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帐汗国兴衰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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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拔都时代，金帐汗国与蒙古帝国中央的交通往来已是通畅无阻。从窝阔台时代（1229-1241）起，全蒙古帝国的驿站已经在整个帝国境内正常发挥作用。《蒙古秘史》、志费尼及拉施特等都谈到了驿站。在各处的驿站中，最好的是哈刺和林至北京段的驿站。拉施特说，这段路上共有三十七站（驿站），站与站间相距凡五程（二十五至三十公里）。每站有一千人，保护驿站本身及过往使者、他们的随员与急使们路途平安。这条路上每天来往的大车有五百辆，每辆车套六条犍牛。大车将粮食（谷物、稻米等）运到哈刺和林去。每个站上都设有储存粮食的粮仓。史料中没有留下有关察合台兀鲁思及术赤兀鲁思的驿道上驿站组织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仍掌握着颇有趣的资料。《蒙古秘史》说：“使臣往来，从沿途百姓处经过，行程迟延了，百姓也受打扰。如今我们规定制度，由各处千户派出站户、马夫，设置驿站，不是紧急事务，不许沿途骚百姓，应沿着驿站驰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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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佐夫写道：“可以假定，草原贵族的形成，受他们推戴、拥护的领袖一大汗的产生以及部落联盟的建立，都是以由古列延游牧方式向阿寅勒游方式的过渡以及与此有联系的围猎织方法的改变为其基础的。确实，拉施特描写蒙古古列延时指出这是古时候”游牧方式。可以引出好几段原文来说明，在成思汗的青年与中年时代，人们已经用阿寅勒方式游牧了”。从这段话就可明白，“古列延”与“阿寅勒”在蒙古人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前者是原始游牧公社经济的基础，而后者是游牧封建社会家庭个体经济的基础。到12世纪末时古列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仅存于军事组织中的残余形式，可从13世纪末与14世纪初的波斯大史学家拉施特哀丁的话中看出，拉施特的珍贵的资料乃是弗拉基米尔佐夫著作的基本史料之一。拉施特这样说：“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古时候，某个部落结成环形驻营于某地，其首领居于圈子的中心，这就称作古列延。现在，当敌军逼近时，就按这种形式布阵，不让异己分子与敌人冲进中心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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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儿、那可惕——蒙古那颜的亲兵——为主人履行着光荣的职责。那可儿同主人一起去狩猎，狩猎在蒙古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帮主人在蒙古本土及与定居国家交界处经常发生的袭击中厮杀；充当主人的警卫；参加筵宴；参加作出重要决定的会议等等。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出，对成吉思汗来说，那可儿、那可惕就是他建立帝国时从中提拔全部军事与民政机构长官的那批骨干。《蒙古秘史》描绘了那可儿、那可惕的鲜明形象。有人问札木合（成吉思汗的主要对头）：“那些如狼赶逐群羊，一直赶到家门口般地追赶来的，是些什么人？”札木合答道：“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喂养用铁索拴着的四条狗。那些狗有铜的额头，凿子般的嘴，锥子般的舌，铁一般的心，用环刀做马鞭，饮食朝露，乘着疾风，杀时，吃人肉，每天以人肉当食粮。如今摆脱铁索，无所拘束，还会不高兴垂涎着吗？这四条狗是什么人呢？这二个是者别（哲别）、忽必来，那二个是者勒篾、速别额台（速不台），共为四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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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末・基轴国家已底瓦解。在它的广大领土上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封建公国，其中每一公国又分成相互间没有巩固联系的、各有其政治中心的更小部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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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蒙古军队数量很大，并且听从统一的指挥，因为蒙古人这时刚结束自己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以前的时期（他们的封建割据是以后的事），而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罗斯诸公国的力量却极端分散。为数极多的公国，土地一再重分，战争连绵不断，互相订立协议，但这些协议缔结得快，解除得也快。它们互不为谋，因此没有力量积极地抵抗组织得很好的大敌。
各公国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就是蒙古军队如此顺利地侵入东欧的最主要原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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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罗斯王公们应该从这头一次同鞑靼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吸取今后的教训，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能克服封建割据局面以及封建领主的利益矛盾。这种局面及这些矛盾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永无休止和毫无意义的战争，甚至当外敌临境的时候战争还停不下来。足以结束这种局面的社会力量还太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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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尔加河下游形成了“金帐汗国”的中心，金帐汗国将已征服和未征服的（如诺夫哥罗德）罗斯国家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从这时起，鞑靼贵族不仅剥削本族的直接生产者群众，而且也剥削被征服者及因被征服而臣服于他们的人。马克思把鞑靼贵族对于人民群众及被征服国家的这种统治形式称作血腥的蒙古枷锁。
马克思说，这种血腥的蒙古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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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成吉思汗及其氏族威信极高，因此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反对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只有成吉思氏族出身的人才能成为汗。这个观念是如此牢固地保持在13—14世纪的政治意识中，这一点即便从如下事实也可看出举世闻名的帖木儿（跛者帖木儿一塔密儿兰）没有接受“汗”的尊号，只是自称为异密，并以“古列干”自称而引以为荣，因为这样就与成吉思汗后裔拉上了亲成关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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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结后，两个蒙古汗系术赤系及旭烈兀系一一发生了内讧。阿塞拜疆问题是内讧的焦点。旭烈兀（1256—1265）对这一地区特别重视。旭烈兀的后裔们将京城设在帖必力思城，该城在旭烈兀朝时代有了很大发展。只须指出下列情况也就够了：过去的帖必力思城全城四围共为六千步，而到了合赞汗时代扩展到二万五千步。旭烈兀所重视的是阿塞拜疆出色的牧场在这方面蒙古人特别喜爱库腊河下游驻冬的木甘草原，及适于夏天放牧的覆盖着丰美青草的哈剌塔黑的山坡。最后，旭烈兀及其后裔对阿塞拜疆各城镇中享有盛名的富庶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非常重视。别儿哥汗千方百计地硬要将阿塞拜疆并归金帐汗国，并以自己的部队曾参加过征服伊朗与占领报达作为侵吞阿塞拜疆的理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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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儿哥汗在位时代，在蒙古帝国生活中发生了对帝国本身也对金帐汗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259年，蒙哥汗死后，发生了蒙古帝国前所未有的内乱。蒙哥的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发生了斗争。兄弟俩都称大汗：忽必烈在中国北部称大汗，阿里不哥在蒙古称大汗。这一斗争削弱了整个帝国。在蒙哥时代居于次要地位的察合台与窝阔台二系利用内乱恢复了自己旧日的鲁思，术赤朝的后裔因而丧失了在河中的全部势力，只得撤出自己的军队与官员。忽必烈兄弟俩之间的斗争以忽必烈获胜告终，忽必烈离开了蒙古，将京城从哈刺和林迁到了华北地区的北京城，该城的蒙古名为汗八里（汗城）。这些事就发生在别儿哥汗在位的年代里。这些事件几乎使蒙古帝国完全崩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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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施特详尽地叙述了推选蒙汗的过程，术赤与拖雷系联合起来反对窝阔台与察合台二系。拔都居于最活跃的主角地位他想让拖雷之子蒙哥登上全蒙古的宝座。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兄弟别儿哥是他的助手，别儿哥亲自来到蒙古，给了蒙哥很大的帮助。拔都起初想在钦察草原，也即术赤系的领地上召集忽里勒台，但未能实现。窝阔台与察合台系的诸王坚持在传统的地方，即早年成吉思汗帐营所在地怯绿连河上召开忽里勒台。经过宗王及统率军队的有实力的万户、千户们长期争论后，决定在京城哈剌和林召集忽里勒台，蒙哥就即位于哈刺和林。关于这次事件的政治影响前面已经谈过了。与全蒙古范围的忽里勒台相类似，在各兀鲁思中也召开由宗王及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最初，统辖各大兀鲁思的宗王是臣服于大汗的。但自1259年蒙哥死后，对各兀鲁思来说必须参加的全蒙古的忽里勒台，就再也没有举行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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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尔德在《关于突厥人与蒙古人的葬仪问题》一文中写道：“一般而言，蒙古人对死人的崇拜以及与此有关的萨满教观念，比起我们所知道的突厥部族来，具有较原始的，因而也较野蛮的性质。维谢洛夫斯基令人信服地证明，突厥人与蒙古人的埋葬习惯建立于同一个萨满教观念的基础之上：被汗所杀或因汗之故被杀者将在彼世为汗服役。鄂尔浑突厥人为死者生前杀死的敌人塑像以纪念死者，这一风俗就是上述观念的反映。蒙古人表现这一观念的习惯为，将从汗死地到葬地送葬行列一路上遇见的人全部杀死，据马可波罗说，他们还对被杀的人喝道：“到彼世去服侍我们的国君吧！”马可波罗告诉人说：蒙哥汗死后这样被杀死的人有两万多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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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出了鞑靼人作战胜利的一个原因。团结一致、组织严密、人数众多的鞑靼军队使互不为谋的罗斯亲兵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由此可见，我们所指出的罗斯亲兵失败的这个原因是当时罗斯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个别战士及其领袖们的无可争辩的个人勇敢，罗斯诸公国及城市保卫者行动中无疑具有的正确战略思想，以及领袖的军事天才都抵挡不住那些训练有素的敌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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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莫斯科市镇的生命力真是惊人。1366年，奥尔格德到来时它曾被焚毁，1371年它被奥尔格德自己所焚毁，1382年脱脱迷失到来时又被焚毁，1389年“几乎全城遭殃，所剩无几”，1395年大火又把上千所住宅焚毁，但是莫斯科每一次都从余烬中复兴了过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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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斯科以有信心的步伐走向繁荣时，金帐汗国却一直崩溃下去。15世纪初，克里木脱离了金帐汗国，接着如今称为喀山汗国的不里阿耳汗国也脱离了金帐汗国。15世纪80年代初，阿斯塔剌罕汗国也独立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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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斯图热夫・留明不否认靼人对形成中的莫斯科国家，尤其是行政与财政方面所起的作用。他指责索洛维约夫对鞑靼人在俄罗斯生活发展上的影响估计不足，而卡拉姆津与科斯托马罗夫对这一点却有所夸大，认为这些见解都“走了极端”。他强调指出了由于鞑靼政权产生的间接后果：东罗斯与西罗斯的分裂，教育的停滞，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变粗野了。但他也来能克服资产阶级科学的观念，认为莫斯科不是从靼人那里，而是从拜占庭取得皇权概念的。甚至专门研究俄罗斯政权发展问题的季亚康诺夫与萨瓦也同意了这一非科学的因袭论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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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里纳被杀只是加剧了金帐汗国的内讧。在二十年内13601380年，即到脱脱迷失掌握政权那年，共换了二十五个以上互相进行斗争的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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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利于1362年登上莫斯科宝座时，年仅十一岁。看起来，德米特利的年幼可能会毁掉其父辈巩固莫斯科公国的事业。但是事情恰好相反：德米特利依靠其先辈们积累起来的力量，依靠着良好的引导者，不仅为莫斯科公国、也为“全俄罗斯”找到了最好的路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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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利科沃之战的意义是绝不会估计过高的，因为它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史的范围。徳米特利・顿斯科伊对鞑靼人的胜利表明，鞑靼人是可以战胜的，当俄罗斯王公联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使鞑靼政权遭到决定性的致命打击。邻国人民对1380年俄罗斯人民在库利科沃原野取得的胜利正是这样理解的。库利科沃之战的世界意义就在于此。但是不论导致俄罗斯得胜的摧毁力量多么巨大，却并不意味着金帐汗国已经崩溃，金帐汗国还有力量暂时复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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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弗拉基米尔佐夫说:“那可儿作为经常的战友与自己的领袖同处,是军队与护卫军的雏形,每一个那可儿都是未来的官员与军官。因此,古蒙古领袖们的亲兵就是特种形式的军事学校。”领袖的力量与威望就由那可儿的数量与质量决定;领袖们一般称作那颜(noyan),但他们也可拥有其他称号:拔都儿-勇士,篾儿干--神箭手,别勒格--智者等。在草原上,各领袖相互间不断为夺取好牧场、牲畜,夺取对相邻部落的支配权,夺取大量兀纳罕·孛斡勒而进行着斗争。总之,组成亲兵的那可儿成为在蒙古驻牧地的特殊条件下造成封建剥削的超经济强制的源泉与工具。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