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的原文摘录
-
12公里是洪武皇帝想象中人能活动的最远距离（这正好是13世纪英国的一份法律文书中用来界定“邻里”的距离，因为这是短途货运人员可以在一天之内往返市场一个来回的最远路途），他甚至把58公里的最高移动界限写进了法律。 (查看原文)
-
现存最早的一部导游手册是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他主要依靠驿程指南中的道路，模仿其中的地名和距离设计，但同时也加入了许多以北京、南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官方驿路网以外的东西。他还添加了许多旅途建议。编书之由乃是“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厄于歧路者多也。”
失败不仅标志着某种制度的衰败，更可能是结构性危机的征兆。 (查看原文)
-
尽管起义失败了，田中正俊认为邓茂七起义是第一次反对租佃制的阶级关系的农民起义，它有别于历史上劫富济贫的政治性斗争。因此，这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农民战争”。 (查看原文)
-
布罗代尔认为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就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是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经济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欧洲发展是欧洲历史所持有的现象。其它的社会结构不一定都能发展出同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在解释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和中国明代历史时所要加以区分的，因为两个社会所处的环境在精英阶层构成、国家权力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明代后期中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定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到清代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精英阶层利益的双重保障体系。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查看原文)
-
描写明朝后期艺妓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将这一小群幸运的女子浪漫化的倾向——当时是因为她们的才气，现在是因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从属地位观念的英勇行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那些珍视这种浪漫爱情的男子将这些女子光彩化了，他们想在这里找到寄托，摆脱官场失意的失落感和明末党派倾轧给他们带来的无力回天的感伤。 (查看原文)
-
研究明史的历史学家都知道，包买商制度在欧洲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这种制度，商人通过向乡村的手工工人提供生产原料的形式预付资本，控制生产过程。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纺织业工人也同样地被吸收到了包买商制度中，同样迈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朱国祯的记载中，用的是“易”这个字而不是“卖”，这就说明生产者不是每天都为出卖他们的产品讨价还价，而是为一个固定的客商进行生产，这个商人控制着从原料（轧过的棉花）购买到成品布的分配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其他江南棉织业的记载，也提供了类似的线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的是商人依靠资本的力量控制生产过程，而不是操纵或垄断地方市场。包买商不只是通过某天早晨向纺织者卖原料、第二天早晨再购买他们的产品的形式从生产分工中获得好处。通过提供生产原料和掌握生产速度，他购买了这些纺织者的劳动力，从内部控制了生产过程。然而，在明朝后期，商人通过在生产过程外部获得利润的方式，对家庭纺织业生产进行控制，包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垄断纺纱者和织布者出卖产品的地方市场；通过高利货，将生产者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田中正俊对这一论点的论述最为有力和令人信服。他始终强调欧洲包买商制度和中国的以产品换原料的制度间的不同，后者“不能被认为是促进发展的力量”（这里的发展指的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发展），因为它没有改变生产关系。 (查看原文)
-
在他关于近代初期欧洲商业发展的论述中，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同时存在。市场经济将农村的剩余农副产品吸纳到正常的交换体系中来，与此同时“次经济，即经济活动的非正规化的一面”，是“一个自给自足、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物品和服务的直接交换的世界”。两种经济形式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市场经济依靠次经济的前期生产过程取得剩余农副产品，进而再完成这些剩余产品的重新分配。如果我们抛开经济规模不管，这种经济与中国明代后期的经济十分相像。多数农村居民在各个次经济中独立生产和消费，他们的部分产品和消费品通过市场经济流出和引进。惠安县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但还未达到足以使市场经济取得统治地位并最终瓦解这种次经济的程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江南地区的情况就不同了：从事纺织业的家庭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将他们从自己的次经济中分离出来。当一个湖州作家面对明代后期“湖丝遍天下，而湖之民终身不缕者有之”的困惑时，确实是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分离。
布罗代尔从更大的问题意识——理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出发，构建出关于近代初期欧洲商业发展的模式。他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认为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就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是建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阶级制度内形成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经济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欧洲的发展是欧洲历史所特有的现象。其他的社会结构不一定都能发展出同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在解释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和中国明代历史时所要加以区分的，因为两个社会所处的环境在精英阶层构成、国家权力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明代后期，中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 (查看原文)
-
在朝鲜人崔溥日记的末尾，他举出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鲜明对照：长江以南是宽敞的瓦顶房，而北方则是低矮的茅草屋；南方是轿子，而北方则是驴马；南方市场上用的是金银，而北方却用铜板；南方人勤于农工商业，北方人则颇为懒惰；南方人性情开朗，北方人脾气暴躁、容易争吵；南方教育发达，北方知识贫乏。然而南北方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友称秤锱铢之利。 (查看原文)
-
明代后期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定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到清代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精英阶层利益的双重保障体系。 (查看原文)
-
在明朝前期，乘轿旅行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只要负担得起，人人都可乘轿，只要不违反政府对颜色的规定就行：红色是禁止使用的，五品以下不能用绿色。法律同样禁止强迫他人抬轿。抬轿的活儿被认为超越一个奴仆对地主的例行义务之外，所以地主让仆人抬轿必须另外付钱。到明代中叶，轿子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轿子的使用被糅合到了住宅建筑中。苏州的大户人家多在大门内建一轿厅，作为在室内落轿的地方。另一相应的调整是公文箱的设置，一个长长的带盖的盒子，置于轿柱之间，供旅行者在途中读书或办公使用。 (查看原文)
-
地契最早原型可以追溯到汉代，唐以后开始广泛使用。瓦莱莉-汉森认为，元代是“契约语言和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时代。如果她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明代就是以大量的契约文书证明了这种渗透的时代，因为明朝以前的契约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明朝前期的土地契约保存到今天的最多的是徽州地契，那里是许多明代商人的故乡。 (查看原文)
-
尽管起义失败了，田中正俊认为邓茂七起义是第一次反对租佃制的阶级关系的农民起义，它有别于历史上劫富济贫的政治性斗争。因此，这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农民战争”。 (查看原文)
-
丘浚相信商人再重新分配货品及平衡供求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他进而反对数项政府所实行的措施。首先，国家不应经营手工业而应容许商人管理生产。第二，国家不应垄断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盐)以求征税。它应该容许盐在开放的市场中流通，并以土地为本的税收作为替代。第三，丘浚反对禁止海上贸易，相信它能更促进国家利益。最后，国家不应利用谷物贮存去影响季节性的价格变动，反而应该让商人自由地因应需求以市价使谷物流通。在丘浚看来，如有任何因素促进贫富悬殊，那就是从有限的商品中抽取税收的手法。 (查看原文)
-
慎独斋是明代中叶最大的书局之一，专门刊印历史著作。它既不在北京，也不自读者众多的江南贸易中心，而在福建省印刷业集中的建阳县。位于东南内陆邻近江西边界的山区深处，建阳的优势不是邻近市场而是拥有丰富的原料来源。造价不高的纸张可以从竹纤维制造出来，福建、江西交界一带的山区有大量的竹林。尽管从建阳北部用船运送到南京的距离是1050公里，低成本的原料足以抵消运费。 (查看原文)
-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恢复农业秩序的努力，而且还借助了这种恢复。 (查看原文)
-
在1504年，上海人认为商业性质的营销是可耻的；二十年后，上海商人营销远至北京、山东和湖广。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商业对长江下游一带的人们已经变得很有吸引力，而上海和吴江人以前的那些观念亦相应地改变。 (查看原文)
-
至十五六世纪之交，从事出入口贸易的商人数量的增长速度，比贸易数额的增长速度还要快。当竞争加剧，冲突和地盘争夺战也同样在白热化；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这种竞争已经变成一种武装贸易。中国沿海一带商业冲突的兴起，也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不祥出现有关系。为了取得穆斯林和中国人在他们到达之前所经营的广大海上贸易网络，葡萄牙人在1500至1520年建，抢掠或击沉几乎他们所遇到的每一艘商船，以迫使竞争对手离开市场。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的主要贸易中心，屠杀了住在那里的大批中国商人。 (查看原文)
-
葡萄牙人的海盗行为，一度使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瘫痪，并驱使地区性的香料市场暴挫，直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得以复苏。...葡萄牙人所引起的破坏和损失，已对十六世纪初期的沿海经济产生一种暂时性的通货收缩影响；对此，中国官员以比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更严厉的程度封锁了边界。也有可能是葡萄牙人的出现，迫使商人自己武装起来，而这种贸易的武装化增加了参与者的暴力性。 (查看原文)
-
嘉靖朝的贸易关闭，通常被归因为中国的一种大陆主义倾向，它基于对外部交往的深层厌恶，对东南亚海上联系的种种好处也缺乏认识。海洋是一个外来要素，作为屏障，它把世界隔绝在中国人的视线之外，也断了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念想。...明朝的官员和上层儒家士绅可能深信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低等的，并害怕他们所认为的来自外地的腐化影响。但文化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漳州人并不认同这种所谓的对外交往的文化厌恶感。 (查看原文)
-
布罗代尔...认为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就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是在建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阶级制度内形成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经济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欧洲的发展是欧洲历史所特有的现象。...明代后期...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了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缓慢但是必然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使一个涵括精英阶层利益在内的强大联盟在清代得以形成。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