情史,也有过洞悉后的失落。最终,如果白领不能变成老板,就慢慢变成职业经理人。如今,杜君立就是一位建筑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在南北通衢的郑州安家落户,白天跑工地、做项目,扮演好老板和客户心中的“杜经理”,到晚上,在互联网上以“农民工”自居,回复到“杜君立”的位置中来,写作着属于自己文字。
也正因为身为资深白领,杜君立才对白领阶层的痛感深有所悟,写下来了《白领陨落、黑领升起》一文。这篇文字曾挂着“郎咸平”之名广泛流传,郎咸平随即在博客中正名,并对挂他之名写低劣文字的“低劣作者”表示谴责。不过,在我看来,媒体经济学家郎咸平喜好作浮泛之谈,他是写不出这么深有痛感和文化直观感的文字的。事实上,杜君立正代表着一大类“体制外”生存的现代人的一个群体性焦虑,并揭示了这样一个感觉:当举国同情“农民工”时,那些曾自我感觉良好白领们阶层陡然发现,其实自己的境况似乎并不比农民工们好到哪里去。
在认识杜君立之前,我与之神交已久,读过他收录在《中国盒子》内的大部分文字。在最近三五年的时光里,网络的写作空间,进入了一个“公知时代”。大量的写作者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时评、随笔、评述等,不断对各种热点问题发出各种声音。杜君立正是在这种网络氛围里投身随笔的写作,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此之前,他像很多文学青年那样,认定只有写小说、写长篇小说才是写作的正途。但在文学边缘化、娱乐化、利润化的大氛围里,“正途”是诸位名家与诸如郭敬明、笛安这样“新锐”的天下,是个名利场。“正途”与文学渐行渐远,并把整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的收获日渐荒废掉了。不过,时代文化膏腴不能留在主流出版的小说里,自然会流转到其他文体和载体上,这是文化之易数,不需人谋。
面向这个目前问题重重的“正途”,杜君立写出了长篇小说《乱弹》。这部小说是用陕西岐山的方言写就,用民间语言和视角写乡村的百年历史,用“段子”的手法写原生态的乡村变迁,要写出一篇笑料百出的“相声”小说。杜君立念书所学习的是理工科专业,全凭对文学热爱投身于写作当中。他对于现当代小说的流变,特别有关乡村中国的表达,缺乏很新颖的认识。他不满于作家贾平凹先生对陕西乡村的描写,认为不贴近现实。但他的《乱弹》立意和行文的显然毛病很多,浮躁、随意、油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在四处推出长篇小说《乱弹》无果之后,杜君立自称深受狄马、熊培云、李承鹏以及网络中一批知名的“公知”的影响,从2005年起开始了随笔创作,算来那正是他四十不惑之年。为此,他给我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他又一个自认为很智慧的朋友,做了半辈子的生意,发了不大不小的财,在五十岁时突然起了觉悟,认为很多人都是笨死的,于是决定弃商从文,要用智慧引导众生。
尤记得杜君立最初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简直乐不可支,但他显然是非常认真地受这位朋友的鼓舞,开始自己的写作新途的。这是一种泛启蒙主义的心态。我们知道,“网络的公知”写作最为活跃的时候,这种心态是最为流行的。很多写作者像现代文学史上比拼爱国救亡口号一样,为流行的“自由民主”口号摇旗呐喊。网络上的议论有很多,但都是旋风般的,吹过即散,真正能够作用于这个庞大国家的众生头脑的很有限,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共识建树。议论者和大众之间横亘着一道无形的意识屏障,一切都需要时间来慢慢推动。
当然,爱怎么写是写作者个人的自由。杜君立的随笔写作就是在2005年至今的“网络公知”大讨论中,历练得愈发成熟的。在写作《乱弹》的时代,杜君立从来没有想过随笔写作还能算文字。不过即便如此,他对自己的写作永远保持着一颗非常严肃的心态。至少在行为准则上,杜君立非常认同家乡所代表的古典精神,并以之为自负。他的随笔写作,实际上有类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忧时感怀”,笔端常含真感情,且非常浓郁。这也使得他的文章能比一般的“公知”文字更能以情胜人。即便是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时代,用不用心,有没有真情实感,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诸如以散文驰名的余秋雨先生,写下过了很多的文化,但以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成长经历来看,除了知道一些旅游胜地之外,并没有因之“文化”起来。而不愿谈文化,大谈特谈美好的农民乌托邦的杜君立,他的文字却触发了我对传统很多想法。原因无他,余先生更多是在展示自己的有文化,或温柔地训诫读者要有文化,而杜君立在通过其真切的生命之痛感染着读者,迫使与之同思索。相比之而言,无论早一批“公知”,如余杰、摩罗的愤慨,近一批“公知”如朱大可等人的酷语,还是最近一批的“公知”,如信力建、李承鹏等人的偏激与油滑或熊培云、许知远的空泛与应景,都显得夸张而失实。这并非说杜君立没有偏颇之处,或者绝对真实,但他的“血诚”是显而易见的。那是旷野上的呼告之声,诸多问题随风飘荡,等待着一个回答。故而,我曾称赞杜君立是真正“公共知识分子随笔写作”。他当然拒绝这个说法,劝我别骂人。
通过杜君立,我见证了一个时代文学不经意的变数,那就是杂文的衰弱和随笔文字的发展。在网络空间里,公共议论的兴起,使得“杂文”这种由鲁迅所开创短小精悍的文体日渐显露出其短处和弊端来。对于一个逐步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时代,杂文这种讽刺小品,因其匕首投抢的应景、气短与考虑欠周全,显得与社会应有的理性思潮格格不入。社会逐渐理性,读者有时空的余地去认真考虑一些问题。其实每一个社会问题,用一本书去探讨都不会觉得充分,何况是一篇短文。一篇杂文除了出出气,激发或煽动一些情绪之外,是否真正能说清一个问题,是很令人怀疑的。后工业时代的网络空间的容量可以无限地扩大,比纸媒有更多的版面余量,另有更多的发表自由,当然有助于长篇随笔的写作与流传。与之相比,杂文的日渐式微也是理所当然。故至今如写手“韩寒”,号称以杂文继承鲁迅衣钵自居,更令人啼笑皆非。
说起“韩寒”,我得记录下发生2011年的一个热闹的网络事件。正是这件事,促成了我对于杜君立的刮目相看。那一年初,以“韩寒”之名载誉“公知界”的一个写手团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很多鲜明迹象表明,那个青年赛车手作家“韩寒”不过是媒体和出版利益人炮制出的一个偶像。他的成长和发展,像鱼吐泡一样,由一连串随时炸裂的失误和谎言组成。在之前,杜君立像很多网络知名公知那样,对“韩寒”赞誉有加。但随着质疑的深入,网民广泛求证,真相也越发靠近。尽管很多“公知”至今依然对之掩耳盗铃,但杜君立在自我深思后随即说出眼中所见。我看他赞誉的文字尚有余温,反思之文也十分深刻,不禁对之刮目相看。对于“死不认错”的中国文人传统,知错止错,善莫大焉。
就是在2011年底,我得以认识杜君立。我一度想策划一套丛书,把他的《中国盒子》收录进去。但是因为资源稀薄,难以说服出版商,暂时搁了浅。在网络上,有人质疑杜君立的横空爆发,有抄袭之嫌。但通过近距离了解,我确证了杜君立名曰“草根”,但无论是读书还是思考,所用下的功夫并不少。自学校毕业以来,杜君立没有一刻停下读书,广泛的阅读与涉猎,自然是比空有“砖家”名头却无实学者更有爆发力。这也是中国读书人千年以来自发而为、自我教育的良好传统,杜君立的厚积薄发,不是特例。
杜君立的随笔作品立论广泛,批判意识浓厚,又很接地气,时评、事评、史评、文评和文化批评往往杂糅在一起,兼备思考之力。在杜君立的笔下,一切都可以信手拈来作为时代和历史的寓言,诸如热点事件、新闻人物等等都可以拿来作为议论的佐证,兼备可读性与思想性。以文表态,以文,是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先生所谓的典型“以文行事”风范。当然,照着这样去写,毛病自然也非常明显,就是杂而不深、杂而不精,引述很多,主见冲淡,头绪繁多,但立论立见甚少,篇目众多,精篇甚少。这也是网络随笔文字广泛存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新书《中国盒子》里头,与他的优点一样,体现得非常明显。然而,文无定法,倘若作者用心下去,日久也会写得更好的。我读近来杜先生议论苏联、东欧历史变迁的一系列随笔,就觉得他的确在越写越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了看,感谢伟大的互联网,它的确像是共产主义时代的发明,让思想和沟通变得无障碍。
虽然杜君立在网络上因随笔为人所知,但造就杜君立成功的,却是他“抽屉文学”里攒的最久的一部书:《历史的细节》。这是一部想抄袭都无从去抄袭,完全要靠读书硬功夫、真本领的作品。这本书目前已经出版至第二册,我曾经撰文加以评述过。这部书的好处在于微观主义,小器而大作,从历史的器道层面说说风云的变迁,可读性非常好。在中国这样一个“凡欲畅销必涉历史”的大众阅读市场,《历史的细节》成为2013年度的历史类畅销书,也不足为怪。也正是乘着《历史的细节》畅销的东风,杜君立在得以在写作随笔近十年之后才得以推出自己的首部随笔集——《中国盒子》。
《中国盒子》收录了杜君立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憋了太久的陈情:阉人传统、动物的隐喻、乡村的凋敝、贪腐的专制、中国人在盒子里的困窘……曾经洋洋洒洒的长文,经过安全性处理,变成了一本真绿色的书,另一种形式的思想盒子,令人读着感喟良久。在认识杜君立之前,我对陕西的印象只有兵马俑、羊肉泡馍和肉夹馍等。在认识杜君立之后,我对陕西的印象添上一个新的意象:“书生”。在我看来,杜君立与其说是网络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不如说是中国书生传统。他自负和依从的灵魂力量,并非他所肯首的中国农民耿直、笃行之类的精神,而是书生传统的风骨。
书生,这是古汉语中一个无法把形与神完全外译词汇,我且记之曰“Booker”(首字母小写的booker在英文中是“登记人”。)。是书生,不是儒生、不是学生、不是童生秀才,也不是学者、知识分子、专家,不是先知、也不是巫纬、弥赛亚,也不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士”。书生所依,不外真诗书,而不齿假经济。书生不务仕,不以经世济民为标榜,书生不从俗、不隐逸、不清议、不演戏、不作秀、不撒谎、不群党,仗义执言,感世陈情,磊落笃行,大块文章。所谓太平盛世,书生安居江湖、耕读传家,而世道危困,往往总是几个书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中国的书生,是老子、庄子、陶渊明、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梁启超、胡适、鲁迅,是胡风、张中晓、王小波……我把中国的书生传统,看成和北美的“新大陆人”一样重要的自由主义精神资源,而换一个角度,在我看来,美国开国诸杰,如华盛顿、富兰克林、杰弗逊等人又何尝不是书生一脉。
一国之中,书生多了,对一种文明有保温、除霾、净化、促进正循环的文化生态环保之功。此国更好的未来,才能慢慢经由亿万颗无污染、理性清朗的头脑共谋勾画出来。这是我的断论,到底说得准不准,且交由读者回答。
2014-1-30于海滨
中国盒子与中国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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