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治关系的争议不断,相关著述很多。美国哲学教授汉斯·斯鲁格的《海德格尔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赵剑等译,北京出版社,2015年1月)产生于1987年的讨论,出版于1993年,是该论题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斯鲁格宣称自己的哲学研究视界是属于历史主义的,“在思考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转向历史主义者是必要的”。他讲的“历史主义”指的是相信所描绘的历史事实本身便是重要的,应该重视在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持续的历史性关联,重视在历史中展开的哲学与政治的互动;同时,他强调对历史的考察始终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是被叙事所引导(前言)。
在今天,继续追问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治合作的道德污点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应如何看待“海德格尔迷雾”中的道德批判问题?斯鲁格认为:“经过审思我们应当清楚,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判断是极其廉价的。历史并非由道德所建立,过去的不会再返回,不会因道德伦理而增减一分。明智地讲,道德判断的唯一显著功效是指引将来的行为;用它们来回顾历史是无效的,最终无非自说自话。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海德格尔的生活时代和语境已足够远,从而能以更冷静因而更敏锐的眼光察看当时的事件。于是我们看到,有待学习的最有价值的教训却被过多的道德关注掩盖了。”(第8页)斯格鲁这段话有其针对性,即关于海德格尔政治参与的讨论中的道德说教。但是,如果把这段话放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进行讨论,结果可能很不一样。在某种语境中,不用经过特别“审思”就很清楚的是,“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判断”仍有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极其廉价”;历史虽然不是由道德建立的,但是建立历史的人和事件却无权豁免道德的批判;过去的历史虽然不会再返回,但是对其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反思不仅不是无效的,而且关系到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在审视历史中研究人性的道德遭遇,本身就是从历史中学习的最有价值的教训之一。应该说,斯格鲁的说法是建立在纳粹历史已经与今天德国现实早已完成切割、对纳粹政治的否定早已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的语境之中,而我们所说的另一种语境,则是完全相反。很显然,对海德格尔的政治污点的追问,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确具有不同的意义。当哈贝马斯说“今天——尤其在联邦德国,审查海德格尔的政治过往能够要求什么样的意义呢”的时候,他的提问贴近德国的现实语境,而我们自己也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出发。
回到斯鲁格的历史主义叙事与问题导向。全书的第一个句子就是关于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斯鲁格认为,“理解这一典礼尤为重要,因为它主要由海德格尔本人导演,并有可能透露出海德格尔政治激进主义背后的个人意图。”(第1页)他强调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不仅是海德格尔的,甚至是所有德国哲学家的政治活动都在这一时刻被象征性地刻画下来。这一“决断时刻”的现场情景是:在乐曲声中,教授们庄严地列队进入挂满纳粹旗帜的会场,里面已经挤满了政府官员(包括纳粹教育部长和文化部长)、纳粹军人、学生,在海德格尔发表就职演讲以后是奏国歌、学生的忠诚宣誓、高唱纳粹党歌、伸臂行纳粹礼和高呼“胜利万岁!”斯鲁格说,“典礼的历史背景、编排的严肃性,以及海德格尔本人刻意选择的演讲措辞,共同标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时刻,此刻哲学与政治猛然交汇在一起。弗赖堡的大礼堂内,一个协议似乎已达成:哲学家海德格尔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支持,新政权则乐于庆祝这位哲学家成为自己的一员。”(同上)
不难想象,历史上有多少知识分子曾在类似这种“历史时刻”中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斯格鲁的尖锐在于,马上把镜头从典礼现场切换到最近几个月内发生的事件:借国会纵火案攫取权力,逮捕大批不同政见者,镇压共产主义者,剥夺国会最后仅存的权力,瓦解共和国的联邦架构,开展反犹运动;与这场大学校长就职典礼尤为相关的是,大概有二十位德国哲学教授因为新的反犹法令而失去教职,还有其他教授因政治原因被解聘……所有这些,海德格尔都知道,他完全明白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举行这场典礼意味着什么。斯格鲁说,“在德国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上,哲学和政治真正融为一体。无须涉及希特勒或民族社会主义的任何字眼,海德格尔实际上将他本人及其哲学与新政权捆绑在一起。”(第5-6页)这就是在历史时刻中庄严呈现的哲学的污点,因为发生在像海德格尔这样影响巨大的哲学家身上而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象征性事件。
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其回忆录中也曾精准地记录了在纳粹一体化运动来临之际知识分子的观望、被动、苟且、逢迎,以及学生的激进与肤浅,“整个大学体系毫无抵抗,怯懦地接受一体化运动”,记录了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人面前弃械投降”的前兆与进程,揭露了在德国“振兴”中潜藏的非人化的本性——“为了向国家怪兽提供服务,批准了一切的残忍暴行”(《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168页,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这也可以作为对这历史时刻中呈现的哲学污点的批判性分析。
虽然是以海德格尔为中心人物,但是斯鲁格并没有把主要篇幅用在他身上,而是以危机、民族(或种族)、领导、秩序这四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展开对于连接德国哲学与政治的桥梁的历史考察之旅。他的历史叙事从费希特、尼采开始,然后是“一战”以后出现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哲学的合流,那是德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突变的开始。在这一哲学与政治的互动历史网络中,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德国的特殊性与使命感、德国哲学自己的话语体系、生存危机、种族优越论、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对领袖的无限忠诚等,这就是在历史时刻中呈现的哲学污点的基本成分。有评论认为,斯鲁格提供了一个关于德国哲学与纳粹主义共谋的颠覆性解释,展示出海德格尔的道德危机不是孤立事件。
关于海德格尔的纳粹思想与其哲学的内在联系,一直是争议的核心问题。卡尔·洛维特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支持是他的哲学本质所决定的;菲利普·拉古一拉巴特的《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刘汉全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2月)也明确表示必须“因为海德格尔的政治态度”而对其思想保持“无限的怀疑”;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的维克托·法里亚斯在他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时事出版社,郑永慧等译,2000年12月)中从海德格尔一生的各个时期寻找其思想根源,证明海德格尔之追随纳粹并非一时的投机,而是他毕生的信念。其实,自从海德格尔的日记《黑皮书》于2014年初出版以后,这个问题本身已无悬念,海德格尔自己在日记中明确表达出其反犹主义与纳粹立场与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问题只是,如何在哈贝马斯为法里亚斯写的导言的基础上,把德国哲学与政治观念的复杂纠葛梳理得更清晰、更有说服力。
林恩在其《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中认为,在学术讨论中插入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对历史记忆的追问并非总是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即使是在像诗歌与哲学这样具有高度精神性维度的相遇中,有意回避和压制讨论正义与道德责任的问题正成为新的专制思想与反犹主义的前导。这尤为值得我们深思。
(李公明)
《东方早报》:在历史时刻中庄严呈现的……哲学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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