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兰人文之旅

原文摘录   · · · · · · 

• 1838年，爱默生邀请她参加超验主义的座谈会，第二年又请她编辑超验主义的主要出版物一一季刊《日晷》（Da）杂志。差不多三年中，《日晷》的出版编辑工作一直是傅勒在负责。爱默生和傅的宗旨是一致的：《日晷》着眼的是未来，不是过去，它所赖以生存的、是活生生的灵魂，而不是僵死的文字。 傅勒一直不太喜欢梭罗，也不看好他的写作才能。爱默生将梭罗的诗篇拿来让傅发表在《日晷》上，她坚决不同意，一直到爱默生亲自动手大幅修改之后才勉强登出。爱默生后来引导梭罗放弃写诗而着重于他所擅长的散文，尤其是有关大自然的散文，这和傅勒的品位和判断是一致的。很显然，在事后诸葛看来，梭罗在散文上的建树和影响大大地超过了他的诗歌：当然，喜爱梭罗的人也遗憾，由于爱默生建议梭罗扬长避短，我们也失去了阅读梭罗更多诗篇的机会。 《日晷》的编辑工作完全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工作，加上傅勒身体不好，1843年，她辞去了编辑职务，编辑事务由爱默生接管。腾出时间以后，傅勒写出了她最重要的论文：《伟大的官司：男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 The Great Lawsuit： Manys。 Men and Womans。 Women”），并于1845年将它扩充，以《十九世纪的妇女》（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之名出版成书。 这本书，是几年后在美国出现的女权运动的宣言书。傅勒用她丰富的文学和哲学知识，追溯了女性一直受到压抑的历史，主张女性应当享受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她希望女性“被当作独立、聪明和有理性的个体，在制定她必须遵循的法律、控制和使用她继承或协助积累的财富时，有与男性同样的发言权”。 (查看原文)

  四月武器 2021-08-24 15:5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