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use of the Dead》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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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布罗夫斯基还向帝国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个信息。波兰起义在俄国社会中释放了一种恐惧情绪，而这个社会现在无法容忍任何对俄国在波兰的行动的批评。1863年4月，当局关闭了由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编的《时代》杂志。起因是该杂志发表了一篇被认为过于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文章，作者是斯拉夫派人士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自由主义观点在“波兰问题”上几乎完全噤声，只敢就反暴动提出最拐弯抹角的批评。总体来说，保守派新闻机构的评论更滔滔不绝。极其保守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保守主义日报《莫斯科新闻》上不断发表反波兰的文章，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许多观察者认为，卡特科夫正在刺激俄国政府更加严厉地约束波兰。 达布罗夫斯基从斯德哥尔摩给卡特科夫写了一封轻蔑的公开信，谴责他在俄国新闻界中煽动反波兰的情绪： 你有一段时间确实成功地唤醒了俄国人的野蛮本能和狂热，但你的谎言和欺骗不会长久地取胜。我们的数百位流放者已经向俄国最阴暗的角落传播了对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人民的理解。他们在所有地方的出现，都雄辩地抗议了官方和受雇的造谣者散布的谎言，唤醒了俄国人灵魂中的人性本能。 这封信发表在波兰期刊《祖国》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自由主义刊物《钟声》上，《钟声》在俄国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赫尔岑的杂志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兰，提出波兰的斗争也是俄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然而，在反波兰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成批的俄国读者不再订阅 《钟声》；1863年，该杂志的发行量从2500份下降到500份。 随着欧洲的集体良知再次被波兰的命运刺痛，俄国在波兰王国和西部边疆地区的镇压活动的影响逐渐扩散到欧洲各地。致力于波兰事业的团体在伦敦享受了一段短暂但活跃的发展时期，而且英国议会讨论了英国政府对这次暴动的外交反应（但从未讨论过军事回应）。英国新闻界谴责了俄国的行动，并表示自己与波兰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8页 -
自我伤害是一种躲避辛苦劳动的常用手段。……还有一种策略是通过将切碎的马毛插入阴茎上的微小切口来模拟梅毒的症状。脓液足以说服所有人这个罪犯不再适于工作，除了经验最丰富的营地医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8页 -
帝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多次遭遇大屠杀，现在他们在居住权利、教育和职业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中的许多人认定，他们的未来在于革命，而不在于与沙皇俄国的迁就通融。亲纳粹运动开始于1897年，它将社会主义与犹太文化自治的要求相结合，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新成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4页 -
西伯利亚就像一个“战场”。国家在西伯利亚的刑罚政策和殖民政策在在着破坏性的矛盾，这些牙盾在农民与流浪者之间越来越暴虐无情的斗争中显露了出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不同的人物，他们各自都带有一种历史意义 一个是刑罚殖民制度的代表，他从自己的流放地逃了出来 一个是农息他是公民秩序的代表，举着步枪站在自已的农庄前，捍卫自己的家园、财产、家人和安定生活。”几乎所有的观察者，包括国家官员和记者等类似的人物，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存在是对这片大陆上的自由百姓的沉重负担，也阻碍了这片大陆的经济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9 库库什金将军的军队 244 -
参政院广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年前就在帝国陆军中开始形成。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人作战时认识到了俄国人民。这场战争锻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谊以及军官和他们的部下之间的忠诚。俄国农民（其中很多人是农奴）在战争中表现出，他们能够对祖国忠诚可靠、无私奉献。年轻的贵族曾在战争中和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的农奴并肩作战，战后刚返回俄国。 这些贵族就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那段振奋人心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农奴制是一个可耻的提醒物，提醒着他们俄国的落后以及受过教育的富裕精英阶层和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1812年的严峻考验的历练，军官们对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忠诚开始高于他们对会沙皇王朝的忠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9页 -
随着国家在18世纪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 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就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而只是想要逃离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于是他们躲进俄国的乡村。一旦被查出无法出具证件便会被当做农奴和逃兵，从而遭受鞭打和流放。 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历任沙皇都把宗教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壁垒。叶卡捷琳娜大帝流放了成千上万名旧礼仪派成员和乌托邦教派。并且在政治上持批判意见的思想家也开始被流放，因为写作了批判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堕落的书籍，作家拉吉舍夫被判流放十年，他可以被视为是后世思想反叛者的先驱。 除此之外，俄国在西伯利亚不断发展的刑罚工厂仍然面临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试图向帝国各地的一系列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授予行政流放的权力。1736年，工厂、矿山和冶炼厂的私人所有者及国有工厂的经理获得了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的权力。农奴主也可以摆脱那些不顺从、不中用或者仅仅是自己不喜欢的农奴。 但俄国农民并不是专横主人的被动伤害者；他们也把流放制度用作社会控制和净化的工具。农民社区时常和农奴主勾结，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实行行政流放。摆脱那些给村庄造成经济负担的人符合他们双方的既得利益，但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或头脑愚钝。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这口铜钟的厄运是在1591年春被决定的，当时伊凡雷帝9岁的儿子兼指定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乌格利奇被割喉。德米特里的母亲及她的家族认为，德米特里皇子是被皇位的有力争夺者沙皇摄政鲍里斯・戈都诺夫下令谋杀的。因此，他们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召集当地百姓起义。乌格利奇人组成了一支起义队伍，他们横冲直撞，杀死了有嫌疑的凶犯和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这场骚乱引起了克里姆林官的愤怒。戈都诺夫令军队进发乌格利奇，以镇压暴动，并在第二年春天实行了审判。戈都诺夫判处大约200名市民死刑，其他人监禁；被监禁者之中，约100人遭鞭笞，他们的鼻孔被撕破，口才不错的人被拔掉了舌头。起义者遭受折磨和残害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除了对暴动者实施报复，戈都诺夫还惩罚了他们政治团结的象征：他命人把铜钟卸下，鞭打它12下，抽出它的钟“舌”，然后把它流放到西伯利亚。乌格利奇人被迫拖拽着这口参与暴动的铜钟越过乌拉尔山，最后把它安置在托博尔斯克，该城的军事长官把它登记为“第一个无生命的流放者”。这口遭遇噤声和放逐的铜钟成了俄国统治者的权力的证明：他们既可以把不守秩序的臣民驱逐到拉尔山以东，也可以让这些臣民无法发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乌格利奇的铜钟 1 -
将罪犯驱逐出俄国社会的惩罚是在一种残酷的仪式中公开施行的，这样做既强调了罪行的严重性，也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遭受鞭打；男性重罪犯的面部还会被打上烙印，鼻孔被撕破。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18世纪70年代穿过俄罗斯帝国时，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市场看到一个杀人犯正在遭受这样的鞭打。考克斯挤过人群，爬到广场边缘的一座小屋的屋顶，从这个有利位置目睹了行刑过程。行刑者挥舞着最可怕的肉刑刑具一皮鞭（ knout）。这种皮鞭由结实的生牛皮构成，直径约4厘米，被一个铜环固定在根长约一米的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上，皮质鞭子又连到让行刑者手持的长木柄上： 行刑者每次抽打前都会先后退几步，同时向后挥动握着皮鞭的手。然后他倾身向前，用相当大的力气将皮鞭平直的尾端垂直地打在罪犯赤裸的脊背上，鞭痕从衣领到腰部有6至7英寸（约15至18厘米）。他开始抽打罪犯的右肩，并继续使用同样的カ气抽打左肩；直到鞭打了整整333次才罢休，这是判决规定的鞭打次数。在遭受这种骇人的刑罚后，罪犯的鼻孔被钳子撕裂；他的脸上被热烫的铁块烙下印记；并被再度被关进监狱，等待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的矿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流放制度的起源 9 -
因此，国家鼓励妇女跟随丈夫越过乌拉尔山，因为国家料想她们可以对男性发挥安抚和改造作用。政府甚至还通过了新的法律，规定行政流放者的妻子以及（在经过农奴主同意的前提下）他们的孩子跟随丈夫和父亲来到西伯利亚，然后由政府补偿农奴主的人力损失。通过建立稳定且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家庭单位，个体的再生和国家的移民议程实现了完美结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流放制度的起源 9 -
1839年，波兰流放者查士丁尼・鲁钦斯基根据亲眼所见介绍了流放队伍里的每位女性流放者是如何在流放途中不得不拥有一个情人的。然而，女性的情人不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在这名女性的众多“追求者”中，谁出价最高，谁就可拍得这位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拒绝接受这个情人，那么她“将遭到可怕的报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 界 标 31 -
很多俄国军官在从拿破仑战争战场回来时头脑中也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一名军官称：“如果说我们用武力占领了法国，那么法国则用习俗征服了我们。”很多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导者（比如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伊万・亚库什金和米哈伊尔・方维津）在1815年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却发现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军队生活中沉闷的纪律让人恼怒。他们曾和欧洲的“拿破仑专制主义”作战，如今他们要努力适应这个基本是沙皇的个人封地的俄国。被捕后，尼古拉・别斯图热夫写信向尼古拉一世解释他参加起义的原因： 我们让我们的祖国摆脱了暴政，但却再一次被我们自的君主施行暴政…为什么我们解放了欧洲，自己却被困于枷锁当中？难道我们为法国带来了宪法，却不敢为我们自己争取一部宪法？难道我们用热血换取了在诸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却在国内饱受压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 折断的剑 57 -
尼古拉一世做出的惩罚和羞辱这些闪犯的决定甚至也包含着黑色喜剧的元素，这些元素突出了国家权力具有不老练和临时拼凑的本质。扎瓦利申回忆，就在出发前，上面突然发来指示，要求脚镣不能用铁钉封上，而应该用挂锁锁上，以便在途中需要时可以更轻松地打开脚镣。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挂锁，几名土兵被派去城里买挂锁。他们带回了用来锁礼物盒的锁具，上面通常还刻着字。扎瓦利申腿上的挂锁上面写着“我把这个送给我爱的人”，别斯图热夫的腿上的挂锁则写着“我珍视的不是你的礼物，而是你的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 折断的剑 57 -
即使十二月党人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特权”、十二月党人仍然在语言、举止和礼仪上与他们的上级相同。扎瓦利申说：“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被称为爵爷和将军…许多人既想用符合我们当前地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又想表示对我们的尊重，于是他们对我们说“前殿下、前阁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 折断的剑 57 -
巴萨尔金回忆起卡因斯克小城的年迈省长斯捷潘诺夫先生，他来见他们时“带了两个人，他们拖着一个巨大的篮子，里面装满酒和各种食物。他让我们随便吃，然后让我们带走剩下的吃食。他还给了我们钱，并说出了令我们惊讶的话。“我获取这笔钱的途径，”他边掏出一大包钞票边说着，“不是完全干净的，而是通过受贿。你们拿着吧，这样我会心安一些。”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当地居民争论着，在流放者们在该镇休息一天时，谁有幸为他们提供膳宿。商人们用家中最好的房间招待十二月党人，毫不吝惜地为这些客人供应食物和酒水。 这种经历反映的不仅仅是十二月党人的特殊地位。向随流放队伍穿过定居点的“不幸的人”提供施舍，是西伯利亚的一个传统。尽管官方努力让这些行程保密，但巴萨尔金回忆，人们会聚集在休息站周围，看一眼这些犯人。更大胆的居民会靠近马车，把施舍给犯人的铜币扔进车里。“我至今保留着，”巴萨尔金在他的回录中写道，“一个年迈的女乞丐给我的铜币。她走进我们的小屋，向我们出示了一些硬币，说道：这是我所有的钱。拿着吧，先生们，我们亲爱的大人。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些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 折断的剑 57 -
十二月党人作为灵魂残缺的叛徒被流放，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仅背叛了他们的同志，也背叛了他们的事业。然而，那些活得比尼古拉一世久的十二月党人将作为英雄和爱国者荣归俄国欧洲部分。当年这些人在彼得保罗要塞院子里跪在火盆前，剑在他们低着的头上折断，那时的他们根本无法设想自己有可能回归。几十年后，巴萨尔金带着轻蔑的语气回顾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 我现在确信，如果政府不是这么残忍地处罚我们，而是更宽厚地惩罚我们，那么，它或许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被剥夺了一切，突然成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被驱逐者，这让我们有权把自己看作俄国未来改革的净化剂。总之，政府把我们从最简单、最普通的人变成了我们的观念的政治牺牲者。在此过程中，它为我们招致了广泛的同情，而将它自己塑造为愤怒、残忍的迫害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 折断的剑 57 -
米哈伊尔・卢宁总是预言，十二月党人只有三条路：“有些人会结婚，有些人会进人修道院，其余的人会酗酒致死。”然而，卢宁没有应验他自己的这些预言。卢宁是最值得注意的十二月党人之一，他也许比其他人都明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在于它武力挑战了圣彼得堡的专制政权，而在于它塑造了一个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美德的振奋范例。卢宁的同志们在和当局打交道时“安静又顺从”；与他们不同，卢宁一直是态度挑衅、无所畏惧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 民主共和国 115 -
卢宁的厄运因为写了几篇严厉责俄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政论文而注定了。在其中一段运用了强烈修辞的段落中，自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卢宁向专制政权提出了一份严厉控诉： 如果我们的流放者可以从西伯利亚荒漠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那么他们首先会对统治阶层的领导者说：“你们在过去十五年里为人民做了什么？……你们承诺倾听和实施所有被合法表达的关于改善国家状况的主张，但通过对新闻自由施加新的限制、阻碍与欧洲的关系的发展、用反动制度使文明的原则无法运作，你们的承诺变得不可能。我们倡导崇拜法律；你们却倡导崇拜个人，在教堂里存放君主的服饰，好像它们是一种新的圣物。你们亲自清洗了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她抛入了一个死亡的深渊，抛入间谍活动和无知的黑暗当中。你们用刽子手的手消灭了启发社会运动并指导其发展的思想。你们用什么替代这些思想？我们会反过来在我们的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的法庭上传唤你们：请你们为自己辩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 民主共和国 115 -
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去世于1863年，谢尔盖去世于两年后。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谢尔盖开始写作回忆录。他不会为自己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而道歉：“我选择的那条路把我带往最高法院，带往西伯利亚，带往苦役，带向三十年背井离乡的流放生涯，然而，我不会背弃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 民主共和国 115 -
但是，十二月党人和波兰流放者之间有着一些重要区别。如果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体验着某种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压迫性的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的感觉，那么这些波兰人只是经历了一种猛烈的文化混乱。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定居点的波兰人一边享受着相对的自由，一边也面对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几乎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但是这种分散性增加了他们迷失在陌生的西伯利亚农民文化当中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年轻单身汉来说。马克西莫夫注意到了这些波兰人与他们自己的“俄化”的斗争。在阿卡社伊，维索茨基努力劝说他的同志不要“让波兰人和俄国人的血统混合”。为了和当地妇女结婚，这些波兰人不得不从天主教（他们的民族认同的宗教支柱）转向东正教（他们的征服者的宗教）。因此，与西伯利亚妇女结婚被视为一种“对祖国的背叛”。马克西莫夫指出，波兰流放者深切关注着“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的保持，关注着这种保持的所有极端和奇怪表现，甚至包括最微末的细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6 西伯利亚人 150 -
生活在欧洲西部的波兰流放者把他们的剑换成了笔，将鼓舞人心的波兰形象塑造成一个殉难的国家。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巴黎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堂内猛烈抨击了俄国专制主义。他的戏剧《先人祭》（1823-1832年）和史诗《波兰民族和波兰朝圣之书》（1832年）很快被翻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并把波兰塑造成了“诸民族的基督”的形象：在18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波兰被瓜分期间，被邻国钉在十字架上；在1830年，因为对自由的崇高期望而被碾轧。在他灼痛的民族苦难图景中，在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者遭受的折磨位于中心舞台。自由已经被逐出波兰，但它会回来的： 最终，波兰说道：“任何来我这里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因为我就是自由。” 但是国王们听说后心中惧怕，说道：“我们把自由从世上逐走了；但是，它通过一个正直的民族而回来了，这个民族不顺从我们的偶像！来吧，让我们消灭这个民族……” 于是，他们迫害波兰民族，把它埋葬在坟墓里，国王们大喊：“我们已经杀死、掩埋了自由。” 但是……波兰民族并没有灭亡：它的身体躺在坟墓里，但它的灵魂已经从大地上下沉，也就是从公共生活中下沉，来到深渊，也就是来到在国内外遭受奴役的人民的个人生活中…… 但是在第三天，这个灵魂将回到身体里，波兰民族将再次出现，并使所有的欧洲民族摆脱奴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6 西伯利亚人 150
作者: Daniel Beer
副标题: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
isbn: 0307958906
书名: The House of the Dead
页数: 496
定价: USD 35.00
出版社: Knopf
装帧: Hardcover
出版年: 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