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册)》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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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曼德勒到开罗,从开伯尔山。到马拉巴尔,从中国到苏伊士,塔什干的发射机每天都将苏联的消息传播到辽阔、动荡的大陆的最边远地区。
如果全亚洲越来越具有接受能力的听众都认真收听这些消息,那么,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橱窗。……
能在地图上标出塔什干的美国人并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亚洲人中,说不出塔什干在什么地方、它象征着什么的人却很少。……
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法律规定各民族平等,许多乌兹别克人和中亚其他民族共同参与政治、工业和教育事务。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西方人有关民主政治的辩论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以太多的影响,单独的人性问题也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国的死亡率表。
访问塔什干的欧洲人得出的一组结论很可能是建立在与欧洲的比较以及那里缺乏他们所习惯的便利设施的基础上,而亚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完全相反。亚洲人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点在于它是亚洲的象征而不是欧洲的象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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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 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节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暗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做排挤他人的事,所以在私人交往中,我们不会互相猜疑,也不会因邻人做了他喜欢做的事而生气。...... ...... ......
我们喜爱美丽的事物,但我们趣味很单纯,所以我们修养心性而不丧失男子气概。我们不用财富互相吹嘘、炫耀,而是用财富来做真正有用的事。在我们那里,公开承认自己贫穷并不丢脸,丢脸的是不去设法摆脱贫穷。雅典公民不会因为照顾小家而忽视国家,甚至连我们当中从事商业的人,也有很好的政治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公共的事不感兴趣,那我们不会将其视为无恶意的人,而会将其视为无用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是政策制定者,那么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明知的政策判断者。造我们的看法,行动的巨大障碍不是讨论,而是在先于行动的讨论中获得的只是还不够。因为哦我们有一种先于行动的独特的思考能力,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行动能力。...... ..... .....
总之,我要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 ......
我已遵照法律,用我认为适合的词语,致了规定的悼词。对烈士们的英勇事迹,也在某种程度上作了称赞,烈士们已被隆重的埋葬,现在唯一要做的是,让烈士们的遗孤们在长大成人以前一直受到公家的救济;这是真正的奖品;在经历这样的斗争之后,希腊像花环一样,将这一奖品授予她活着或死去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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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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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雅利安人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组织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因而,发展起四大世袭中兴的制度。前三个种性是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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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种性等级制度之外的都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侩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清道夫和拾荒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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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优越,其主要原因,也许可用著名人类学家佛朗兹.博亚兹的观点来说明: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
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欧亚大陆看作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这五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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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凤印度的文明中心位于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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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历来都认为生物和非生物有质的区别。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和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设想,而把生物看作是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为;非生物就是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转变为生物的。
原人中出现最早的是现已绝种的灵长类。一般认为,它们最早出现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距今约250万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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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只有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和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作比较,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像其他地区诸如中国那么富饶。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了;而在欧洲,雨水一般停留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几个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拥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两熟。……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的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中国能更好的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利的抗击蛮足入侵者,必要时,还能吸收并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是中国的行政提高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段,欧洲实际上在所有游牧民族的进攻中都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的临近日耳曼人,比中国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足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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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只有人类,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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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却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自己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家乡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P16)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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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一种巨大的潜在性,会因社会影响而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或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种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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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简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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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决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在任何时候都会办好。"在近代初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财富或祖先,而是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才受到尊敬。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的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我们已知道,在17世纪的英国,李尔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员不仅争取政治改革,而且.争取社会改革。法国革命中和李尔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贝夫,他于1795年组织了"平等会"。巴贝夫把法国革命看作"仅仅是远为重大、远为神圣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驱,而这另一次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为了实现这最后的革命,巴贝夫...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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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2世纪时,历史潮流已开始改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侵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未获成效之后,伤心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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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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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政权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在中国只能被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巩固了皇帝的统治,而没有促成正在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诞生;指南针除了被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被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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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运动。 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运动的靶子。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这些变化给了孙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开始革命的机会。在建立共和国的 1911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艰难时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袁世凯将他撇在一边,而各省军阀则不理睬中央政府,作为独立的当权者统治各省。这时,孙决定,为了打败军阀、创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增强国民党的实力。他呼吁国际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绝,不过,苏联却积极响应,因而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一致同意,国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家统一,获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俄国人接着又派能干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去广州,在那里,他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起实现了三大基本变革:按共产党的方针改组国民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一种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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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消除各种潜在的冲突。《汉莫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这部法典试图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
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 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
2. 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
3. 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
4. 颁布许多类似“福利国家”政策的规定
5.具有现代社会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静止不变的。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收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
最后,《汉莫拉比法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所有法典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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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