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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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文学的围墙的消失，世界文学这座房屋也变得很不稳定，新的问题产生，连房屋的地面都开始塌陷。传统上，西方文学依赖清晰可辨的雅典与耶路撤冷这两大源头。如果没有其他已知的文化出现在他们前，荷马与柏拉图，耶和华典与以赛亚书可以合情合理地作为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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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世界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原来的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他们或者凭借翻译，或者凭借原先的语言而进入流通。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源自千差万别的社会，各有不同历史文化的引证框架和诗学传统，……，借用西方批评理论的学术性尝试也可能问题重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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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4
但韦勒克并不是为形式主义本身而提倡形式主义。他有自己的文化一政治目标：比较文学学者通过发掘作品的符号与意义的分层结构，最终可以在根本上获得普世的同胞之爱。艺术作品的“本体论鸿沟”，现在，为美国面对欧洲的冲突刻意保持的距离投上了阴影：
“这里，在美国，我们向另一边的海岸跳望，很容易与整个欧洲产生某种分离的感受，尽管我们不得不为无根性和精神上的流亡而付出代价…一旦我们把握住艺术与诗的本质，它们对于人类无常和命运的胜利，它们对一个想象的新世界的创造，民族的虚荣心就会消失。人，普世的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人，各种各样的人，显露出来，文学研究就不再是古文物研究者的消遣活动，不再是国家借贷的演算，甚至不再是关系网络的绘制。文学研究，就像艺术本身一样，将成为一种想象的行为，保存并创造出人类的最价值”（295页）
这些从内心流露出的话语反映出一种双重的无根性：作品脱离其源头的无根性，读者脱离当今社会的无根性。韦勒克作为流亡者，或许难得需要把他的欧洲传统与他在美国的新家园联系起来，但后来的美国学者并非总是如此情愿接受如此直接的损失。此外，韦勒克措词中的性别特征或许也暗示，并非所有六七十年代的读者都能在“人，普世的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人”中找到他们自己。这样的构想在今天比起在战后初期看上去要不合适，这可能是社会和思维的变化所致，使普世主义不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当前，对普世主义最好的描述，是作品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其永恒的本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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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语言上的简单妥协，又非随意的换位，此时的文本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敏感的读者通过个人的想象把各自的生活体验带进作品中：英语和俄语就成为纳博科夫笑和悲伤的纯语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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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翻译的文章中最令人沮丧的现象，就是坚持针对那些长期无法判定的问题。完全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定义什么是“好的”翻译，就像无法确定什么是好的文学……西方文学史上的标准不断在改变，如今很显然，“好的”翻译只能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情境下的翻译。（《文学理论和翻译文学》，9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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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在同化与断裂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要么是先前遥远的作品反映出同我们一样的观念，要么是无可言喻的陌生，而对这种异质的好奇最终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唯独强化了我们对自身独特身份的意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得不在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世界与极端去中心化的世界之间选择？相反，借用几何形象，我们更加需要一种由双焦点形成的椭圆形的方法。我们在阅读时从未真的失去了自己，我们现时所关注的问题与阅读的模式总是会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一个焦点，而其他时代的文学也会为我们提供另一个焦点，我们的阅读就是在这两个焦点所产生的张力场中进行的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