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品方: 甲骨文
副标题: 1925年5月30日,上海
原作名: Shanghai, 30. Mai 1925.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译者: 强朝晖
出版年: 2017-8
页数: 332
定价: 59
装帧: 精装
丛书: 甲骨文丛书
ISBN: 9787520108539
内容简介 · · · · · ·
莱布尼茨奖(2010)、格尔达・汉高奖(2012)、汤因比奖(2017)获得者,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作品!
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
五卅事件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跌宕的历史,中国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在逐渐倒向共产主义的激进派学生的领导下,群众性示威活动在城市中展开。其激情澎湃的程度,唯有40年后的“ 文化大革命”堪与之相比。在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
作者简介 · · · · · ·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年生,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茨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出版过大量有关18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著作,如《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亚洲的去魔化》(Die Entzauberung Asiens)《中国与世界社会》(China und die Weltgresellschaft)。目前,他正在从事20世纪的去殖民化史研究,并和入江昭(Akira Iriye)合作主编《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6卷本)。
目录 · · · · · ·
城 市/1
五卅事件及其后果/7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21
革命—国家的瓦解—现代化/21
农业帝国/33
农业帝国的终结/48
第二章 现代化初期的城市氛围/63
资产阶级与经济发展/67
从官僚士大夫到知识分子/85
社会底层与地下帮派组织/96
第三章 中国政治愿景与纲领/112
启蒙/118
民族主义/127
三民主义/135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41
第四章 政治乱局与扩张型政府/151
军事主义/154
官僚体系/169
第五章 农民与农村社会/183
劳动与所有制/187
商品化与经济停滞/201
不稳定性与灾害/206
第六章 共产主义动员阶段/216
实验与失败:1922年至1936年/220
抵抗与扩张:1937年至1945年/238
农村革命与军事占领:1946年至1949年/259
注 释/272
缩略语/320
参考文献/322
索 引/326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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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从未能接近乃至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上的弱势便是一大阻碍,因为与西欧和北美不同的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并不是唯一也非最重要的推动者:在轻工业领域,外国资本更多地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重工业建设——从1890年张之洞总督创建汉冶萍铁矿,到东北地区的殖民工业建设;从1935年至1937年国民党创办军工业,到后来的国家计划经济——几乎都是在没有私人经济参与的情况下,由国家推动完成的。因此,中国从没出现过类似克虏伯或卡内基式的人物。 在南京十年时,经历了经济“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不仅是银行家,同时也包括企业家——与国民政府陷入了激烈的冲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与各路军阀的矛盾。在1937年之前,至少在上海,大资本家们还能勉强维持自己在地方的权势地位。战争、日本侵略以及1947-1948年国民政府放任自流的灾难性通货膨胀,使原本虚弱的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撑。一些家庭早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就已迁居到香港或海外。内战后期以及新政权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上海和广州出现了大规模出逃的现象。1950年后香港的经济腾飞与内地移民带去的资金、经验和人才不无关系,这一切都归结于共产党军队的胜利进军引发的逃亡潮。 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得到了延续:这些地区早在20世纪之初就曾对中国发展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1978年后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作用再次得以充分显现: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投资为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4页 -
引述梁启超对革命的全面解释: 广义: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 次广义: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和平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 狭义:专以兵力向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唯有狭义革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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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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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书评 · · · · · · ( 全部 8 条 )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日,上海

结合中国革命谈谈革命革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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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a kingdom for a horse)
中国资产阶级从未能接近乃至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上的弱势便是一大阻碍,因为与西欧和北美不同的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并不是唯一也非最重要的推动者:在轻工业领域,外国资本更多地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重工业建设——从1890年张之洞总督创建汉冶萍铁矿,到东北地区的殖民工业建设;从1935年至1937年国民党创办军工业,到后来的国家计划经济——几乎都是在没有私人经济参与的情况下,由国家推动完成的。因此,...2017-08-31 13:33:16 5人喜欢
中国资产阶级从未能接近乃至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上的弱势便是一大阻碍,因为与西欧和北美不同的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并不是唯一也非最重要的推动者:在轻工业领域,外国资本更多地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重工业建设——从1890年张之洞总督创建汉冶萍铁矿,到东北地区的殖民工业建设;从1935年至1937年国民党创办军工业,到后来的国家计划经济——几乎都是在没有私人经济参与的情况下,由国家推动完成的。因此,中国从没出现过类似克虏伯或卡内基式的人物。 在南京十年时,经历了经济“黄金时代”的资产阶级——不仅是银行家,同时也包括企业家——与国民政府陷入了激烈的冲突,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与各路军阀的矛盾。在1937年之前,至少在上海,大资本家们还能勉强维持自己在地方的权势地位。战争、日本侵略以及1947-1948年国民政府放任自流的灾难性通货膨胀,使原本虚弱的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撑。一些家庭早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就已迁居到香港或海外。内战后期以及新政权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上海和广州出现了大规模出逃的现象。1950年后香港的经济腾飞与内地移民带去的资金、经验和人才不无关系,这一切都归结于共产党军队的胜利进军引发的逃亡潮。 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得到了延续:这些地区早在20世纪之初就曾对中国发展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1978年后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作用再次得以充分显现: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投资为大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引自 现代化初期的城市氛围 回应 2017-08-31 13:33:16 -
Zophiel (面对复杂,保持欢喜)
在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并不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才出现的。摆脱个人利益和国家强权的束缚、实现“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早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对此曾作出详尽阐述。这本书大约在1902年便已写作完成,但鉴于其所述观点的激进性,在康有为的有生之年,此书一直未能出版。直到1935年,全书才最终付梓发行。大约在世纪之交时,欧洲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渐传播到中国,其主要渠道是通过日本方面的评...2020-12-09 13:10:45
在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并不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才出现的。摆脱个人利益和国家强权的束缚、实现“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早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对此曾作出详尽阐述。这本书大约在1902年便已写作完成,但鉴于其所述观点的激进性,在康有为的有生之年,此书一直未能出版。直到1935年,全书才最终付梓发行。大约在世纪之交时,欧洲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渐传播到中国,其主要渠道是通过日本方面的评述和译介。此外,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对西方的各种叛逆性思潮也有着敏锐的感知。其中反响最大的莫过于无政府主义。但这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行动派,而是俄国亲王彼得·克鲁泡特金宣扬的温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即消除国家强权,实现自由联合下的互助式生存。当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可以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相抗衡。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场宗教式自我封闭的运动,而是一场波及广泛的知识界思潮,它对这一时期方方面面的争论都产生了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一切政治权威的批判——不仅是儒学,同时也包括梁启超等维新派以及像孙中山这样的政治革命家就新中国所提出的设想;其二是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潮流,以及对一切固有实物提出质疑的精神。1915年之后掀起,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达到高峰的这场文化革命浪潮,实际上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最早酝酿的。 新文化运动并没能形成明确的政治方向。其代言人首先关心的是对儒家思维方式和生活秩序的批判,而非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规划。这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们都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抱有向往之情,但没有进一步考虑该如何将其落实到政治体制的实践之中。即使胡适也是如此。这些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是针对家庭的束缚和对妇女的压迫。 引自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41 回应 2020-12-09 13: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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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的“革命”与古汉语中的同名词之间,只存在表面意义上的关联。现代汉语中的革命,其含义主要来自西方的诠释,与其他许多从欧洲引进的概念一样,也是经日本输入到中国的。由于日本传统中没有以暴力反抗统治者的思想,因此人们在接受西方理念方面较为容易:日本人采用古汉语的“革命”(即“革除天命”)作为词形,并取西方的“革命”概念作为词意。于是,“革命”二字在语义上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推翻旧的制度”。直到18...
2019-10-13 15:38:54
现代汉语中的“革命”与古汉语中的同名词之间,只存在表面意义上的关联。现代汉语中的革命,其含义主要来自西方的诠释,与其他许多从欧洲引进的概念一样,也是经日本输入到中国的。由于日本传统中没有以暴力反抗统治者的思想,因此人们在接受西方理念方面较为容易:日本人采用古汉语的“革命”(即“革除天命”)作为词形,并取西方的“革命”概念作为词意。于是,“革命”二字在语义上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推翻旧的制度”。直到1895年,当日本报纸把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制运动称为“革命党”时,词意变化后的“革命”才第一次与中国发生了关联。很快,这一现代概念便被中国人接受。自1905年起,孙中山将“国民革命”列为其首要政治目标。与此同时,梁启超(1873~1929)一一中国最富洞察力、学识最渊博的学者和作家之一,其地位堪比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一一对新的革命概念做出了全面解释: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変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
回应 2019-10-13 15: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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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农村的变化,还包括精英结构的重组。上一章结尾曾经谈到士绅家庭与宗法伦理的衰落,以及精英阶层在地方社会与中央权力之间的传统中间人角色的丧失。这主要是军事化与商业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一个作为推力,一个作为拉力,把士绅从农村带到了城市。最迟到30年代,那些对自身名望与地方权威角色视如珍宝的后儒家式尊长,被排挤到了边缘。两种新势力加入了进来,甚至取代了他们:第一种是行政中介人,如受“不在地...
2022-07-25 16:23:01
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农村的变化,还包括精英结构的重组。上一章结尾曾经谈到士绅家庭与宗法伦理的衰落,以及精英阶层在地方社会与中央权力之间的传统中间人角色的丧失。这主要是军事化与商业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一个作为推力,一个作为拉力,把士绅从农村带到了城市。最迟到30年代,那些对自身名望与地方权威角色视如珍宝的后儒家式尊长,被排挤到了边缘。两种新势力加入了进来,甚至取代了他们:第一种是行政中介人,如受“不在地主”委托的租佃代理人或牙行经理,这些“不在地主”中既有从农村搬到城市的乡绅,也有拿出部分财产到农村投资的商人和政客。第二种是暴发户,一些依靠纯粹暴力或政治关系发迹的人,他们不顾廉耻、肆无忌惮地为自己和背后的靠山牟取私利。这些人和传统的宗族往往没有任何关系。在当时中国人的口中,这些“土豪劣绅”——一个有很强随意性的标签,而非精确的社会学概念——一直被斥为农村社会关系野蛮化的元凶,其罪行包括贪污腐败、敲诈勒索、蔑视传统习俗和义务(比如在饥荒时也不许佃户延迟缴租)、走私货物、肆意征收税捐,尤其是无节制地滥用暴力。3他们在农村散播怀疑与仇恨,拒绝接受以农民与精英间平等互利为原则 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农村的变化,还包括精英结构的重组。上一章结尾曾经谈到士绅家庭与宗法伦理的衰落,以及精英阶层在地方社会与中央权力之间的传统中间人角色的丧失.这主要是军事化与商业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一个作为推力,一个作为拉力,把士绅从农村带到了城市.最迟到30年代,那些对自身名望与地方权威角色视如珍宝的后儒家式尊长,被排挤到了边缘.两种新势力加入了进来,甚至取代了他们:第一种是行政中介人,如受“不在地主”委托的租佃代理人或牙行经理,这些“不在地主”中既有从农村搬到城市的乡绅,也有拿出部分财产到农村投资的商人和政客.第二种是暴发户,一些依靠纯粹暴力或政治关系发迹的人,他们不顾廉耻、肆无忌惮地为自己和背后的靠山牟取私利.这些人和传统的宗族往往没有任何关系.在当时中国人的口中,这些“土豪劣绅”--一个有很强随意性的标签,而非精确的社会学概念--一直被斥为农村社会关系野蛮化的元凶,其罪行包括贪污腐败、敲诈勒索、蔑视传统习俗和义务(比如在饥荒时也不许佃户延迟缴租)、走私货物、肆意征收税捐,尤其是无节制地滥用暴力.3他们在农村散播怀疑与仇恨,拒绝接受以农民与精英间平等互利为原则的传统“道德经济”的制约。后来,当共产党管控区出现“阶级斗争”的场面时,这些人便成为轰轰烈烈的批 的传统“道德经济”的制约.后来,当共产党管控区出现“阶级斗争”的场面时,这些人便成为轰轰烈烈的批斗对象。 帝制时期以士绅家族为主体的农村传统上层社会,在平安度过了辛亥革命的风云后,一度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从今往后,一个挣脱束缚的士绅统治的黄金时代就要开始了。然而在军阀混战和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士绅阶层却在多条战线上都陷入了守势:第一,在凶猛嚣张的军阀势力面前,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这些军阀并不把地主之间的阶级同盟看在眼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律成为掠夺和欺压的对象,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第二,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尤其是30年代初),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底层的不断增大的压力,特别是农民对减租减息的要求。国民党也曾谨慎地推出有关减租的方案,但在1928年后却没能将方案真正落实。另外从整个时代背景看,也出现了一些危险征兆:左派知识分子的反“封建”宣传浪潮,20年代在华南和华中地区轰动一时的农民运动,蒋介石在“剿共”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等等。第三,很大一部分精英也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而被削弱;第四,一些地主对国家政权产生了极度的依赖。国家官僚体系向农村社会的渗透——特别是在1928年后——是以牺牲地方精英形式上的权力地位为代价的,但这些精英却自以为可以从中获得好处,至少在对长江下游地区的调查中,可以印证这一点。他们请求新的警察机构代表, 帮自己向佃户催租,因为这些警察机构的主要职责便是向各类土地所有者征缴赋税。如此一来,他们把自身变成了令农民畏惧的地方官吏的同谋,同时也把自己在农民眼中作为乡村和地方传统领袖的合法角色,全部当成了赌注。于是,在农民当中,反抗政府与反抗地主这两股潮流首次汇合。在中国某些地区,地主精英便以这种弄巧成拙的方式,落入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陷阱之中。3当几年后战争和土地革命相继到来时,这些精英势力早已衰弱得不堪一击。 20年代和30年代时,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状况如果用“结构性危机”来形容,难免会过于空泛和抽象。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地方性暴力,它以极端粗暴和直接的方式对农村的经济与生存环境产生影响,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了赤裸裸的生存之战。第二是生产力的低下,人均收入始终没有明显提高,农业衰退和停滞成为普遍现象。第三是土地分配制度,尽管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土地分配并没有明显不均或不公平,但是在这一制度下,仍然存在着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农民的彻底无产化与贫困化,另一种是地主寄生虫式的生活。因此,只有通过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革,才有可能使危机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引自 商品化与经济停滞/201 2019年看这本书的时候,这章给我的启发最大,或者说于尔根把那些模糊的概念和想法用系统性的语言总结了出来
回应 2022-07-25 16:23:01 -
在中国,拥有大片土地的世袭贵族早在19世末20世纪初之前就已被剥夺了权力。这意味着,在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尚未发展到高峰的时,中国“封建制”的根基已然丧失。吊诡的是,在1800年前后,拥有一副老古董面目的中国竟与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和美国一样,同属于少数没有封建贵族阶级 势力有限的清贵族除外的较发达社会之列。自宋朝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所实行的一直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度。各级官僚原则上是统治者意志的执行者...
2021-09-15 16:07:37
在中国,拥有大片土地的世袭贵族早在19世末20世纪初之前就已被剥夺了权力。这意味着,在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尚未发展到高峰的时,中国“封建制”的根基已然丧失。吊诡的是,在1800年前后,拥有一副老古董面目的中国竟与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和美国一样,同属于少数没有封建贵族阶级 势力有限的清贵族除外的较发达社会之列。自宋朝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所实行的一直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度。各级官僚原则上是统治者意志的执行者,但是中国的官僚机构很早便发展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而不仅仅是朝廷在地方的延伸。同时,皇帝身边还有一群类似非官方顾问团的内阁辅臣,因此在正规的官僚体系与统治者身边的“世袭”元老之间,总是不断发生冲突和矛盾。 引自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21 回应 2021-09-15 16:07:37 -
第二点可以明确的是,在亚洲各国变革的过程中,只有中国革命是以共产党的胜利作为结東,越南则是另一个特例。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是靠密谋和政变获得的,而是经由干部组织和群众动员的漫长道路才达到的。1947年至1949年,当共产党在各大战场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所杀并最终打败对手时,全民动员的规模也达到了顶峰。在各关键性阶段,共产党从外部一一特别是苏联方面一一所获得的帮助可谓微不足道。尽管中共在1937年至1949年战争时...
2021-09-14 20:12:31
第二点可以明确的是,在亚洲各国变革的过程中,只有中国革命是以共产党的胜利作为结東,越南则是另一个特例。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是靠密谋和政变获得的,而是经由干部组织和群众动员的漫长道路才达到的。1947年至1949年,当共产党在各大战场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所杀并最终打败对手时,全民动员的规模也达到了顶峰。在各关键性阶段,共产党从外部一一特别是苏联方面一一所获得的帮助可谓微不足道。尽管中共在1937年至1949年战争时期为自己宣传和打造的英雄式理想主义者形象,的确有某些自夸和算计的成分,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党员们的狂热与激情以及民众的支持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中共能够得内战的胜利,除了领导层和军事将领的足智多谋以及对手的严重失误以外,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逐步打下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从整个40年代的大背景来看,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绝非一种不合法的权行为。但是,它同样也不能被看作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引自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21 回应 2021-09-14 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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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关于中国革命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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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用 Gorbachev 2017-12-29 12:42:53
3.8星吧 1. P142 Para1 Line15 李大钊的生卒年应为“1889-1927” 2. P150 Para1 Line2 注释51在P299不存在 3. P264 Para2 Line9 “430”后缺“万”
3 有用 香橡皮 2020-01-19 14:12:30
第三方视角值得一看,但是书中多处经编者纠正的年份或数量错误,也暴露出了原作者作为一个学者还不够严谨
3 有用 goodfella 2017-09-02 21:30:07
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革命简史,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甲骨文系列的平均质量我是相信的,品牌塑造和定价我也是鼓励的,然而这不到300页的书,光我发现的校对错误就5、6处。
7 有用 湮没人群 2017-09-12 00:02:23
书非常不错且直言不讳,出版说明真是此地无银的存在。伊斯兰土库曼斯坦应译为伊斯兰突厥斯坦,沪北落后农村地区疑为苏北,Tawney大多译为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商务出过
14 有用 北卅研 2017-08-16 16:17:37
即使没读过《世界的演变》等,直接进入这本也很容易。1.在历史的变动中:选取时间点(五卅而非五四)切入,呈现社会的横切面与动态过程;2.会有一种想法:这一章在别的专著中有更翔实的史料与细密的阐释——其实,这种书重点倒不在于作者直接呈现了多少史实,而是如何把握联系、进行阐释的。
0 有用 lxy 2022-08-02 09:23:46
作者执着于讨论变革下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真实性”和细节,由此可以看作对中国革命传统看法的一种“辨析”(其他很多方面也是如此),达到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新理解。
0 有用 竹几一灯 2022-07-12 15:38:00
新的锅垫✔️
0 有用 收纳空白 2022-07-01 11:06:52
不愧是写世界史的作者,继承了韦伯等人对现代化、城市这样宏大观念的关注,又有文明比较的视野,所以能看到许多大线索。读到第二章觉得很不错,但是后面有点散乱,感觉不到太大的冲击……
0 有用 陈一 2022-06-24 21:08:54
全书跟五卅运动关系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要硬扯 对中国革命整体分析也太浅
0 有用 卢本W 2022-06-04 12:29:49
翻译之差,令人咋舌。没有一定的史学功底就不要翻译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