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ng Fieldwork in China

原文摘录   · · · · · · 

• 在理论构建方面，访谈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就是，清晰阐明访谈对象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环境。对官员而言，这种说法就特别正确。像许多人一样，中国人的干部通常会细致地说明他们的艰难生活，以及他们在基层面对的、无法满足的各种要求。比如说，修路而不增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不能使用威胁的方式、实施乡村选举还得确保可靠的人胜选。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好像普通的抱怨，当然很多也就是抱怨；不过，这也会促使研究者，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去看待这些问题——底层的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简而言之，通过揭示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在厚重的体制覆盖之下的人们感到焦虑，访谈就可以保证外部人员确定出研究问题的真正的重要之处（并且给多种解释排列出优先序）。 有关地方人大的访谈 我主要是通过开放性的、半结构化的访谈，来重新定位我的研究的。在四个城市（北京、哈尔滨、天津、武汉）中，我跟39个人展开了谈话；他们或在人大工作，或是相关的学者。访谈使用中文进行，没有录音机（但是通常有一个助手记笔记），不过会立即输入笔记本电脑中。我总是想进行单独的会面，但是有时也不得不接受三五人组成的、过于热闹的座谈会讨论（the three-ring circus of 'discussions')。我带着一些问题有备而来，但是就像前面建议的那样，我总是给予访谈对象相当大的自由，以便讨论他们所想的东西；伴随着我的提问的展开，也伴随着访谈所打开的崭新的思考线索，我的问题也就慢慢演化、发展、变化了。有几次，访谈对象也给我提供了书面的答复；我还发现事先做好访谈计划（这是我反对的事情），通常会使相关代表委员、学者以及工作人员在他们的论述中做出相当精心微妙的回答。事前就提供出问题的唯一明确的缺点就是，访谈对象有时会准备一二十分钟全面的陈述，而陈述可能会离题过远了——因此，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打断他们？还有，如果这样做了，是否会... (查看原文)

  绿蜻蜓 2015-05-12 17:50:31

• 对于大多数访谈对象，我展开的访谈可以称为对话型访谈（dialogue—type interviews)；此时，我把语言主要看成是交流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渴望做到的是：建立起关于访谈的共同且清晰的说明和定义；那就是，它是一个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尝试去了解更多的有关中国农村教育的内容；同时显然得是，关于中国农村教育这个主题，访谈对象是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的。一开始，我就介绍我是谁，我进行的研究是跟什么有关的。 (查看原文)

  绿蜻蜓 2015-05-12 18: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