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哲学

《自由的哲学》审校后记

芮 虎

1891年，鲁道夫.施泰纳博士开始撰写《自由的哲学》。当时，这位人智学创始人正值而立之年，在魏玛的歌德档案馆工作，专职编辑歌德自然科学文献。他白天在档案馆里穿行在字母排列的浩瀚沙漠中，对照歌德的手稿以及不同的印刷版本，索引钩沉，正本清源。夜晚，施泰纳退回自己的思想王国，独自潜心写作《自由的哲学》。施泰纳这部哲学代表作两年后出版，在德国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时至今日，在世界经院哲学史上，这部著作尽管显得默默无闻，然而，在施泰纳自己创建的庞大思想帝国中，却是一部足以称之为大厦支柱的东西。可以说，《自由的哲学》与《神智学》是进入施泰纳哲学思想殿堂的姊妹篇。它对作者后来创立的人智学，华德福教育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2014年冬季，笔者开始参加成都华德福学校组织的《自由的哲学》读书会，首次接触到这部玄奥的著作。读友们或在雪花飞舞的冬日，聚集在教室里，热烈地讨论着本书所蕴含的精神；或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在操场边的树荫下，反复逐字逐句琢磨著作中的意思。

一年后，笔者受柏林“鲁道夫.施泰纳教育艺术之友协会”之委托，对本书的中文译本做审校，深感责任重大。然而，在与鲁道夫.施泰纳华文编辑小组负责人许星涵(Astrid Schröter)小姐的合作过程中，笔者再次获得信心。不敢稍有倦怠，兢兢业业地对照德文原文与中文译稿，反复比较推敲，直到译文即符合德文原文之意，又不至偏离译者之行文风格，同时，还得参照中文里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翻译中的习惯用法加以订正。

审校译稿也是一种学习过程，非常行之有效。通过校读原文，对施泰纳的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自以为比自己翻译《作為教育學基礎的人的普遍智识》时，离这位二十世纪的思想大师在精神上更近了一步。

自由挑战教条

在阅读施泰纳的著作时，常常发现大师广博高深而宽容的思想境界。他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却又反复引证别人的观念；在谈自由，处处强调的是思想自由，他常常告诫读者，切忌拘泥教条，行为迂腐。

在施泰纳的著作中，关于迂腐的概念也是不一而足的。“我还做了尝试，用法勒斯雷本的霍夫曼（A.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的关于紫罗兰的诗歌的内容，不做迂腐的说教，也将之带入了七岁以上的儿童生活中，使人可以由此为这个接纳服务：世界是道德的。”（《作为教育学基础的人的普遍智识》, 鲁道夫.施泰纳华文编辑小组.译，214页）

在同一部著作里，施泰纳告诫作为教师，要保持鲜活的创像，并警戒教师切忌不能有学究气：“假使在生命的任何时候教师职业与学究气走到了一起，那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在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巨大不幸”（《作為教育學基礎的人的普遍智识》299页）

施泰纳不仅仅直接用“迂腐的”（pedantisch），还用了“千篇一律”（Uniformität），“教条主义的”（dogmatisch）以及“固定的行军路线”（gebundene Marschroute）等形容词，对他毕生所痛恨的食古不化的东西进行鞭笞。其实，哲人的苦口婆心无非是要给后人一个启示，即使是导师的思想也不可生搬硬套，还得此一时彼一时，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对时间地点对象等诸多因素不予考虑，就对大师的东西生吞活剥。

笔者在审校《自由的哲学》期间，有幸参加由德国一位华德福教育专家主持的教师培训，在生动活泼的培训过程中耳濡目染了施泰纳自由教育的真谛。这位华德福老师在三十多年的华德福教育实践中，真正体会了施泰纳的教育精神，并将思想与实践做了非常完美的结合。从他那里学到的华德福教育，是他自己用心性诠译的施泰纳鲜活的理念。

人与自然

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个物种，时时刻刻与植物朝夕相处，在思考过程中也处处显现植物的形象。施泰纳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讲演中，常常提醒人们，植物这种与人在许多地方都存有相似之处的东西。在《自由的哲学》里，施泰纳写道：

“人这个感知对象被给予了一种自我改造的可能性，就像在植物种子（Keim）中也存在成为完整植物的可能性。”(9章41节)

在施泰纳的笔下，每个人都仿佛是一棵植物，比如一株玫瑰：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被召唤成为自由之灵，正如每一颗玫瑰种子都在被召唤成为玫瑰。”（10章8节）

自由即个性

人之所以是自由的，其根本在于人的个体特征。施泰纳说：“我也不会问自己：在我所面临的情形中其他人将会如何行动？——而是我行动着，就像我这种特殊的个体，要去看到引发我的起因。并没有普遍的标准之物、普遍的道德性、普遍的人类准则、道德性规范以直接的方式引导着我，而是我对行为的爱。我感受不到强迫，不是通过我的天性引导的本性的强迫，不是道德性戒律的强迫，而只是我想去执行自己内在的东西。”（9章30节）

在接下来不远处他还写道：“倘若人在自己生命的每时每刻都能够遵从自身时，他才是自由的。”（9章34节）

即使对待儿童，也要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在当下，我们也不想将认知灌输给尚未成熟的人，即孩子，而是寻求发展他的能力，从而不再需要迫使他去理解，而是让他自己想要去理解。”（附录2第7节）

其实，施泰纳在撰写这部哲学著作时，就已经确定，自己不是要教给读者什么，而只是叙述自己的见解。他在本书出版不久写信给一位作家说：“我不是要教训，我只是叙述自己内心所经历的东西。”（注：施泰纳1894年11月4日致Rosa Mayreder）。在这封信里，施泰纳还写道：“我所感兴趣的哲学，几乎只有那些作为个体的人所体验的哲学。”

自由与自主

在《自由的哲学》里，施泰纳通过反复论证，从古往今来的诸多认识论里挑选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观点加以剖析，最后得出人是自由的这个结论。

然而，自由的意义何在？施泰纳朴素地回答：“只有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人。”（9章-38节）

多么经典的话语呀！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出，如果我们不自由，那么我们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人。

当然，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还是崎岖漫长的：“本性将人在他发展的某个阶段从枷锁中解脱出来；社会进一步将这种发展引导到更远的站点；最后的完善(den letzten Schliff)只有人自己才能够给予自己。”（9章-41节）换言之，自由不是无所作为地被恩赐，而必须要自己去获取。

字斟句酌，传递大师思想

面对王俊博士的译稿，我们的审校三驾马车开动了。星涵在面临回德国期间，泽武在繁忙的学校管理工作间歇，笔者也在个人翻译写作的同时，我们在即将来临的丙申年春节之前举行了两次审校工作会，得以确定了对译稿的审校方针。

在审校过程中，我们对每一个字词都进行了校对，对每一个疑难问题都进行了反复讨论研究，务必使译文精益求精。以下是两个例子。

在《自由的哲学》“附录”里有一个词，“Dienst”，对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词，我们在审校过程中也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讨论。开始，我们认为是“服务”或者工作，后来，当星涵在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Das Dienen als Geste ist hier etwas sehr Besonderes,etwas Erhebendes, wie eine heilige Pflicht, die der Autor dem Leser dieses Buches nahelegen möchte. Daher klingt für mich 工作 einfach zu banal, denn man kann es auch nur als "Arbeit" verstehen.”（服务在这里是一种特别的姿势，一种更高层次的东西，仿佛是神圣的职责，作者希望能够对此书之读者所唤出的东西。因此，“工作”听起来是太平淡，因为人们只能将之作为“工作”来理解。）在反复琢磨星涵的诠释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语，就是“值守”，放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对于贯穿全书的孪生词语“Lust”与“Unlust”，审校者也颇费心思。最后，在泽武的最后通读过程中，才最终达成共识：不再是过去的《神智学》里的所翻译的“有趣”与“无趣”，而是采用了“愉悦”与 “不悦”这两个与作者本意更近的词语。

翻译无止境，阅读无止境。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译著，将永远是开放的，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传递施泰纳博士的写作原旨。

（芮虎2016年3月28日初稿，10月18日定稿于成都翡翠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