箋邊漫語後記
很多偶然的發生,最後都會必然地影響到一個人的前進方向。正如我所以開始關注手札,也是因為在求學期間,本師致之先生偶然想到的一個題目所致。而接著這次偶然,我又有幸地在進入上海博物館工作之後,接受了整理冒廣生友朋書札的任務。從此之後,我便由偶然地利用手札,變成了日常與手札為伍,也漸漸開始以解讀手札為樂了。在《冒廣生友朋書札》的首發式上,我曾總結手札整理中面臨的兩個困難之處:首先是字跡難以辨別;其次是發函人和受函人究竟是誰,經常會需要考索而定。而在這兩個困難解決之後,我們面對的,就是對於這些手札的解讀了。作為一種日益受到重視的一次性文獻,手札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日記。因日記中多有故意作偽,以遮掩真相的現象。而手札,因收受雙方均係當時當事之人,言語之間,記錄之事,相對更為可信。但因熟知言語背景,故而通信雙方在信中往往語焉不詳,致使後人讀之而不明其意。也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所以手札的研究和利用雖然已為有識之士所重視,但真正能将其間蕴藏的豐富信息運用於自己研究中的學者,仍然只是鳳毛麟角。坊間流行的所謂手札解讀之作,絕大部分無非只是百度些收受雙方的生平軼事而已,對於函札本身有所發明的,甚為罕見。職此之故,在整理冒氏書札完成之後,我便有意識地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因為我的興趣所在只是傳統學術,加之能力所限,故而我關注的對象只不過是限於清代中期以後的學人手札而已。所謂學人者,所包甚廣,凡以學問為職志,汲汲以弘揚學術為使命者,都可以稱作學人。不過近代以降,道術為天下裂,尤以辛亥而還,學科日密,網羅並舉,涵括甚廣,其間學人輩出,遠邁疇昔。因此,這裡所言之學人,僅取研習傳統中國學術,所研所習,自囿於四庫之內者。
如前所言,我開始特別留意這些學人手札是在2008年之後,但這本小書中所收文章,卻並非發端於此。所收十八篇中,《陳慶鏞致陳奐書(四通)箋釋》、《高郵王氏父子與陳奐往來函件編次》兩篇,其實都是在我求學期間,為了完成學業而成的副產品。《陳奐致馮桂芬書箋釋》一篇,雖然完成最晚,但事實上仍係與學業相關的衍生品。另外,《德清戴望致歸安楊峴函八通考實》一篇中的兩位主者戴望、楊峴都是陳奐的弟子。《汪喜孫及其<海外墨緣>冊子》中的汪喜孫是陳奐的友人,故而雖然是作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的課題成果,但實際上與上一篇一樣,也是學業的繼續。真正算得上是新的研究方向的,應該就是關於冒廣生、李詳和徐森玉三位先生的幾篇了,前者是因我與同事合作整理其友朋書札而進一步延伸的結果;後兩者,則都是我發興要編訂兩位先生的年譜長編而產生的前期成果。剩下來的四篇,則是平時讀書中,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文獻,將其記錄并加以解讀的文字,雖然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對於事實、時事的解讀,都算是有一己之得。
這些文字的寫作時間大概跨越十年,寫作目的也各不相同。因此之故,每篇不僅豐儉懸異,甚至連文體都有很大差別,或文或白,絕未一律。而這次結集,未嘗費力將這兩方面稍作統一,一則是因為我賦性疏懶,好逸惡勞;再則因為我一貫喜新厭舊,重新去拾掇舊文,內心本能抵觸。至於所謂要保持文章發表時原貌,以留鴻爪之類的理由,倒是再其次了。另外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些文章在發表的時候,因為種種原因,曾有部分是與他人聯合署名的。但正如之前一部小書後記中所言,截至目前為止,我所有曾與他人共同署名的文章,都出自我一人之手,因此完全不會存在版權糾紛。
這本小書的結集,是出於友人萬君超先生的提議。他曾好意向某出版社推薦我的這些文字,雖然以晦澀無文,最終未被接納,但其間傳達的友誼,卻使得我甚為感動。而此次終得面世,除了要感謝故宮出版社不棄瓦缶之外,更要感謝好友汪亓兄的大力推轂,且不辭勞苦,居間玉成,并俯允賜予墨寶,為之題簽,以為友誼之見證。責編王志偉先生的細緻、耐心及精益求精的專業態度,使得我對於編輯這一職業,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感謝他不辭勞苦,費心為我編輯這本很小眾的集子,讓我有了開拓新研究的直接動力。
多年之前,在侍本師座側之際,我曾斗膽狂言,希望以後先生能為我的小書作序,以為光寵,未承想此次竟然終於夢想成真。但說實話,心裡感覺頗為忐忑,生怕先生的清名會因我淺陋的文字而受到玷污。不過,即便如此,以先生一貫對我包容的態度,想來也只會付之一笑罷了。
最後還要一如既往地感謝友人嚴曉星兄,是他又一次費心為我建議了這個書名:箋邊漫語。
箋邊漫語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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