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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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魅力在于让人逃避现时——不仅躲避在往昔之中，而且还躲入孤僻而冷漠的“客观”之中，历史学家在那里对现时作奉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8页 -
When evening comes, I return home and go into my study. On the threshold I strip off my muddy, sweaty, workday clothes, and put on the robes of court and palace, and in this graver dress I enter the antique courts of the ancients and am welcomed by them, and there I taste the food that alone is mine, and for which I was born. And there I make bold to speak to them and ask the motives of their actions, and they, in their humanity, reply to me. And for the space of four hours I forget the world, remember no vexation, fear poverty no more, tremble no more at death: I pass indeed into their world.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8页 -
……在魏斐德看来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 2 0年 ，在广州的历史是入侵 、抵抗 、自治和合作的过程 。 标注(黄色) - 位置 128 魏斐德在 《大门口的陌生人 》中选取了华南特别是广东作为一个横截面 ，通过对这一地区典型状态下各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变化的研究 ，来挖掘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做出的反应 。希望通过一个具体地方的研究来透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从而折射出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 。魏斐德将官方所修的政治史 、军事史 、外交史等看作是一个层面 ，而另外一个层面的社会史 ，是以往史学家所忽略的 。 ……魏斐德比较了广东与广西的形势 ，反问道 ： “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 ，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国主义 ，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 ？基督教理论 ——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 ——传入 ，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革命素质呢 ？ ” 在此 ，魏斐德依然认为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甚至使得反叛者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只有外来的 “冲击 ”才使得这种革命成为可能 。 [ 1 2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尽管在形式上洪秀全同样是一个应试落第的知识分子 ， “但是这一次 ，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 ——西方 ” 。 [ 1 3 ]魏斐德认为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原因在于它依据西方的理论公开向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 ，形成了日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 。 此外 ，仅仅从魏斐德为这部书所取的名字 “大门口的陌生人 ” （ Strangers at the Gate ）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按照费正清 “冲击 —回应说 ”的思路 ，来论述 “陌生人 ”来了之后给超稳定的中国华南社会所带来的变化 。…… …… 魏斐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 -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种“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17]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18]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查看原文) -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滥用。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徒是通过教蛮夷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795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变得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被归于“汉奸”之列……（林则徐）已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标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 ……忽然间，乡勇们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两百余名不幸的所谓“汉奸”被杀害。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并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 ……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受害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就是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楚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 (查看原文) -
像这样一种非常注重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广州城的排外对日后的民族主义兴起也许起到了重要作用。孙中山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并不是一种巧合。但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士绅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了。这一事实说明，传统的士绅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何等的重要。也就是说，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包围；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官府意识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体的压抑情绪，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承载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由于士绅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了大众的力量。农民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就绝非易事了。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 (查看原文) -
对此广州人的反应强烈而具有自卫性，他们以本地人的身份为荣。并不少见的是，20世纪杂志上广东人写的文章常常宣称，他们的省份是全国所有地区中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而其他地区往往被蒙古人或满洲人侵占统治过，广东则保持了其“纯洁”性。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方言。而且，作为中国文化基础的家庭，在广东也是最牢固的。由此强调根蒂和“纯洁”性，是一个伟大民族或复杂文化中处于边缘或非中心地域的典型表现。民族主义者发声最响亮的人往往来自于这类地区，似乎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感到必须持有那个与生俱来的根蒂感。 P 62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我们和他们 / 56 -
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像这样一种非常注重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6页 -
联军指挥部还在三角洲地区建立了一种社会保护制度。巴夏礼与阿礼国停止了苦力买卖中罪恶的“猎仔贸易”和城市官吏对广州小店主3%的“抽厘”税，这一举动也赢得了成千上万农民和商人对他们的感激。很快，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开始向联军指挥部要求革除地方上的腐败和不公正，而过去他们是向中国传统的政府提出这类请求的。事实上，当英法联军不干涉地方事务时，人们反而忿忿不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9页 -
贿赂太普遍了。每一个人都是可贿赂的，水师还是毫无希望。水手们已经习惯于受贿渎职，以至于在鸦片战争爆发时竟拒绝作战。在穿鼻之战中，水师长官不得不典卖了他的衣服，答应每一个去打仗的人给两块钱赏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篇 二 广东的团练 -
这本书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方主义（Localism）研究的先河，并且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方主义，而是在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地方主义’： ‘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简介，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列文森反对中国式的调和论，即那种以世界主义掩盖、消融地方主义的文化冲动。……（魏斐德的——引者注）结论是地方世界主义，既保持自我，又接纳世界。’ 这样的一个定位对魏斐德来讲是非常准确的。这正是年鉴学派所强调的‘总体史’（l’historire totale）的意义所在。历史综合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横向叠加，而更应当是点和面的结合，如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结合。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进程的宏观研究，如此才能真正推进整体的中国历史研究。这也正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所谓阐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的方法：在理解中，必须根据构成文本的各个部分来理解文本整体，又必须根据文本整体来理解文本的各个部分。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魏斐德为什么选择广州或者说广东的地方史作为他研究的入手处，这当然是因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的中国近代史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地区或其附近。‘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这一分析单位有着其内部的一致性。’魏斐德比较了广东与广西的形势，反问道：‘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国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革命素质呢？’ 在此，魏斐德依然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甚至使得反叛者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有外来的‘冲击’才使得这种革命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尽管在形式上洪秀全同样是一个应试落第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西方’。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原因在于它依据西方的理论公开向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形成了日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页 -
此外，朝廷最关心的实际上是农民起义时士绅的态度。魏斐德指出，农民起义的领袖，‘只有获得重要士绅的指教和协作，才有望“改朝换代”。……虽然并未明言，但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无疑是清朝统治政策中的重点。士绅可以帮助朝廷统治人民，但决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因此，‘士绅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此消彼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
由于鸦片的泛滥，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1785—1850）在1839年3月到达广州之后，为了对付乡村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建立了保甲制度。后来因为保甲制度不起作用，林则徐为了寻找可靠的担保，不顾乡村统治的一条重要教训，决定将士绅纳入他的新的管理网络之中。 林则徐在广州长寿寺开设了一个鸦片收缴与情报机关，士绅们也在城内大佛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监视机构，在郊区，林则徐则给予香山县名流黄琮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可以依据他本人的命令，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此外，乡村的保甲也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改造为军事组织。 实际上，林则徐在禁烟行动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士绅的力量，并且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士绅控制保甲和团练得到了官府准许。相随而来的是士绅在鸦片战争中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 实际上，士绅阶层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中地位显著提升，原因之一也在于官府的失信于民：他们既同民众站在一起支持团练与洋人作斗争，又暗中与洋人妥协。魏斐德指出，三元里事件是团练得以迅猛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官府意识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间“概念化”和个体的压抑情绪，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承载组织——民间团练。’这之后，广州成立了几个团练局，不过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做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 如果说早期的团练起到了团结地主与农民的作用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宗族关系、反洋人运动等使得乡村联合，团练不再是民众自卫的手段，而变成了掌握在有钱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机构。魏斐德指出，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从而使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起到润滑地主与农民关系作用的士绅阶层，攫取了帝国的权利，促进了天朝的崩溃。士绅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变化，成为了当时帝国中最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
魏斐德并不认为可以在民族的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他反问道：‘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Palmerston）在伦敦白厅（White Hall）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页 -
魏斐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的序言指出：‘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再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一场重要的界标，他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延伸入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的程式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这一切在晚明出现的现象又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清朝继续发展，在某些方面知道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中才臻于成熟。’其后他的著作《中华帝制的衰落》（1975）以及《洪业：清朝开国史》（1985）都是在肯定了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按一定方面和规律发展并推动中国历史进步动力的前提下，而做的长时段的整体研究，从而彻底突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论和中国历史循环论的研究定式。魏斐德同样不赞成柯文（Paul A. Cohen，1934—）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因为他强调外部因素的不可忽视性，认为研究中国的同时应当将它置于全球性的视野之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页 -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去努力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变迁。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这或是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旧的循环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显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就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才与地中海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则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疆域之内。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既不值得尊重，也不值得惧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而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这个人类革命【工业革命】的进程相隔绝。这种孤立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这一突然打击的戏剧性过程是尽人皆知的——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简言之，鸦片战争（1839—1842）使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和世界的）汇合，使中国的状况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整体的变化。由此，人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含义也产生了疑惑：叛乱或革命？传统的还是新的？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天国造反者不只是在外表上异于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士绅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士绅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正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士绅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己，他们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也不愿去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资源以证明他们超凡的合法性；这一资源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叛乱者的公有财产制度及千年王国说，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当然，并不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世界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驻扎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但5000名英、印军人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进行过抢劫。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印地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某一户拿出了食物和牲畜、偷走衣物的情况。有些农民或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或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感到烦恼。但这些都还是小事，并不会驱使农民们走向暴力。另外两件事则严重激怒了当地的农民。 第一件，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一座名叫双山寺的庙宇时，挖开了一些墓，想看看中国人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崇拜祖先的广东人不能容忍一个蛮夷军官的这种好奇心！后来的府志中列出了英军粗暴地抢掠庙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等五件事例。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十分孝顺的中国人震怒了。他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坟墓被挖是为了寻找珍宝。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类冒犯——强奸——是在任何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当时，英国人否认这类事。但是七年以后，任全权公使的德庇时爵士承认印度兵确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如果说‘孝’由于坟墓被掠而受到侵染，那么‘义’则更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子受到侮辱而被激起。加上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当时遍布于农村中的激烈情绪可想而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页
作者: [美] 魏斐德
副标题: 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原作名: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isbn: 751332378X
书名: 大门口的陌生人
页数: 241
译者: 王小荷
定价: 56.00元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7-2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