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经叛道

稳健的创新者更成功

推进创新：性格信用，喜欢熟悉事物（纯粹接触效应）

结盟壮大创新力量，与敌人结盟，而不是友敌

当我们勇于创新时，我们是否兼具谋略。同优势群体相比，弱势群体倾向于维持现状的比例更高，在某种状态下受害最深的人，却恰恰是最不愿去质疑，挑战，拒绝或改变这种现状的人。

1. 系统正当性理论：人们倾向于认为某一现状是合理的，即使这一现状会违背他们的个人利益。将默认体系合理化，如果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没有必要对他感到不满，但这种态度是我们丧失了反对不公正行为的道德义愤，丧失了创造性意志，不再寻找其他可以使世界正常运行的方式。

2.好奇心 创新的特点是拒绝默认选项，并选择去探索是否存在一种更好的选择。首先是好奇心，打一开始就仔细琢磨为什么存在默认的常规。当我们对世界中令人不满的现状充满好奇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大多都有其社会根源，毕竟规则和制度是由人创造的，而这种意识给我们勇气去思考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3.神童 为什么神童往往泯然众人：他们没有尝试着离经叛道，在鲜花铺满的道路上孰能生巧，但无法催生新的事物。最有创造力的孩子最难成为老师的宠儿，因为他们不墨守陈规。大多数天才遵循传统的成功路径。追求成功的动机极度膨胀时，会将创新精神排挤出去，你越看重成绩，就越害怕失败。极度想要获得成功的心理驱动下，人的目标不是获得独一无二的成就，而是获得有把握的成功。创新是带来创造性毁灭的行为，倡导新的体系往往需要销毁过去的旧方法，而我们由于害怕打破原有格局而止步不前。

4.创新者跟我们一样 在这本书中，我想揭露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创新需要冒风险。那些用创新性想法改变世界的人很少是充满坚定信念和奉献精神的模范人物。由于他们质疑传统，挑战现状，他们也许表面上显得勇敢和自信。但当你层层剥开外表，会发现他们同样也存在恐惧，会犹豫不决，并产生自我怀疑。他们被视为积极主动的人，但他们的动力往往是由别人所激发的，有些时候甚至是受外力影响被迫去做的。尽管他们看起来渴望风险，但他们实际上更希望能够规避风险。

5. 冒险派不占优势 同那些辞去本职工作的企业家相比，那些继续本职工作的企业家失败的概率要低33%。如果你不愿冒险，并且对自己想法的可行性存有一些怀疑，你创办的企业很可能会基业长青。但如果你是不计后果的赌徒，你的初创企业则可能更为脆弱。最好的企业家并不是那些追逐最大风险的人，而是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的人。平衡风险组合并不意味着保守持中，不去冒太大风险。相反，成功的创新者在一个领域冒极大风险，在另一领域却极度谨慎从而抵消了风险。

成功的创新者往往会质疑默认的常规并平衡风险组合。

6.选择 创新就是允许自己犯错，艺术就是知道该如何取舍。过分自信在创新性领域可能是一种特别难以克服的认知偏差。“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陷阱：他们倾向于关注自身想法的优势所在，忽略、低估或淡化想法中存在的局限性。要想提高对自身想法的判断能力，最好的办法是收集反馈意见。把很多想法摆在面前，看看哪些想法能够得到目标受众的赞扬和接受。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是危险的，不仅因为它会让我们深受盲目乐观之苦，还因为它会阻碍我们获取必要的多样性观点，使我们无法到达创造力的顶峰。

人们获得越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观察世界所用的某种方式就变得越发根深蒂固。随着我们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增多，我们也成了自己头脑中原型的囚徒。同行之间相互评判彼此的想法可以得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求同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同事不像主管和测试观众那样想着规避风险；他们思想开放，能看到不同寻常的可能性中的潜力，这就可以防止错误的负面预测。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对我们的想法有特别的贡献，这就给他们足够的距离提供一个诚实的评估，防止错误的乐观主义。

7.质量数量并存 人们普遍认为，数量和质量二者不可共存，如果你想把工作做得更好，你必须做得精，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涉及想法的产生，数量是对质量最可预测的因素。“创新性思想家会想出很多创意，有些是奇怪的各种变体，有些是死胡同，甚至有些是彻底的失败。但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也同时提出了更多可利用的想法，尤其是创新性的想法。” 创办企业并获得很多专利的人比他们的同龄人拥有更多的业余爱好，例如素描、油画、建筑、雕塑和文学。

8.直觉 我们的直觉只有在我们拥有很多经验的领域才会准确(而且只对于那些可预见的模式稳定的情形，如果是股票或者政治预测，经验无法给眼前带来可靠的按时)。而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在做过深入分析后会做出更加合理的判断。

9.执行 要预测一个创新想法的创造者是否会获得成功，我们不能只看他们在表达想法时的激情，还应该关注他们在执行力上的激情。

10. 出乎意料的诚实 赛瑞克效应：通过描述缺点来推销自己。第一，强调自己的弱点可以打消听众的疑虑，使你更值得信赖。无限乐观的推销手段看起来不诚实，听众会感到反感和怀疑。第二，它让你看起来聪明。第三，由于我们在处理信息时存在偏见，它使听众对想法本身的评价更积极。如果你承认了项目中最严重的一些问题，投资者很难再想到其他的问题，当他们努力寻找其他问题的时候，会认为这个项目问题其实并不严重。

11. 中层难创新 权力和地位应该相互匹配和进步，当你还没有在行业里或的地位的时候，大家也不会严肃对待你的提案。 中层更难创新，顶层的人会被认为应该与众不同，所以有自由不走寻常路。底层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所以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创新。而中层位置的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已经获得几分认可，会十分重视在群体中的地位而不想破坏它，处于中间阶级的人一旦失败会冒更大风险，他们十分犹豫是否要用创新的方式来完成一项任务。

12. 面对困境 面对不如人意的情况时的选择： 退出（从这一处境中完全脱身），发出声音（积极行动改善处境），操持忠诚（咬牙忍耐），忽视（停留在当前境况，但不那么努力）。 发表意见并不胜过推出，在某些情况下，离开一个令人窒息的组织可能是进行创新的更好路径。 建议是——选择行动，而不是停滞不前。从长远来看，令我们感到遗憾的不是采取行动做某事犯的错误，而是不采取行动做某事的错误。

13. 某些拖延可能有利于创新 在古埃及，人们用两种不同的动词表达拖延一词：一个意思是懒惰，而另一个的意思却是等待合适的时机。拖延有更多深思熟虑的时间，更灵活和即兴发挥。伟大的创新者是伟大的拖延者，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划。他们有战略地推进，通过不断测试和优化不同的可能性，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

当创新者急于成为开拓者，他们往往会做过头，对于企业也是一样，大约3/4的公司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早地扩大规模——在市场还未成熟之时进行投资。而定居型企业能从开拓型企业经历中学习。开拓者往往会停留在其早期的产品中，而定居者可以观察市场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并做出相应调整。 虽然当涉及专利技术时，或者是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当用户数量越多，产品或服务就变得越有价值时，例如电话或社交媒体产品）时，先发优势往往会占上风。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的概率并不高。

14. 两种创新 概念型和实验型。概念型创新者想出一个伟大创意，并开始着手执行。实验型创新者通过反复尝试来解决问题，在进行的过程中学习和不断变化。他们着手应对一个特定问题，但他们在一开始头脑中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概念型创新者如同短跑运动员，实验型创新者则如同马拉松选手。平均而言，概念型创新者在43岁时达成了他们最有影响力的成就，而实验型创新者在61岁时才做出。概念型创新可以很快完成，因为它不需要多年来系统性的调查，概念型洞见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生命早期，因为当我们用全新视野解决一个问题时，是最容易得出一个惊人的创新性洞见的。 概念型创新者往往很早就产生创新的想法，但他们冒着自我复制的风险。实验型的方法往往需要花更长时间，但拥有更强的再生能力——通过实验，我们不会复制我们过去的观念，而是能够不断发现新的观念。

15. 我们以为共同目标可以将不同群体的人结合在一起，但现实是，它们常常是导致群体分裂的原因。关键是水平敌意（horizontal hostility）这一概念——尽管拥有一个基本的目标，但激进群体经常会贬低那些更随主流而行的群体，认为他们是骗子和叛徒。“在大体上基本相似的两个人中，正是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别会形成他们之间的陌生感和敌对的情绪。”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你会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虔诚，你对一个群体的认同感越深，你就越努力地寻求将自己同那些可能会对你所属的群体带来威胁、有着更温和价值观的团体区别开来。

共同的目标不足以使一个联盟发展壮大，对于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和手段，人们会产生分歧。方法的差异是造成组织分裂的‘重要原因。共同的策略是不同组织之间建立联盟的一个重要指标，即使他们关心不同的事业，也会因为使用相同的策略而对彼此产生亲近感。

16. 温和的激进派 要想成功，创新者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和不同寻常的想法，但他们已学会了采用不那么令人震惊、更吸引主流观众的方式去陈述他们的信念和想法，从而淡化他们想法的激进程度。

将重心从为什么转移到怎么办，可以帮助人们变得不那么激进。 当研究人员让那些持有极端政治观点的人解释为何他们偏好某些政策时，他们变得更加坚持己见，因为解释为什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确认他们的信念。 但是，当研究人员让他们解释他们支持的政策是如何运作的时候，他们变得更温和。思考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欠缺，并发现自己的一些极端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说服潜在的合作伙伴结为联盟，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对价值观进行思考。我们不应假设其他人会赞同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试图说服他们采用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应该向他们展示，采用我们的价值观可以让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很难扭转别人的信念，但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同对方已经熟悉的价值观相联系，则要简单得多。

17. 出生次序 长子往往更强势、更加勤奋，并更有雄心，但后出生的人更加愿意冒险并愿意接受原创思想。长子倾向于维护现状，而后出生的人倾向于挑战现状。对于后出生的人更倾向于冒风险，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与孩子如何处理与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有关；另一种则认为与家长养育孩子的不同方式有关。

第一种，由于长子一开始是家中的独子，他们首先认同他们的父母。当弟妹出生后，长子面临被“废黜”的危险，所以通常通过模仿他们的父母来做出回应：他们强调规则并维护自己对弟妹的权威，这就为后出生的孩子反叛做好了铺垫。面对直接与哥哥姐姐在智力和体力之间进行竞争的难度，后出生的孩子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脱颖而出。

第二种，父母管的越来越松。当哥哥姐姐充当代理父母和榜样的角色时，你就不会面对许多规则和惩罚，并能享受他们的保护。你也会最终更早地去冒险，因为你不用模仿成年人仔细考量后再做选择，只需跟随其他孩子就行。

父母养育反叛者有两种完全相反的途径：一个是给孩子自主权和保护，一个是限制孩子的自由直至他们奋起反抗。不要通过威胁惩罚来强制青少年执行规则，应该耐心解释规则背后的道德观念原因。引导孩子关注个人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或影响。6-9岁正是孩子形成身份认同的时期，这时表扬孩子的人格而非具体行为可以留下最持久的印记。鼓励孩子形成强大的价值观，父母必须有效限制自己的影响力，给孩子介绍不同类型的伟大榜样。

18. 公司蓝图 在关注员工忠诚，潜力，技术这三种公司中，创始人的忠诚蓝图使初创企业的生存概率和上市概率更大。但后劲不足，组织往往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加同质化，它们剔除了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多样性。

19. 悲观乐观都有理 如果我们还没有投入某个特定行动中，像防御性悲观者那样思考就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心中还没有向前冲的动力，设想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只会让我们更加焦虑，激活停止系统，并促使我们刹车。通过看光明的一面，我们就会点燃热情，并激活我们的前进系统。 但是一旦我们已经坚定了某种行动的信念，当焦虑悄悄潜入时，我们最好像防御性悲观者那样思考，并直面我们的恐惧。既然已经决意前进，设想最坏的情况就会使我们能利用焦虑，将其作为促进我们做好准备并取得成功的手段。 当我们感到焦虑时，未知比失败的结果更可怕。一旦人们想象了最糟糕的情形，“他们会更有控制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行动之前忧虑就达到了顶峰。而当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时，他们几乎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0. 少数的力量 要让人们沉默，并不需要一个暴力的独裁者通过恐怖手段来压制。仅仅是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就会让一个坚定的创新者感到害怕，从而使他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鼓励人们不墨守成规，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一个持不同意见者。仅仅是知道你不是唯一的反对者，就会使你变得更容易拒绝服从多数意见，即使数量很小，我们也能从中获得精神支持。“第一个追随者将一个孤独的怪人变成领导者。”

如果你希望人们敢于冒风险，你需要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单。这是很多抗议甚至革命获得成功的首要关键因素。

也可以用幽默表达反抗。（智利游行的满大街乒乓球）

感到愤怒后，比较发泄、转移注意力和对照，静静的坐着能激活停止系统。在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情感宣泄，似乎才是效果最好的。 在我们已经有过一段时间来处理某一压力或创伤性事件后，再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是最有益的，因为这时我们不会被愤怒蒙蔽双眼，也不会因为悲痛而精疲力竭。

作为民权运动家，为了高效地疏导愤怒，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对肇事者造成的伤害进行发泄，而是需要反思由此遭受痛苦的受害者。 关注受害人会激活心理学家所说的移情的愤怒（empathetic anger）——为受害者打抱不平的愿望。它激活前进系统，但也使我们仔细地考虑如何最好地尊重受害者的尊严。研究表明，当我们对别人感到气愤时，我们的目标是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但当我们为别人而感到气愤时，我们会寻求正义和更好的制度。这时，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惩罚肇事者，我们还想帮助受害者。

创新的特点是拒绝接受默认选项，并选择去探索是否存在一种更好的选择。

首先是好奇心。要求我们面对熟悉的事物，却用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它，从而就老问题得出新的洞见。当我们对这个世界中令人不满的现状充满好奇心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它们大多都有其社会根源：毕竟规则和制度是由人创造的。而这种意识给予我们勇气去思考如何才能改变这些现状。

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对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进行了追踪。当小布什获得更多民意，共和党人就认为他应该能当选，民主党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了心理预期。当戈尔成功的可能性增加时，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转而更看好戈尔。不管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如何，当候选人似乎胜券在握时，人们会更喜欢他；而当他成功的概率下降时，人们便不再那么喜欢他。

将默认体系合理化，可以起到调和作用。这是一种情感上的止痛药——如果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没有必要对它感到不满。但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也使我们丧失了反对不公正行为的道德义愤，丧失了创造性意志，不再寻找其他可以使世界正常运行的方式。

失去了反对不公正行为的道德义愤，就会使自己的弱势地位更弱，无奈地维持现状，不再去质疑、挑战、拒绝或改变，陷入可悲的境地，无人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