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史料學派

說起史料學派，首先讓我們想起的，就是被譽爲一代學術之最的“考據學派”。它涉及的不僅是中國，也有他鄉，不只存在于老時候，也活在當代——今天在中國史學界幾乎還是它的天下（甚至在更寬泛的學術界占據統治地位）——如果你仍處于教學一線，就不難聽到諸如“史料決定一切”、“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一類的話語或疑問（像我在清華大學曾遇到的那樣）。

我初識“考據學”，還是四十年前在山西大學讀書時，在我的回憶文字（《學術生涯四十年》）裏曾經道及：“老師在上面講的繪聲繪色，我們在下面聽得如醉如癡”。這是一門切實有用的功夫。與北京師院成慶華先生所說某某史觀與曆史研究中間還隔著一層，二者不是一個層次。

依靠著這一門“功夫”，我開始了一些研究。然而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在考據學之外，還有它罩不住的“功夫”存在。

現今我們爲什麽說要超越它呢？其一，考據學是一種書本知識，是一種讀書方法（我常稱之爲“爬格子”的本事）。它是必要的，也有效用，但它只是“小學”。與我們在這裏講求的不同，與所謂“當身曆史”不同。這是第一點。

其二，如同在我的“百夕談”即治史方法裏多處宣揚直覺、靈性、精解神識那樣，我們有著自己的體驗和側重。這一學術派別産生于乾隆年間，稍晚于考據學派（做爲它的批評者出現，如針對戴震、紀曉嵐，考據學的批評者還有文學流派，如袁枚等人），其代表人爲章學誠，或稱章氏學派。如果拘泥于考據學，你就會遮蔽了自己的目光，而不諳大道。

其三，就是考據學派的很多學人，他們做學問的目標是爲了出名（清人陳灃斥之“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而非“爲己”之學。于今我們做這些研究時，卻根本沒有考慮出名與否。所以也就不免冒風險（如反行爲研究），和走在刀鋒之上（租佃關系研究）。這也不是不重要的一點，所謂治學之中有著道德考量，這就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能否“一貫”等）。

總之，考據學是當今主流學派，它雖然興盛于中國的十八世紀，經過十九世紀德國蘭克學派的“接力”、“借力”，到二十世紀更是如日中天。所以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正如我在法國高等研究院的朋友（麥港、伊莎貝）所做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