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战争》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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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写下那些历史，既包括真实的，也包括虚构杜撰的；此外，本书还将尝试解释它们为何会被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我不想假装只是在讲一个故事，也不准备隐藏我对启蒙的、自由的世俗社会的偏爱，而且也不打算掩盖我认为一神教造成的持久伤害比其他任何单一信仰都要大的看法，但是本书并不是另一本关于西方如何主宰东方以及已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历史书。如果在这个故事里，基督教的遭遇看起来要比伊斯兰教稍好一些，那只是因为基督教更无力抵御因为自身的内部矛盾而释放出来的毁灭力量，因此它无法阻止几种形式的世俗化运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
和所有的二元论宗教一样，摩尼教基本上也是一个静态的宗教，也就是说它只要求信徒们举行若干仪式，然后就是等待末目的到来。“我从中没有任何收获。”奥古斯丁评论道。最终让他对其深恶痛绝的，正是它的僵化，完全不涉及人类境况的复杂性，没有基督徒主张的宽恕和救。它是典型的波斯宗教，因此也是“东方的”宗教，乏味、呆板、仪式化冷漠无情。297年，戴克里先发布敕令禁止摩尼教传教，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它是由“我们的敌人波斯人”开创的。 随着清洁派的灭亡，正式的摩尼教的痕迹从西欧彻底消失。但是在东方，它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卷土重来，后来事实证明，它对西方的威胁比阿契美尼德帝国、帕提亚帝国或萨珊帝国更大、更持久，这就是伊斯兰教。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7页 -
……至少在这一点上，安克蒂尔-杜伯龙和伏尔泰的看法一致。因为对东方国家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感到不满，他于1778年写了一篇名为《东方法制》的论文，以此证明——用他的话来说——土耳其、波斯和印度“仍然盛行的专制主义”，“只会使人们对这些地方的政府产生错误的印象”。他抱怨道，大量以东方为主题的文字，不仅充满了对东方的误解，而且还存在着某种倾向，将某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结果，归咎于人们的意愿，或者如他所指出的，归因于“政府”。他写道: ”亚洲所有的错误总是政府造成的。蝗虫使一个地区受灾；战争使另一个地区的人口减少；缺雨导致的饥馑逼迫一个父亲卖掉自己的孩子（1755年，我在孟加拉亲眼见过）下一次发生时，还是政府造成的。旅行家在巴黎、伦敦或阿姆斯特丹写下自己的作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任何批评东方的话，而当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同样的灾难时，他们将其归于天气或人们的恶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 263 -
用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1623—1662年）的说法就是，对法国人而言，“自然”这个词只是说明某件事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这一边”基本被接受了，而在山的另一边，人们接受的是另一种“自然”。如果法国和西班牙无法对“自然”的含义达成一致，谁晓得在中国或锡兰什么才是“自然的”。或者正如霍布斯不无讽刺地评论的那样，“号召要用正确理性解决争端的人，实际上只是让别人遵循他们的理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科学的跃升 237 -
当时仍然被遍布巴黎大街小巷的雅各宾特务追捕的孔多塞不可能意识不到，启蒙和理性并不总是它们自己最好的主人。由于害怕被发现，他只能在昏暗的烛光下奋笔疾书，不过他对人类不断进步的信心似乎丝毫没有动摇。在未来，人类的进步不会遇到任何绊脚石，不会再出现类似于罗马帝国崩溃后造成文明断裂的障碍。这一天不会太远，他向自己的读者保证，“所有民族都会达到最开明民族的文明程度，偏见会在最大程度上被消除，如同法国人和盎格鲁-美利坚人已经做到的那样”。孔多塞认为兴起于希腊、通过罗马传遍欧洲的理性、自由和科学的文化，现在已经传到大西洋的彼岸，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不过南美仍然深陷在旧制度的迷信和专制的泥潭之中），他也是第一个用“西方的”而非仅仅是“欧洲的”来形容这种文化的人之一。他相信，现在需要做的是，等待非洲人和亚洲人欢迎这些启蒙的欧洲人做他们的朋友和解放者，把他们从“圣君”和“愚蠢的征服者”的手里拯救出来；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黑暗时代，同曾经受到教士和君主统治的欧洲人一样。 这就是启蒙主义幻想的起源，它一度既高尚又危险。它假定所有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宗教或习俗遮住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是什么，真正的幸福在哪里，但是不管当地的习俗多么牢固地控制着各个原始的民族，有朝一日它势必会被科学和教育动摇。一旦国王和教士的受害者们开始睁开他们的眼睛，亲眼见到只有经过启蒙的文化——它不可避免的是西方的——才能带来的利益，他们肯定会支持它。欧洲人走过了相同的历史路径。他们也曾在无知和贫穷中度过了很长时间，饱受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和迷信者的摧残，让自己的理性被愚蠢的天启宗教蒙蔽。但是他们成功地摆脱了这些可怕的镣铐，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将启蒙主义的好处带给正等着他们到来的世界。 从此以后，科学和人类的理解力携起手来一同前进。二者都被用来解放人类的心智，解放会带来力量和进步，最终会带来更好的生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科学的跃升 237 -
腓尼基水手抢走阿戈斯国王伊那科斯的女儿伊娥，作为报复，克里特人（欧洲/希腊人）在腓尼基人港口城市提尔带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亚洲/波斯女性），将她作为礼物献给了克里特国王阿斯忒里俄斯。诱拐事件继续，欧洲人伊阿宋将科耳喀斯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美狄亚拐走，并在她的帮助下偷走了金羊毛。为了报复，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带走了斯巴达国王莫奈劳斯的妻子海伦。随后，莫奈劳斯的兄弟阿伽门农组织大军渡海围攻特洛伊，战争持续了10年，称“特洛伊之战”。——出自《荷马史诗》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在那些严重撕裂着基督教世界的长期冲突中，有一个承自其古老的亚洲源头，而且也是让所有一神教最感到头疼的难题之一。根据基督教的教义，精神世界有善恶、天使和恶魔之分，然而所有这些都源自唯而不可分的上帝。这被称为“恶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人们发明了一些理论，如原罪、拒绝接受上帝的救赎恩典、人类的自由意志，从而将责任从造物主转嫁到他的创造物身上。但是它们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唯一显而易见但非常不好的解决方法是采用二元论的形式。上帝(或其他的神)是世间所有善的源泉，而站在其对立面的是魔鬼(或另一个神)，它为世间所有的恶负责。二者的冲突永不停息。古代世界最具影响力、传播最广的二元论宗教与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紧密联系在一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5页 -
在卢布鲁克的威廉发现了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区别后又过了三个世纪，在蒙古帝国变成明帝国后又过去了253年，绝不能算是孤陋寡闻的散文作家、《忧郁的解剖》的作者罗伯特·伯顿在1621年仍然声称，他需要一台飞行器去看看“耶稣会士利玛窦笔下的中国和契丹是不是同一个国家，鞑靼人的大汗和中国的王是不是同一个人”。 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中国处于世界的边缘、宇宙的最远端。威尔金斯主教在1688年发表的《关于真实符号和哲学语言的论文》里认为，中国人与其他人类完全隔绝，所以他们的语言可能是人类的原始语言，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巴别塔的建造。德国哲学家、诗人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形容中国——他似乎非常讨厌这个地方——是“挤在地球的一角，被命运安排到如此偏僻的地方，孤悬于各民族之外”，因此无法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 263 -
和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很多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所认为的不同，在那里“专制的”不是政府，而是自然法则。和莱布尼茨所主张的不同，中国人不需要遵守那么多道德规范，他们遵循的是魁奈所谓的“那条使得人类生存和繁衍所需的资料能够不断再生产的物理规律”，也就是经济学。对魁奈而言，道德和经济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人类的自然目标是繁荣；只有他们成功地以长期的经济增长取代了军事扩张，而所有欧洲国家至今仍然病态地执着于后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 263 -
虽然法国人沉浸在令人伤感的“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中不能自拔（18世纪时，他们从南太平洋到非洲四处寻找“高贵的野蛮人”），但是这里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让人们知道，生活在文明社会之外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最可怕的野蛮人，”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写道（他也是卢梭的信徒），“啊，让-雅克！如果你能亲眼看看这些你口中的‘自然人’，你会因为自己曾经称赞过他们而感到羞愧和震惊。”甚至连拿破仑自己——此时他已经到了开罗，不打算再从这些人身上寻找游牧民本应具有的高贵品质——在给督政府的信中也写道：“他们狂暴的性格符合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连续几天，顶着烈日，走在被烤得滚烫的沙子上，没有水让自己凉快下来。他们缺乏怜悯心和信仰。这是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最野蛮的场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西方的穆罕默德 309 -
或许卢梭的主张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艺术和科学（也就是广义上的“启蒙”）只能给人们带来痛苦，如果它们只是被用来证明人类实际上在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的话。无论如何，这可能确实是对的，他对自己长期忍受痛苦、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说，人“除非处于自然状态之中，否则不可能真的幸福，换言之，就是野蛮状态之中”。 不过，埃及人并非野蛮人（贝都因人可能是个例外），肯定不是卢梭头脑中的那种野蛮人。他们是一系列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的继承者。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态呢？ 最直接的答案当然还是专制主义。德农评论道，只要有机会，单个的埃及人可以证明自己是勤劳能干的。虽然“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缺乏工具，但是他们用双手做出来的东西令人惊叹”。他们非常冷静和守纪律，“骑术堪比半人马，游起泳来像蝾螈一样”，至少有成为理想士兵的潜力。但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而且人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民族，却受到分散驻守在200个据点的4000个孤立无援的法国人的控制”，德农得出结论，这就是习惯性服从的力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西方的穆罕默德 309 -
作者总是把所谓东西方冲突归结为价值观的冲突，书中不少地方的史料剪裁以及相关评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做出的，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一点，即，如今的中东乱局正是西方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造成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出版后记 492 -
开车把我带到那里的土耳其人解释说，这个地方非常古老，已经被废弃了几个世纪。我问他曾经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古代民族，”他答道，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是前伊斯兰教时代的人了，“非常古老的民族。”他们有名字吗？没有，他答道，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又补充道，这些都是他在学校里听到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地方是个谜，而且和所有其他遗迹一样，只有外国人对它们感兴趣。他看起来确定无疑，而且非常真诚。 但是我知道，我们正望着的那个幽灵般的地方，曾经是亚美尼亚首都凡城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在很久以前”被废弃的，它的住民实际上死于1915年6月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除了土耳其政府之外，所有人都将这起事件称为“亚美尼亚大屠杀”。……他们的住宅和财物被毁坏或抢走，他们的教堂受到亵渎，他们古老的首都被清空，最后关于他们存在过的所有记忆都被抹去了（关于这一点，我的土耳其导游显然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人，即使他自己并不知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 言 2 -
如果不想陷入绝望，我们需要指引。但是，如果教会权威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习惯的正确性的信心都无法继续维系一个巨大曲政治、道德和知识体系，那么什么可以呢？ 答案非常简单：现代科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科学的跃升 237 -
乌尔班的呼吁，以及远赴中东的毫无秩序可言的军队，也标志着西方对战争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教会总是视战争为一种手段，它本身总是有罪的，但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是被允许的，因为自然世界、堕落的人类居住的世界必然是不完美的、混乱的，有时只能通过暴力来拨乱反正。如果战争的目的是正义的（纠正之前的错误），而且得到合法的政治权威的批准，那么它就是正义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战争之境 183 -
从长远来看，这也为欧洲人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超越他们提供了解释。科学要求理性地面对自然，从而控制自然。而本质上属于寂静主义的体系，如儒家思想，并不鼓励控制世界，而是要根据自然做出合理的调整。对伟大的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斯·韦伯而言，这正是中国为什么和印度、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国家一样，16世纪时没能实现北欧经历过的经济起飞，也没能在19世纪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的原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 263 -
中国的稳定和向心力非常其有吸力，对那些战乱频仍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但是为了获得它们，必须付出代价，因为稳定导致停滞，和平则带来了消极、冷漠以及对任何新鲜事物都疑心重重的结果。中国并不是唯一受此困扰的国家。在整个亚洲。各个顺从的民族对专制的统治者俯首帖耳，他们因此压抑了自身的创造性。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在政府、法律、习惯和气候上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是它们都被这种或那种的停滞攫住了。伏尔泰说，印度自亚历山大时代起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1在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土地上，自中世纪经历过极度的繁荣之后，文化、艺术和科学几乎没有进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 263
作者: [美]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
副标题: 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
原作名: Worlds at War : The 2500-Year Struggl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bn: 7513921989
书名: 两个世界的战争
页数: 504
出品方: 后浪
译者: 方宇
定价: 110.00元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年: 2018-9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