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民国时期几乎所有大学的史学系都开设了与史料搜集、史料考证、史料整理等内容相关的课程,如“历史研究法”、“史学通论”、“史学方法”等,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课程除了讲授中西史学演变大势之外,往往辅之于史学方法,以示治史之途径。其他一些专史课程也非常注意史料的搜集与甄别。史学界普遍认为历史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还应进一步认识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时,史学研究法课程所依据的教材大多来自域外,最流行的有三种:(1)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为史学方法论一大名著,所涉范围由史学概念至历史哲学,对方法及原理各方面皆有详论;(2)法国朗格诺瓦(C. V. 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司(Ch. Seignobos,1854—1942)合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1897),排斥历史哲学,将史学方法论“技术化”,强调历史学的工作便是搜求史料、考订所搜得的史料、连贯所考订过的史料,声价仅次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3)日本坪井九马三(1858—1936)《史学研究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 坪井九马三(1858—1936),188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883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授史学。1887年6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专修史学。1889年留学奥地利布拉格大学及维也纳大学,后获延期一年,转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前后留学凡四年有余,1891年获博士学位回国,被任命为东京帝大文科大学教授,讲授史学研究法、西洋史、蒙古史等课程。1892年起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讲授史学方法。他与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再传弟子利斯(Ludwig Riess,1861—1928)在日本宣扬兰克“科学”史学,被视为日本近代史学之父。],所说大体本之伯伦汉,引例甚多,日本史学方法论之一大名著。这三种外人教材成为民国时期编撰史学方法著作之轨式。本书所收录四种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大体可反映国内史学方法论课程的“西化”程度,同时也透示中国史学界摄取方法论知识经历了“坪井九马三时代”向“伯伦汉时代”的转变,这与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吸收西学途经日本到直接取自欧美的走向,亦同步一致。
为了让读者更好了解四种讲义,有必要对讲义形成的背景及内容略作说明。
第一种讲义是黄人望《史学研究法讲义》[ 黄人望(1880—1948),浙江金华人,原名国华,字伯珣,又字百新。早年是清代廪生,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习历史地理师范科。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浙江金华府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历史地理教员,浙江省立第四、第十各中学校长。1914年9月,应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中国史教授。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法预科讲师,讲授“中国法制史”。1921年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1925年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授。1927年后弃学从政,历任浙江德清县、兰溪县长,浙江省政府委员,抗战时任湖州行政督察专员,抗战胜利后为接收杭州委员之一,未几逝世。]。这本讲义应是1914年他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之后所编,因为1913年教育部颁发《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课程标准》,要求高等师范学校在第3学年开设史学研究法课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1913年部令第27号。]。这本讲义共52面,分序言、史料篇、考证篇、史论篇,以讲述史料考证为主,内容虽简略,但研究法各环节皆有论及,相当全面。经比对研究,黄编讲义完全根据坪井《史学研究法》,可谓是一个节译本。1905年黄氏留学早稻田大学,或听过坪井的课,回国之后因教学需要,将坪井著作编译成讲义授课。据说他上课很受学生欢迎,“从来不翻教科书,讲课口才极好,上来滔滔不绝地讲,不管是《左传》、《国策》、《楚辞》,还是《史记》、《汉书》、《通鉴》,随口成段背诵,然后讲解。他真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吸住全班的注意。”[ 马巽:《回忆母校——高师附中》,见北京师大附中编:《在附中的日子》(上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10页。]
在欧美史学方法著作在中国流行之前,坪井《史学研究法》是吾国了解西方史学方法最通行的教材。早在1895年,清学务处编书局得到坪井《史学研究法》讲义下册,以考证编始,交江亢虎翻译,最终是否译成,不得而知。后来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渐多,有人译刊坪井书的部分章节[ 1903年《汉声》(原《湖北学生界》)第6、7、8期译刊《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篇”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1907年张玉涛在《学报》第1年第6、7号译刊《史学研究法》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凡五节[ 汪荣宝 (1878—1933),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字衮甫,号太玄。清末拔贡。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3年归国任京师译学馆教员、京师大学堂教习。1911年调任民政部左参议。旋改宪法协纂大臣、资政院议员。民国成立,先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1914年后出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公使。著有《思玄堂诗集》、《金薤琳琅斋文存》、《法言疏证》等。]:序论、史学之定义、研究法、历史之分类、关于史学之学科,“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2年第9期,1902年12月10日。]。汪荣宝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政法,而坪井在这所大学讲史学研究法,他或听过坪井的课,与黄人望的情形颇为相似。黄氏在北高师的学生李泰棻,他的《西洋大历史·绪论》(1917)、《中国史纲·绪论》(1917)、《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皆列坪井《史学研究法》为参考书,尤其《西洋大历史》上卷初版引用书目中列有坪井“《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法讲义》(汉译)”,说明坪井书有中译本。坪井这本书有大量的中国史方面的例证,在民国史学界颇有些读者,如梁启超、柳诒徵、郑师许、吴贯研、李季谷、杨鸿烈等,很受留日(或懂日语)学者的推崇。然而,1920年代以来,留学欧美史家陆懋德、孔繁霱、傅斯年、姚从吾、张贵永等,在国内各大学积极传播伯伦汉史学,直接从西文翻译或编译的各种史学研究法著作先后问世,梁启超和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出版,坪井这本书自然显得陈旧,不易吸引大批中国读者,难以产生广泛的影响。
第二种讲义是柳诒徵《史学研究法讲义》。1916年柳氏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办)校长江谦之聘,在国文部任国文、历史教员。1919年国文部改组为国文史地部,据教育部要求开设“史学研究法”、“东亚各国史”,皆柳氏讲授。今所收录《史学研究法》,系铅印,无版权页,共26面,每页正面左下角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背面右下角刻“柳”字,编写时间或在1919年前后。讲义约2万字,凡七章:历史之种类、史学之定义、史学之材料、史学之补助学科、史料之整理、史事之考证及批评、历史哲学(理论史学)。柳氏采用一贯的写作方式“纲目体”,纲是论断,目是材料。除大量引用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的观点之外,选择了许多中国方面的示例加以说明。柳氏“能博读日本学者之书”[ 《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8页。],《史学研究法》引用日文书有坪井《史学研究法》、高桑驹吉《西洋史参考书略解》、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磁全书》[ 柳诒徵一生只去过两次日本,1903年(癸卯春)随缪荃孙、徐乃昌等人赴日考察教育两个多月,1919年5月率南高师学生赴日本参观,两次时间都不算长。他最有可能是在江楚编译局或两江师范学堂工作期间学会日语,因为两江师范学堂,日籍教习以及日语翻译人员甚多。]。柳氏《史学研究法》章节架构渊源于坪井著作,但他只吸收知识技术层面的内容,如史料种类、史学之补助学科等,并不接受坪井的治史宗旨。坪井信奉兰克的名言“据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主张史学从以往教训伦理或实用式史学中独立出来。柳氏对此无共鸣,强调历史应该“准古镜今,以为人世之法”,对“五四”时期新史家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 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很不以为然,认为“史之专重鉴戒,遂垂为数千年定法”[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治学必求实用,及为人群服务,才是最高道德”[ 《第四次纪念周纪略》,《省立河南大学周刊》第4期,1932年10月8日。]。因此,他及其门人的史学作品大多具有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
第三种讲义是李季谷《历史研究法》[ 李季谷(1895—1968),原名宗武,浙江绍兴人。1924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毕业,1929年留学英国布里斯托(bristol)大学。曾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校长、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史学系讲师,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大、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兼史学系主任,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教务长、台湾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授。曾任中央通讯社汉口分社总编辑,北平华北日报时评撰述,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编纂科长、浙江省教育厅长等职,曾加入中华学艺社、日本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主要著作有《日本史ABC》、《日本通史》、《西洋史纲》、《高中外国史》、《初中外国史》、《近世中日外交史略》、《西洋近世史》等。]。此为1933年度北平大学法学院讲义,凡四章:导论、历史的概念及认识、历史的原动力及其发达的三阶段、史料。编者李季谷曾在日本、英国留学,从事历史研究法、日本近代史、西洋近代史研究。这本讲义可追溯到1930年2月他留英期间所写《历史学与历史学上之问题》一文,发表在《留英学报》(第5期),后来成为讲义“导论”一章。李氏用大半篇幅讲授史学的补助科学,如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这部分内容完全编译自坪井《史学研究法》。此外,第二章“历史的概念及认识”,较为详细评论坪井对“历史”概念的看法;第三章讲历史发达“三阶段”,亦采坪井之说。凡此种种,皆可说明坪井《史学研究法》对李季谷的影响。
第四种讲义是姚从吾《历史研究法》。1934年姚从吾(1894—1970)从德国留学回国,接替傅斯年讲授“历史研究法”。姚氏服膺19世纪以来德国兰克史学,方法论上推崇伯伦汉。他认为讨论历史学理论的专书,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自19世纪末叶以来,方法与理论兼顾,方法以外兼说到历史学演进的,当推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一书,“班海穆是现代历史学界兼讲方法与理论的开山大师。许多关于历史学的至理名言,和近代历史学演进的大势,都可从他的这部著作中得识概要,他的这部书流行既广,国际的地位也很高。”[ 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1936年12月6日。]姚氏“历史研究法”(或“现代历史学”)课程以讲授伯伦汉史学为主,内容包括:(1)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2)史源学(或史料的研究,为本课主要部分);(3)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关系;(4)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 《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4年度),第256页。]。他在北大开设“历史研究法”的同时,又在辅仁大学讲“历史学原理”。抗战期间,姚在西南联大开设“史学研究法”(或“史学方法”),与他在北大、辅仁所授内容无多差别,仍以方法论和史源学为主,包括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何为史料外部的批评与内部的批评、史料的解释、史料的综合与史料的叙述[ 姚从吾:《史学方法论》,《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78页。]。
姚氏讲义共四编: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史源学、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这本讲义编写时间始于1929年,他尚在德国留学。今所收录姚氏讲义,或为1934年在北大印行,各编印出时间不一,亦有重复,文字略有出入,当为初稿。他曾说:“班氏又有一部小书,名《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尤为有名,“鄙人民国二十三年回国以后,任教北京大学时,曾加以翻译,用于历史方法论的参考讲义。”[ 姚从吾:《史学方法论》,《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第14页,注一。]姚氏在北大和辅仁所授历史研究法或历史学原理,以伯伦汉1926年版《历史学导论》(或译“历史学概论”)为主,兼参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鲍瓦(W. Bauer)《历史研究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斐德儿(A. Feder)《历史研究法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lichen Methode)三书,“取人成说,又只撮取大要,故拟名‘述要’”。
最后交代一下有关讲义的搜集、整理情况。与一般正式出版物有所不同,这些未刊讲义流传自然不广,限于少数学生、友人之间,今人更是罕见。十余年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黄人望编《史学研究法讲义》,查询全国各大图书馆仅此一册,喜出望外,作了初步研究,此前其人其书从未被人道及;柳诒徵《史学研究法》是几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高价拍得。由于没有署名,鲜为人所注意,《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亦没有收录;李季谷编《历史研究法》,同样无人论及;姚从吾《历史研究法》倒是很出名,但大多数研究者只知其名未见其书。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出版《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史学方法论》,所用的是姚在台大期间所写的讲义。姚氏弟子杜维运说:“北大时代从吾师讲授历史方法论的大纲,已经不可得而知。民国三十二在昆明西南联大所印发的历史研究法十讲目录尚存,十分珍贵。”[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后记》,《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第78页。]所以,整理出版姚氏在北大的讲义,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当年我写《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之时,只见到国家图书馆所藏姚氏讲义之残本,几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始一睹全本。事实上,国民时期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还有不少,只是内容缺乏独特性,整理出版价值略逊些。此次整理出版之所以选黄、柳、李、姚四家,一方面是为了兼顾各个时段,选择有代表性的讲义,藉此可深入认识西方史学方法论在中国史学界的旅行轨迹,从而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特质有更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为人物研究提供一手资料,尤其研究柳诒徵、姚从吾的史学思想,早年讲义的出土,对研究史家具有重要的价值,或修正既有的认识,甚或颠覆习以为常的形象。
文献整理的总体原则以保持原貌为主,若遇明显错误,则径为改正,为免烦琐,不出校注。或系讲义的缘故,文字大多不够精炼,错字、别字、衍字和倒误之处甚多,译名随意,这些情况皆径改;原文涉及的西文人名、地名、书名,误拼亦多,大多经核实直接校正;同一种讲义中人名、地名、书名等若前后不一,皆统一处理;原文注释一律改为脚注,方便阅读;按现在通行的出版要求作了标点,原文段落过长,据文意加以分段;讲义中的引文,尽量核对所引据的原书校正;讲义编章节名设置颇为随意,时有时无,为了显目,皆统一处理。此外,尤要说明的是,黄人望《史学研究法讲义》讲“史学补助学科”第三地理学,分述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而原文仅前者,遗漏后者。黄编讲义有三处“参观图”字样,然原文并无图,现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附图补入;姚从吾《历史研究法》第二编“史源学”,原设“史料的保管与编制”一章,但正文无此内容。姚氏讲义文字错误极多,不堪卒读,有些地方只能据文意,略为改动,否则不能读通。
总之,希望讲义的整理出版,能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一份可信赖的文献资料,为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略尽微薄之力。
李孝迁
2015年秋华东师大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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