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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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经历的上海沦陷区”是斐德在哈佛大学一个学术会议上的演讲。那个研讨会由傅高义先生主持。除了西方学术界相关的专家外，会议还首次邀请了大陆和台湾学者，还有日本学者同时参加研讨抗战史。那个会议开得颇为感情化——来自东亚的学者们的发言，显而易见地充满着民族情感与难忘的历史记忆。斐德选择从一个私人医生的视角来揭示上海沦陷区的历史。他的审视眼光和纵深研究[序5]的原则始终给予这样的原则：我们史学者既非神学家，亦非道德家。我们的角色不是谴责或宽恕，而是理解。斐德是冷静的。在把我们带入战时上海生死患难的情景过程中，在面对战乱的残酷，贫穷疾病的煎熬、百姓的无助和盈利者们的冷酷时，他始终保持了冷静而负责的立场，他让我们自己在日常细节里去感知历史。这篇演讲把战时上海社会各阶层领域和城市角落的光影声色，中医界和医师们的历险，人民的苦难和医疗事业的艰辛，通过相关细节和现象展示出来。诚然，历史最终逃离不了道德是非的审判，但这个审判须以具体可信的史实为基础。 (查看原文)

  之龢 2019-02-28 10:07:42

• 概念的争论和混淆 　　所有这些方法的分析范畴是值得怀疑的，有一种舆论不赞成基本原理。在这些学科中，许多社会科学家已经不赞同他们学科领域的一些核心概念，诸如：政治学家的“权力”，经济学家的“资本”，社会学家的“地位”，及人类学家的“文化”。范例是模糊的，即使最为肯定倾向于此的学者，也可能表达对这些不能解决问题的概念实际上的不耐烦，许多最具思想的社会科学家表达了对他们从事的知识分类的不安。 　　例如，理性选择理论被规范问题和历史决定论所破坏。有些社会科学家强调文化，而且知道规范也是重要的，但没有清晰的规则将这个意识与有效的模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有非常清晰的方法建立起经济行为者的[7]分析和他们行为的国际背景。但他们不能对当代社会中浮现的许多财产进行恰当的归类，比如世界范围的娱乐习惯对大众的理解和进一步的冲突控制模式产生压倒性的影响。美国的电影工业已日益控制欧洲的电影院，但日本的电影没有类似的冲击。为什么会如此？最经常的回答是日本的文化不同。但这个解释援引残留风尚的文化分析，只给出一个虚假的答案，又谓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我们缺乏适当的分析范畴。 　　当然，事实是我们大部分人倾向于用常规的反应来回答上面提到的类似问题，即“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但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有失清晰，不利于我们理解世界，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曾贴上复杂性标签的事物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一位研究东亚的历史学家曾谈及他在研究生院曾被传授给中国和韩国不会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因为儒家价值妨碍企业家的理性。现在，这位专家认为正是富有侵略性的儒教解决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变革。曾一度被视为革命的国家如中国和北朝鲜，现在被认为是本质上保守的国家，激进的国家变成“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以熊彼得曾观察到的各种巨变来采纳资本主义。 　　范畴变动不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本身正在经历快速的“去地方化”，历史学家已经开... (查看原文)

  之龢 2019-02-28 10: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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