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

客家什么时候不是汉族了？？？

0- 上海，1925年5月30日

这一章作为引子，讲五卅运动的背景与意义，却寄寓着奥斯特哈默更宏大的企图：讨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几个主要关键问题。（“革命”的内涵会在第一章被限定）

-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的状况，准殖民统治：真正有政治影响力（投票权）的为极少数（约2700）英国人（其他数万外国人，主要是日本和俄国侨民在政治上并无影响力），治外法权与会审公廨（Mixed Court），仍然非常严重的等级制与种族歧视（种族隔离）

-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大学：震旦大学（耶稣会 - 法租界），圣约翰大学（新教教会），复旦大学（马相伯创建，政治上更激进），上海大学是复旦大学更激进的分支（其势力同样参与进「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此次运动得到了本土资本家商人（商会）或多或少的支持，否则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工人运动性质（工人为主力，由知识分子动员，罢工作为手段），与「五四运动」的区别（在策略上有延续性，但1政党开始产生影响力，2出现内部派系斗争，3「帝国主义」作为理论概念的提出），运动范围的扩大（广东，省港大罢工）

（即使在最激进的宣传中，阶级斗争也未成为主题，但共产党的确在此次运动中得到了壮大）

1-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

传统社会的基础架构（pp. 33-39)

地域（9块）划分（pp. 43-46）

-「革命」的概念：词形借自日本，梁启超对革命广义狭义之区分（p.22）A铁血革命B不可阻挡的渐进的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建立。中断中有连续。

- 时间与空间视角：时间方面，革命可以向前（清末改革），或者向后（49年后）延伸，。空间方面，讨论革命时，中国的不同地域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也值得被考虑。（尤其是南北差异)

- 传教士的负面评价，军事改革比想象中成功，新政（对于地方精英权力的削弱）加剧了清政府的瓦解

2-现代化初期的城市氛围

-以零散「重镇」而非大城市为中心的非农业经济，民营资本和官营资本的发展（民族资本家的处境在民国初的十年还算不错），国民党丝毫不照顾民族资本家的利益（发展国营铁路网络，主要是军事用途），日本侵略者的摧残

-资本家的身份：第一代中国资产阶级（很多情况下传承自晚清城市商人）与洋泾浜买办之间的区别，清末成立的商会、工业协会、律师团

-知识分子的形成，大学教育的兴起，社会底层与地下帮派组织（产业工人之间一样有等级差异，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差别比想象大很多，人力车夫可以作为次无产阶级的标志性代表，青帮的发展及其与各种势力的勾结，其民族主义面孔的实质）

3-中国的政治愿望与纲领

-清末西学的引入（严复，日本作为重要的知识集散地：大量的留日知识分子）

-启蒙与救亡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老调重弹）

-对于民族主义类型的划分（pp. 127-135）反帝/政治/种族/文化

-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对于「民主主义」表述的模糊与暧昧（也代表了他本人的某种倾向），国民党威权体制对其发挥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者提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许多中国启蒙的先驱人物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布尔什维主义政党中纪律严明的骨干呢？

4-政治乱局与扩张型政府

-「军事主义」：袁世凯崩溃以后，中国社会的高度「军事化」，及其恶果（使中国不同势力增加摩擦，缺乏横向组织中国不同势力的能力）

-官僚体系：国民党对于权力的强化，以及对于「地方精英」传统职能与权力的剥夺，「保甲制」和建立在农村的警察网络（加上并不能得到执行和贯彻的国家权威）作为基层建设手段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秩序，流氓、地痞之类的人物开始取代乡绅的传统地位。

5-农民与农村社会

本章重点论述在中国农村社会，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

-南北差异：南方水稻种植区和北方小麦种植区之间的差异（北方耕地面积大自耕农比例更高，南方人工灌溉比例高，南方水网有利于传统意义的运输，铁路对北方的帮助更大）

-核心聚居区与边缘之间的分隔（每个区域/身份对边界的开垦）

-劳动与所有制的多样性：1按照收益分成2按照约定农产品数量缴纳3征收固定租金

-地主与佃农关系的多样性：与佃农联系的紧密性（佃农的权限），是否提供农具，是否亲自参与生产环节

-北方的个体地主与南方的宗族社会（某种意义的集体生产）

-商品化与经济停滞：黄宗智的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

-乡村精英结构的重组（pp. 212-215）

6-共产主义动员阶段

-毛泽东对农村的关注（在共产党领导层中具有前瞻性）

-早期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农会组织（哥老会及其他秘密组织影响下的）的蓬勃激进野蛮发展，对国共矛盾的激化

-彭湃在海陆丰地区的共产主义实验

-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及其优越性（相对于国民党）

其实被这本书的名字“骗”了，本以为是研究五卅运动的前因后果，后来发现作者的企图并非如此，而是在论述中国革命及中国近代史的概况，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高中历史书的加强版，针对于一些专题的深化，部分内容和观点有启发性，但是大多都是在历史教材上学过和了解过的。

作者在书的第一章之前用了20页的内容，描述了上海的状况，五卅运动的过程、原因及后果，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上海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

第一章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

从整个亚洲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部分边缘地区被殖民，如上海、香港、台湾等，其国家发展大概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段悲剧性历史，其惨烈程度即使对欧洲以外地区而言也是不同寻常的。第二，在亚洲各国变革的过程中，只有中国革命是以共产党的胜利作为结束，越南则是另一个特例。第三，在1949年前后的转折年代，中共迅速而彻底地建立起一个强大高效的国家政权。P27-30

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政治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在其他文明中前所未见，宗教在中国不像印度一样，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领域，而且也未能像在欧洲的拉丁国家一样，形成一个野心勃勃、敢于向世俗权力挑战的教会组织。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高度统一的，并未出现欧洲人所提及的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思想。P35

中国社会拥有很大的开放性空间，即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中国社会的稳定是通过有组织的流动实现的，其中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士绅头衔是不可继承的，每一代人当中的青年男子要想出人头地，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第二，中国实行的实际遗产继承制，即将遗产平均分配给所有继承人。P39-40

家庭的重要性：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于缺少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合法中间组织，如教会、农村社团或协会等，法律的规范作用也远不及欧洲，因此家庭变得格外重要，它是维系生存的基本细胞，是所有社会阶层中最基础的经济单位，是财富与地位的依托。P42

在1860-1895年的30多年时间里，在华洋人给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在港口殖民地香港、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外国飞地，形成了中外混合的商业资本主义，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而赢得日益重要的地位。其次，对商业的渗透及影响已经辐射到内地地区，推动这一进程的并非洋人，而是中国的“地方精英”。再次，在所有在华外国人当中，出现了一个最易引发动乱的因素：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P57-58

第二章现代化初期的城市氛围

一些商业阶层在社会和文化上与势力逐渐向城市扩张的乡绅阶层日渐靠拢，并在19世纪末形成了新的“士商”阶层。这一阶层一方面具有传统士绅扶弱济贫的家长式关怀，热心于在国家无法照顾到的地方兴办慈善事业，修建公共设施；另一方面，它也是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P70

香港经济的腾飞与内地资本的迁移是有关的，在侵华战争、国共内战及1950年后，大批商业及资本的迁移到香港。P85

民国初年中国大城市的特征：

第一，这一时期发生的种种毁灭性灾难并没有对中国大城市造成严重的破坏。

第二，在“推拉因素”（push-pull-faktoren）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规模-仍然是以上海为代表-以超乎自然的速度飞速增长。大城市有横向上的阶层划分，也有纵向上的碎片化的特点。

第三，超越阶级和地域界线的政治性联合仍然时有出现，这在五卅运动中可以清楚看到。推动这种联合的动力主要来自大学生。民族主义的觉醒。P109-111

第三章中国政治愿景与纲领

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反帝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P127-132

孙中山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中国化的自由宪政国家模式，孙中山的出发点并不是公民及其权利，而是国家，所以就算我们看到其提出民权主义，与西方意义上的权力观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孙中山主张建立一个单一制的、集权的国家，反对“联省自治”的联邦制。P137-139

在反共的大环境之下，国民党及其周边势力内部的政治思潮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派别：一是军事上的新传统主义，它以19世纪信奉儒家思想的太平天国镇压者（尤其是曾国藩）注重纪律的思想为师承，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西班牙佛朗哥主义；二是法西斯流派，这些人深受墨索里尼政权的吸引，并强调国民党作为一场“运动”的本质；三是精英与技术官僚一派，它支持计划经济，主张在专家领导下实行现代化专政，对斯大林主义中所谓的效率推崇备至。P141

新文化运动并没能形成明确的政治方向。其代言人首先关心的是对儒家思维方式和生活秩序的批判，而非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规划。这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们都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抱有向往之情，但没有进一步考虑该如何将其落实到政治体制的实践之中。P144

第四章政治乱局与扩张型政府

对民国时期中国政局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大只有三种路径。第一是关于“乱世”的说法，第二是将政治体制的形式作为观察对象，第三是探讨国家统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一问题对中国尤其重要。P152-153

袁世凯独裁统治末期国内政治的暴力化，袁世凯称帝野心所导致的政治两极化，以及中央政权与各省地方精英的自治诉求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才最终打开了军事主义这个“潘多拉魔盒”。军队从此被赋予了裁决者的角色，这些军队恰恰是文官们为了解决政治权威的危机而亲手创建的。在1915年和1916年，中国出现了双重意义上的权力转移：一是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向各省转移；二是在各省热衷政治的上层人士中，政治权威由民间势力向军事势力转移。大多数军阀政权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对经济实行系统化干预。因此，他们给现代化行业只能带来局部的损害。那些常见的寄生虫式的军阀政权，为其属下的军事首领及其家属和亲信提供了发财致富的绝好机会。P161-163

20世纪初，军队称为中国政治主导力量的问题，既不能被解读为太平天国时期地方军事化的必然后果，也不能从道德角度被判定为阴暗的军阀势力对年轻民主势力的剿杀。它是中央政权瓦解所导致的结果。P166

民国时期，在国家权力向农村层面扩张中，出现了一项重要革新，它同时也为后来共产党的农村动员创造了条件。在“县”一级下设立“区”，其主要职能是收缴捐税。在村镇的区公所里，有一名上级委派的官吏和手下的一小群办事人员。办事人员中还包括警察，这些人经常到村子里四处巡视。于是，区级官吏与村民代表之间的交往，变成了“国家”与“社会”的联络点。地方精英和乡绅在县衙与村民之间所扮演的传统中介角色，因此变得多余。帝制时代的地方官员与士绅文化上的共识被打破，士绅的地位变得越发卑微。与此同时，警察的势力在农村地区扩张，但是这一群体素质不高，并不能为农民伸张正义，反而成了农村地区的祸害。这也从侧面证明，在农村国家权力比较薄弱，或者说国家权力被恶势力所裹挟利用。但国家向社会的渗透过程是持续的，一直为中共的努力做了铺垫。P179-182

第五章农民与农村社会

南北之间在地主阶级、土地集中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P196-199

在帝制时代，位居地方精英之上的，是由官吏及其家属构成的国家精英。在民国时期，取代后者位置的是主要以军事权力为基础的新型“国家阶层”。其成员是一批掌握国家权力体系的社会新兴力量，这些人不惜利用官僚制度的一切可能性来牟取私利。这个新兴的政治阶层包括大地主等。P200

与欧洲相比，有一处明显的差别：中国政府财政权力的扩大，是与农村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并行的。国家从农村社会榨取财富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控制和改造它的能力。这种情形与农业“衰退”的状况颇为相似。“国家衰退”的表现是，在“现代”国家机构扩大并向新的社会领域渗透的同时，政府没能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权力垄断机制，肩负起以公益为目标的改革责任，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因此，国家以缺乏系统性、顾此失彼的方式对社会实行干预，其结果必然是弊大于利。P211

传统社会乡村地区的士绅被排挤到边缘，有两种新的势力加入了进来，甚至取代了他们：第一种是行政中介人，如受“不在地主”委托的租佃代理人或牙行经理，这些“不在地主”中既有从农村搬到城市的乡绅，也有拿出部分财产到乡村投资的商人和政客。第二种是暴发户，一些依靠纯粹暴力或政治关系发迹的人，他们不顾廉耻、肆无忌惮地为自己和背后的靠山牟取私利。这些人和传统的宗族往往没有任何关系。P212

传统士绅阶层在军阀混战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多条战线上都陷入了守势：第一，在军阀势力面前，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第二，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底层的不断增大的压力，特别是农民对减租减息的要求。第三，很大一部分精英也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被削弱；第四，一些地主对国家政权产生了极度的依赖。P213

20年代和30年代时，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状况如果用“结构性危机”来形容，难免会过于空泛和抽象。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地方性暴力，它以极端粗暴和直接的方式对农村的经济与生存环境产生影响，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了赤裸裸的生存之战。第二是生产力的低下，人均收入始终没有明显提高，农业衰退和停滞称为普遍现象。第三是土地分配制度，农村存在着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农民的彻底无产化与贫困化，另一种是地主寄生虫式的生活。P214

第六章 共产主义动员阶段

20世纪初，农民组织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从颠覆性秘密团体和地方精英控制的农民协会（农会），到地主的民间武装组织（民团）。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将乱世中的自我防御作为宗旨。P222

毛对革命战略的最大贡献在于三项原则的结合：游击战、土地革命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官僚精英政治的对立面，它创造了一种军事干部所特有的新型领导风格。P252-253

旧式农村精英陷入了被两方势力钳制的境地：一方是赢得自我意识的农民，他们往往把传统中对乡绅和族长的尊敬抛到了一边；另一方是日渐强大的国家政权，在危急情况下，它是唯一有能力保护精英阶层不受农民愤怒情绪伤害的力量。P258

道德经济的重要性：中共与农民一起耕地，帮助农民分担农活，以此来进行战争；而国民党相反，加收赋税，农民苦不堪言。P262

1946年开始，激进的土改在全国渐渐推行，土地革命的目的是政治性的。

帝制时期以土绅家族为主体的农村传统上层社会，在平安度过了辛安革命的风云后 度产生了这样的幻想：

从今往后，一个挣脱東缚的士绅统治的黄金时代就要开始了。然而在军阀混战和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士绅阶层却在多条战线上都陷入了守势：第一，在凶猛嚣张的军阀势力面前，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这些军阀并不把地主之间的阶级同盟看在眼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律成为掠夺和欺压的对象，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第二，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尤其是30年代初），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底层的不断增大的压力，特别是农民对减租减息的要求。国民党也曾谨慎地推出有关减租的方案，但在1928年后却没能将方案真正落实。另外从整个时代背景看，也出现了一些危险征兆：左派知识分子的反“封建”宣传浪潮，20年代在华南和华中地区轰动一时的农民运动，蒋介石在“剿共”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等等。第三，很大一部分精英也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而被削弱；第四，一些地主对国家政权产生了极度的依赖。国家官僚体系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一一特别是在1928年后是以牺牲地方精英形式上的权力地位为代价的，但这些精英却自以为可以从中获得好处，至少在对长江下游地区的调查中，可以印证这一点。他们请求新的警察机构代表帮自己向佃户催租，因为这些警察机构的主要职责便是向各类土地所有者征缴赋税。如此一来，他们把自身変成了令农民畏似的地方官吏的同谋，同时也把自己在农民眼中作为乡村和地方传统领袖的合法角色，全部当成了赌注。于是，在农民当中，反抗政府与反抗地主这两股潮流首次汇合。在中国某些地区，地主精英便以这种弄巧成拙的方式，落入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陷阱之中。当几年后战争和土地革命相继到来时，这些精英势力早已衰弱得不堪一击。

20年代和30年代时，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状况如果用“结构性危机”来形容，难免会过于空泛和抽象。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地方性暴力，它以极端粗暴和直接的方式对农村的经济与生存环境产生影响，使人们的生活変成了赤裸裸的生存之战。

第二是生产力的低下，人均收入始终没有明显提高，农业衰退和停滞成为普遍现象。

第三是土地分配制度，尽管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

中国的土地分配并没有明显不均或不公平，但是在这一制度下，仍然存在着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农民的彻底无产化与贫困化，另一种是地主寄生虫式的生活。因此只有通过一系列天覆地的变革，才有可能使危机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第一是恢复国家和平，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去军事化；

第二是实行“绿色革命”：以科学方法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大カ发展工业建设，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是调整农村的所有制关系，以法律和经济手段（如提供优惠贷款）稳定农村中产阶层，并尽可能将农户间富有持久生命力的合作形式作为辅助。

说到底，这些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在当时，和平安定、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改革等，都还没有被列入历史的日程表。1937年，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这是各种矛盾力量进发的时代：战争、经济崩溃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