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的原文摘录
在1969到1972年期间，赫德森曾在美国新社会研究院为研究生开设国际经济学课程。设计这一课程使他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差别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主流的国际经济理论却不顾这些差别，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只要发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就可以使各国的生产率和收入趋同，而不会增进依附和分化。但在同时，却积极维护债权国利益，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芝加哥学派所奉行的对债务国的金融紧缩疗法，拒绝领先国献出其工业、农业和金融优势。这种理论与实际的重大脱节和态度的转变与伪善，使他反思：这一课程值得耗费学生的时间吗？况且很多学生来自欠发达国家。这成为他写作此书的重要动因。 (查看原文 )
第三部分，外债对贸易和发展的影响。该部分共七章。主要介绍了各派经济学家在国际投资、外债还本付息和其他资本转移等国际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影响等问题上的论战，进一步揭示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对世界经济的分化作用。构成本书的另一重要主体。
国际投资是国际金融活动的主导和主体。所以，该部分首先总结了古典和当代经济学家关于国际投资原因和作用的若干观点。作者指出：历史表明，“从休谟、李嘉图到列宁和凯恩斯，他们发展起来的所有关于国际经济的推测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工业国的经济学家就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竞争所表达的忧虑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像休漠及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所推测的那样追上工业国；相反，其经历更接近于塔克尔和斯图亚特的预期。”实际上，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试图形成的国际劳动和生产分工的先决条件；欠发达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资本外逃和外资投资利润回流，已经成为加剧世界经济分化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具有日益强化世界贸易和依附模式的趋势，货币主义与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合流就不足为奇了。” (查看原文 )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于一些学术术语的使用是很讲究的。例如，在本书中，作者本人从未使用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概念，而是使用了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概念，使之与领先国家（leadcountries）或工业国（industrial nations）相并置。原因在于，作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分化而不是趋同，所以，这些国家难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依附于别国的落后国家，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与事实不符。对此，赫德森指出：“工业国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已使很多第三世界的劳动者和小资本失去竞争力。在将欧洲前殖民地排除在很多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之外以后，自由贸易阻断了经济发展和政治重组之间的正常反馈过程。这就是为何这些国家在二次大战后被称为‘落后’的原因。随后又倨傲地称其为‘发展中’国家，好像这些国家正加紧追赶而不是屈服于不发达的现状。”① (查看原文 )
在本书中，赫德森对贸易条件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第六章、第七章中，他介绍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克莱、乔治·塔克尔、马克思、马歇尔、埃奇沃思、雅各布·维纳、杰拉尔德·梅尔、劳尔·普雷维什、汉斯·辛格关于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垄断、要素生产率变动影响国际价格从而影响商品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论述。
这些论述包括：
发达国家的生产物在其他国具有较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最容易随价格的降低而增加（价格需求弹性大于1），其出口国获利最大；
发达国家经济体垄断技术进步成果对商品贸易条件有重大影响；
发达国家致力于长期需求相对于其供给不断增加的工业品生产，而相对于制成品生产的初级产品生产的世界性剩余将导致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持续疲软；
运输费和关税的归属从而贸易条件的变化将取决于供求法则，出口商品（例如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供给相对充足的国家往往要承担更多的运输费用和关税，从而使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一直比第三世界国家更快，后者在要素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教育投人也为其要素贸易条件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落后国家则不能做到这一点。
（赫德森）指出，因为国际贸易并不是依据各自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进行直接交换的，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所以，货币所代表价值的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重大影响。在分别介绍了李嘉图、桑顿、穆勒等人的观点后，赫德森指出，很难不让人把当时的债务国通过出口向债权国还本付息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形与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相比较。“资本转移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今年，一国借人的用来支持其贸易和收支赤字的国际基金越多，来年，它通过出口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原材料来偿还这些债务的代价就越高；除非债务国能够以不变（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债权国更多产品，否则其扩大出口将倾向于降低单位商品的价格。”因此，在正常条... (查看原文 )
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对主流国际经济学研究方法缺陷的认识，作者多次引述了经济思想史上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一方法的批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马尔萨斯在与李嘉图等人辩论时对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的评论：“在我看来，目前流行于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作家中的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未经思考而进行的简单化和概括化（simplify and generalize）的尝试……在政治经济学中对简单化的追求，已经引发了一种不愿承认导致某种特定效应产生的多种而不是只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倾向。……这种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与承认多种而不是一种原因在起作用的态度相比，对于容忍变异、局限以及任何规则或主张之外的特例，依然怀有一种更大的厌恶。” (查看原文 )
作者认为，由于方法论的局限，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未曾看到国际经济理论化过程中有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只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下已经被固化的狭隘心胸。”如果说有变化，那只是在很大程度“转变为数学上的复杂性思想的操练；当用直白的语言加以陈述，却显露它的极明显的平庸。显然，这是希望给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帝王穿上一件数学的外套，‘就像真正的科学家的使用’能够使那些容易受骗的观察者相信今日带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具有了经验基础。”这说明，数学化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同时也说明，在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中，数学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数学是一门非意识形态的学科，而经济学则不同，它可能是学术领域中最具意识形态特征的学科。”本书所揭示的国际经济理论化的历史已经表明，它“是一部被意识形态所删改的思想史。”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指出，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现在，从而也就控制了未来。当数学成为被意识形态删改的国际经济学的手段时，这种理论的负效应会进一步突出地表现出来。 (查看原文 )
我怀着感激之情应邀于2009年10月到中国讨论了上述问题，并考察这部有关贸易和国际收支理论史的著作的最初翻译工作。我希望它能够帮助中国避免智力深水炸弹，这些炸弹首先是由英国、然后是由美国为了阻止竞争对手（后来者）模仿其成功的保护主义战略而设置的。为了把国际经济学转变为一种为现状辩护的游说努力，主流的英裔美国的贸易理论佯称自由贸易和取消资本控制将使世界收入均等化（至少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成比例”），而不会增加依附和紧缩。然而，华盛顿共识从一开始就拒绝领先国献出其工业、农业和金融优势。这种态度的重大转变、浅薄无聊和概念狭隘形成了对当今主流贸易理论的嘲讽，也反映了潜藏于当今全球经济外交中的伪善。
过去的半个世纪已经显示了这种劝告所带来的灾难是多么的巨大。追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不保护其自己的工农业的国家，已经让领先的工业国（它们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其自身的粮食自给）增强了其先发优势，构建了债权人杠杆，以阻止这些追随国家的政府从贸易和金融依赖中解脱出来。受害者经受着资本外逃和熟练劳动移民的磨难，而它们的贸易赤字则使它们深深地陷入外债之中。它使得债权国能够要求债务国私有化其最佳投资机会，并且不对其土地、自然资源和垄断征税，以使它们的租金能够自由地转移给债权国的投资人，而不是作为国内的课税基础投资于教育、技术和城市的基础设施。于是，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 (查看原文 )
降低一个经济的成本结构不仅取决于通过技术提高生产率。亚当·斯密主张，因为垄断和银行业务的存在，价格要受到调节；他还主张要对地租课税。李嘉图认识到，为了使英国比外国制造商以更低价格销售商品，需要使其食品价格最小化。从重农主义到进步时代的古典经济学都主张对地主收取的地租课税，以便使不断上升的场地价值这个“免费午餐”能够被返还社会而不是私有化。这就需要通过议会改革来反对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利用权力强制实施农业关税和他们的避税行为。
今天的劳动者的主要开销是住房而不是食品。土地依然是经济中最大的资产，房地产是最大的部门，但是其所有权却被大众化——这是通过赊欠方式实现的。买者竞相拾价，看谁能为一笔银行贷款支付以利息为形式的最大租金收入。所以，租金是以利息形式支付的，金融部门现在发挥着过去几个世纪中土地所有者的作用。80%左右的银行贷款采取了以房地产抵押的借债形式。这导致银行与房地产部门联合起来，一起游说政府，把税负负担由不动产转到劳动和资本身上——从而增加了它们的供给价格。 (查看原文 )
在当今的时代，这样构建理论是具有欺骗性的。在许多国家中，经济租金和债务的还本付息在成本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美国的民族主义者指责中国的竞争和外国的低工资和低租金的劳动，说他们享受着得到政府补贴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而不问当美国家庭必须把工资的大约
40%用于支付住房贷款，
10%以上用于学生教育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银行债务及高额的医疗保险，
15%用于社会保险和老年保健医疗工资扣缴，大约
10%到15%以上用于所得税和营业税时，
如何指望美国的劳动有竞争力？在雇员开始购买商品和服务之前，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部门已经吸收了75%到80%的工资报酬。这就是经济萎缩、销售下降、新投资和就业随之减少的原因。 (查看原文 )
这种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回顾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因为到那时，经济学家已达成共识，认为下述最重要变量一国家税收政策、债务、技术和环境“外部性”——处于贸易理论所固有的领域之外。教科书并不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怎样才能够像欧洲、美国在过去几个世纪所作的那样成功发展，而是讲授在现有生产率、金融和税收条件下有关市场出清的没有意义的智力数学习题。而全球实际正在急地转变着这些“给定”。
其结果，便是这种狭窄的目光被用来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所作所为辩护，这些规则妨碍各国政府补贴其经济发展，阻止政府“干涉”外国人去购买其银行、矿产资源和关键产业的控制权的“权利”。美国的政客告诉华盛顿共识的追随者在实际中应“务必听我今天之言而行，切勿观我往日之行而行。”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德国或中国，都不是通过追随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而取得成功的。所以，本书很少描述二次大战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普及化。因为，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转变为数学上的复杂性思想的操练；当用直白的语言加以陈述，却显露它的极明显的平庸。显然，这是希望给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帝王穿上一件数学的外套，“就像真正的科学家的使用”能够使那些容易受骗的观察者相信今日带有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具有了经验基础。 (查看原文 )
从历史看，早期的英国和后来的美国都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自身的信用创新等手段，实现了本国资本的供给。英国曾挑起有关自由贸易的争论，劝阻别国不要采用曾经使自己赶上荷兰和法国的战略。英国的贸易战略家承认，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原材料的供应者将陷人“砍柴挑水的苦役”这一所谓神圣的境地，变得越发依赖于英格兰这一世界工厂。 (查看原文 )
设计这一课程使我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自由贸易的正统理论不顾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和收入的广泛差别，与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合流，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芝加哥学派所奉行的对债务国的金融紧缩疗法。这一课程值得耗费学生的时间吗？况且很多学生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这些理论基本上是通过假定所有这样的问题都会自动的自我治愈，来否定结构性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存在。
而当时的经济学系主任罗伯特·海尔布鲁纳（Robert Heilbroner）却认为，这些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专业人才。这所学校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当它的毕业生在商务活动或社交活动中遇到其他经济学家时，应具有共同的文献词汇和观点，从而使学校或学生自己不必窘迫。他认为，有效的、精通的主流正统理论，将成为这些学生的职业证书；毕竟他们主要是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才学习这些课程的。这通常意味着作为大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利益代表的公共关系作者，就应该增进自由放任，放松对市场的监管，把对金融和不动产的税收转嫁给消费者。 (查看原文 )
经济学不是一个“无私的”、目标是为了客观描述世界如何运转的科学，有关经济学说的争论也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推动经济研究的更多是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天真无邪的思想。因此，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理论家们在展开自己的意图时，往往要面临着选择：或者为某种现实辩护，或者改变这一现实，多数理论家拥护自由贸易，但也有人主张保护主义；或者代表债权人利益，或者维护债务人利益。因此，他们所选择的政策结论就不可避免地或者有利于国际依附，或者有助于民族自决。如果开创一个学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理论，那么，构建一种经济模型的首要工作就是发现经济假说、研究范围和方法必须能够支持先行制定的政策，并排除得出其他政策结果的可能。 (查看原文 )
问题在于，较高的原材料出口价格不能对本国实现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起到激励作用。因为它不能拓展和提升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是维护经济现状，鼓励单一生产的永恒化。有人指出，适当地改进商品贸易条件，可以保证出口国长期地利用本国的初级商品和低工资制造品换取工业国出口的粮食和高技术产品，而结果则是不断增长的经济依赖和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最终将会是世界矿业卡特尔和对第三世界政府的外国债权人。 (查看原文 )
如果没有正确的抵御，这几乎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趋势，即人类的思想会变成他们自己假说的奴隶；并且，在某种独断专行的条件下，人类的思想一旦习惯于这些理性、感觉、想象，就会错误地将这些条件归为自然法…（顺便说一下：我们或许发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字面的理解不一定是个好理解；为什么具备最伟大力量的推理，如果是乏味的，也无法支配最无知的奴隶——他们只服从于偶然的习惯性思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律师，他们已经习惯于把现存制度作为他们进行比照的标准……他们通常成为所有改革的彻头彻尾的反对者，这只不过是因为出于生计，他们不能实现任何其他制度的构想，或者不能设想这个制度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认为，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面临着遭遇同样结果的危险。 (查看原文 )
此时的经济思想只不过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它力图证明贸易在为全体居民而不仅仅是为商人本身提供商业收益时是有效率的，那时，经济并没有融人国家市场，所以，贸易限制和市场管理并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要求；任何国家都没有把贸易看作维持自身生存的先决条件。但是，各个地方的机构却根本无法应对由欧洲贸易复兴而引发的农业和工业革命。由于贸易和战争、公共债务（主要是战争借款）的增长以及支付税赋等方面的原因，金属货币大量涌入，造成欧洲经济生活的货币化。
实物支付转变为货币租金和货币税收，使社会从农奴制度和它的僵化中摆脱出来，但是，不断显现的现金交易关系摧毁了当地的工资支付传统和自给自足经济；一系列农民战争证明，这一过程常常是异常残酷的。货币的借出要比土地便利得多，只要事先约定的支付额不能兑现，抵押物就会被没收。
行会制度和与之相联系的中世纪管制试图把经济活动控制在无数自给自足的地方单位之内，但货币却为商品和劳动的统一度量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标准，使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工作的成本和收入有了同一的表现。地租的支付不再必须以工作日或谷物的形式，而可以折合为货币。它不断增加了商品、劳动的流动性，而后者又推动了商业城镇的兴起。伴随着货币制度、商业主义和债务的扩展，逐渐形成了更加统一的市场和价格功能，打破了地方自治和自然经济，最终结束了中世纪的思维方式。城镇和乡村融入了全国性的、巨大的政治单位，有了更加复杂和独立的经济组织。一旦这些都成为现实，功利主义、民族主义，最终的金钱价值观，就取代了利他主义和博爱精神的教义。 (查看原文 )
历史表明，一国的资本并不是由物质自然授予的，而是靠人们审慎的政策累积起来。那些领先国家的政府——首先是英国，然后是其他工业强国——的最早行动，开始通过确定世界的价格结构和自己的专业化类型，推进自己的中心城市发展，而不是发展它们的殖民地、前殖民地或其他边缘地区。如果说可以得到某些政策优惠，那么，就可以把“自然”的优惠简单地归为没有政策；这就是说，市场力量在这些国家中发挥作用的背景是，那些政治上活跃的国家已经发展了自己的世界定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一国所拥有的某一生产超越另一国的优势，经常是只产生于先下手为强。这里或许没有什么内在优势，……唯一能够提供优势的只是所获得的技能和经验。”因此，回顾一下今日的工业国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阶段是怎样获得资本并提升劳动地位的，是必要的。它们的优势和禀赋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审慎的努力获得的。 (查看原文 )
用历史学家乔治·刘易斯·比尔（George LouisBeer）的话来说，“理想的殖民地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将把英格兰从对它的竞争对手的必需品的进口中解放出来，” 而这个竞争对手需要英格兰支付的是贵金属而不是接受英格兰的制造品。“如果英格兰从它的殖民地进口原材料，它就会用制造品支付，贵金属就不会从英格兰流出，甚至可能从殖民地流向英国。”
不列颠帝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贸易和支付体系，把剩余在帝国以外的区域加以运营。英格兰并没有步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武力攫取海外黄金的赤裸裸政策的后尘，而是建立起自己的国内和殖民地的生产，以便从外国获得黄金和白银。然后将这些货币用于国内的信贷和投资以资助它们进一步发展，同时用于建设能够保卫殖民地的军队。
与其他的帝国政权一样，英格兰也指导它的殖民地的经济活动与宗主国的需要相配合。比尔写道：“只要可能，殖民地就要使自己的经济活动与英格兰不同，不应干扰英格兰工业或贸易的充分发展。它应该成为宗主国的经济补充，一起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商业帝国。” (查看原文 )
这样，新英格兰的基本经济优势——从英帝国的立场看，已经转为明显的劣势——在于它不是异国特色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者。的确，从“自然”的角度看，它并不富有，它不能生产英格兰所需要的热带商品，只能选择与宗主国的工业经济相类似的产业。而这一产业却奠定了它未来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基础。
英格兰对这种独立的反对源于以下事实：如果它的美洲殖民地自己生产制造品，他们就不可能利用输出收入（销售商品到加拿大和法属西印度所取得收入）去支付不列颠所生产的工业品。不列颠将难以挣到贵金属。因此，它反对殖民地建造自己的工厂，从而获得工业的“要素禀赋”。
议会的意图在1719年通过的法案中得到了表达。这个法案提出，在任何殖民地建造生产铸铁或加工生铁的高炉是违法的，因为“在殖民地建设工厂会使它们更加脱离大不列颠。”…每当进行新的庆典，或者每当殖民地的企业宣布自己进入新领域，法律就变得更加严厉，强加在殖民地活动上的限制就越多，所有这些管制的实施就更加苛刻。
这种严厉实际上说明英格兰已经没有能力实施它的那些管制。把它的管制更多地看作一种意志状态而不是实际行动的反映可能更好些。实际上，对英格兰国内产业的保护仍然是它未来霸权的基础。“议会反对制造业的行为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威特·鲍顿写道。在毛纺业的案例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毛纺业要小心地防范每一次不利的风潮。早在1699年，议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为市场制造任何包含全部或部分羊毛的物品。规定任何船只或舰艇、马匹、车辆或其他运输工具如装载该类物品运往市场，将连同其他制造品，一并没收，还将受到500英镑的罚款。该法案在1732年被进一步修改。修改的法案已难以阻止家庭纺纱和织布；对有关家庭纺织问题，法案表示了谨慎地沉默。1732年，议会还通过另一类似法案，禁止为市场制作帽子。·…阻上发展殖民地制造业的另一个方法是制定把工业技术留在国内的法律。当时，把指定的工具... (查看原文 )
康替龙指出，答案就在工业保护主义中：
如果土地的主人和波兰的贵族只消费本国生产的制造品，在开始时可能很糟，不久就会变好，并使大量的本国人民在这里工作，而不是把这一优势送给外国人；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注意不要成为别国贸易的盲从者，每个国家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它的产品和工业与自己的人民相匹配。[18]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