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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或许都不会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在国际展览的历史中，这个时期的世界博览会上对奇异的他者世界的展示涉及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对边界的超越，它使人们能够突破日常生活的障阻，走进一个全然他者的世界。例如，自1889年巴黎博览会后，用同样大小的模型向参观者展示各个殖民地的房屋或历史性建筑，并且伴有穿着土著服装的土著人，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要走进这个他者世界，就需要先把某些怀疑收起来（毕竟，开罗怎么会在巴黎出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提供大量的视觉和触觉快乐，并且为一些超乎寻常的展览形式提供了机会——比如，临时性地把展览会放到中国皇帝的皇宫中进行。 一个举办展览的外国政权在拔掉了太后、皇帝、他们的宫殿以及随从们的尖牙利爪以后，把他们改变成了一种活着的博物馆，一个活生生的人种志展览会 (查看原文)

  七七|烂柯人bot 2赞 2015-10-21 14:42:02

• 皇帝不在皇宫之中，使得绿蒂在写作时使用了一种借喻的修辞法。在后来的观察家尤其是那些1911年清朝灭亡后访问北京的观察家们有关紫禁城的描述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借喻。绿蒂《皇城的末日》一书通篇充满了由“做一个中国皇帝的美梦”所唤起的怀旧之情，怀念那个想象中的过去，那个与时下这个“虚弱平庸，没有一件东西是神圣的，而未来则充满恐惧”的时代截然不同的虚幻过去。无论我们对绿蒂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这些评价有什么看法，他明确表达出来的渴望都非常具有意义和重要性。它们不仅表明人们对紫禁城还存在另外一类反应，也表明了人们已经感觉到此时正有一个祛魅的进程在北京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此外，由于绿蒂建构起殖民话语的反话语，或者说干扰了殖民话语的常规，这也就使得至少在部分西方人看来，“东方”具有生产某种反现代主义的功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反现代主义主题又出现在了许多访问北京的人的作品中。但是在1900-1901年，几乎没有人会有萨拉康格、利特尔夫人或者绿蒂那样的耐心，在他们自身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去寻找某种共同点，即使这些共同点完全是想象性的。 (查看原文)

  七七|烂柯人bot 2赞 2015-10-21 14: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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