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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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如果说在过去的社会形态中，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活动，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还是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那么，此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所面对的劳动却是仅仅作为非资本的劳动，即与所有权相分离而只能依存于资本的劳动。对于这一劳动概念，马克思作了较详细的规定。他说，“作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 （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 Nicht-vergegenstandlichte Arbeit）（本身还是对象的东西，在客观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观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真正现实性（ reale Wirklichkeit）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生存（rein subjektive Existenz）。 这即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之下的劳动主体，作为一种丧失了任何客观实现条件的纯粹独立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结果，而且是悲惨的历史结果。 （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生存（ subjektive Existenz）。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 lebendige Quelle）存在。 这是一种在可能性上存在的非对象化的纯主体劳动活动，但它却是真正创造价值的唯一鲜活的泉眼。 “（3）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这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必定是依存于社会交换的抽象劳动，离开这一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从主体向度出发的批判逻辑：资本和劳动与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 -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也译“资产阶级社会”，此词与英文中的 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存在一定的区别。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 büi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根据具体的使用语境分别意译为“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通常的情况是，在1844年以前的文献中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般译为“市民社会”，而1845年以后，多译“资产阶级社会”，少数特定语境中保留了“市民社会”的译法。还应该说明的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直接受到了弗格森的《公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一书的影响。但弗格森所理解的政治法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同黑格尔从古典经济学那里延袭而来的经济机体和基础性社会结构意义上的 büirgerliche Gesellschaft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别。但思想史上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事实是：恰恰是黑格尔阅读并借鉴了弗格森的著作，正是该书的德译本使得“ büi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日耳曼学术界流行起来。当然也得承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在中世纪末期以来市民（资产者）兴起的背景下，在康德、费希特开创的德国“市民社会”分析语境中，吸收了洛克、孟德斯鸠的国家和市民社会讨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学理综合。在康德那里，自为的市民社会已经被抽象地表述为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意图。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也出现了极少量的 Bourgeoisgesellschaft一词，同是资产阶级社会，只是此词由法语而来。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书第二卷中两次使用此词，而大部分使用 büirgerliche Ges...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经济的盲目性与自发性：市民社会背后的理性的狡计77 -
这是一种从可见的直观出发抽象出来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因此，当我们说配第是完全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时，还应再追问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质是什么？ 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配第的如下一种观点，他提出，爱尔兰各种政党之间进行斗争的现实基础并不是他们提出的种种民族的或宗教的口号，而是地产的分配。地产不等于自然土壤，它表征着一个经济所有关系，分配就更是一种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了。而经济关系本身是无法直观的，而只能通过抽象来把握。[马克思后来在《57-58手稿》中直接指认了这一点]。在《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一书中，配第提出要发现在政治运作中发生作用的某种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这种东西称之为在社会现象运动中存在的“自然法的道路”。这里的“自然法（ Natural law）”，实际上就是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客观规律。其实，麦克库洛赫也提出过，在政治经济学的观察和研究中不能只知道事实而不知道“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①而在杜尔哥②这位18世纪后半叶法国重农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那里，则已经明确提出了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关系”。甚至萨伊还极为深刻地注意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徳就已经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生产的各种方式和由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见解，因为那时还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现代经济生活。]萨伊认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是不能从直观中获得的，而必须基于一种一般的事实。因为一般事实是以对经过选择的个別事实的观察为根据的，从一般事实中我们才能发现一般的规律。当然，在我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时，一般规律会“受到个别情况的干扰，但当干扰因素停止作用以后，这个规律的全部力量就会恢复过来”④。此外，我们下面所要涉及的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 Ordre naturel）”与斯密非常著名的“看不见的手（ The ...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早期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隐性社会唯物主义前提29 -
于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自然无法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焦点，即剥离去唯心主义前提，黑格尔为什么用国家与法来否定性地制约和超越客观的市民社会？实际上，从上面我们对黑格尔的总体逻辑的分析里可以得知，在黑格尔的眼里，斯密、李嘉图等人的那种以孤立个人为基底的商品经济的市场“自然秩序”实际上只是绝对观念（主体， Subjekt）处于社会历史经济物化中的某种异化状态，它是由一种育目自发的“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的。而黑格尔认为，在更高的一个阶段上，绝对观念通过国家与法的自觉调节，使“看不见的手”直接呈现出来。这也是从物化的必然王国的最后阶段向观念的自由王国的飞跃。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这一关系式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的时，显然他是正确的，可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不够深刻的。当然，这种“不深刻”只有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制高点上才可能呈现其对比参数。至于施密特追随马尔库塞说，马克思此时曾“一度”脱离了黑格尔的证法，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全部后期著作中“又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为中介”，重新又“回到黑格尔的观点”这一表述不甚准确，因为在“自我意识”主导下的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就没有深入地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因此，此时马克思在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也就谈不到什么“离开”。马克思对黑格尔证法的理解本身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即使在接受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时期，马克思也还是以人本主义的能动的异化史观为中介，全力折射黑格尔历史的辩证发展观点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论犹太人问题》162 -
李嘉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准确地概括了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生产）的状况，这使他有可能彻底摆脱从所交换的财富含有的劳动量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的线索，而完全站到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劳动价值论。因为，在李嘉图的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已经通过产业大革命获得极大发展。作为此时资产阶级产业资本利益的理论代表的李嘉图，他所关心的不是财富的生产问题，而是财富的分配所带来的资本如何积累和社会的客观进步问题。所以，李嘉图已没有兴趣从所换得的财富的劳动量的角度来展开线索，他的兴趣在于商品内在价值本身，即价值的决定的层面。从商品交换的层面所定位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只是劳动价值论的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在斯密那里是作为一根长长的尾巴拖着泥带着水，李嘉图的英明之处恰恰在于斩断了这根尾巴，而作为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的詹・穆勒、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①等人的误区恰恰在于重新拾起和错植了这根尾巴。[此处经济学理论的论述，得益于与唐正东博士的讨论。]这样一来，如果仅从价值交换的层面来理解经济学家所抽象出的社会关系，那么，不但无法区分庸俗经济学家跟斯密的不同，而且连李嘉图的意义自然也会被重新遮蔽。所以，我们在解蔽社会唯物主义线索时就必须区分出这三个层面，特别是要重视第一、二层级与第三层级的重要差别。从自然对象直观物的唯物主义转向社会关系的社会唯物主义，这的确是斯图亚特以后的经济学家的一大特点。这条线索可以一直不加区分地牵至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麦克库洛赫和特拉西等）和斯密的“一半”。因为，他们是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展开理论分析的。一个人的商品必须通过社会交换才能成为真正的商品，因此，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关系的层面凸现出来了。但这种社会唯物主义是一种“经验的抽象”，这是社会唯物主义的初级层面（第一、第二层级）。而斯密的“另一半”和李嘉图则成为社会唯物主义第三层级的新的基础，它们已经构成一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李嘉图与社会唯物主义的深层语境55 -
其次，舒尔茨也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功能结构及其历史建构过程。他分析道，可以通过对“欧洲物质文化的历史和数据”的考查，来说明“劳动组织”的生产力结构的历史变化线索。在他看来： 在原始生产（ Urproduktion）之上几乎只有运用生产性的人力 （ productive Menschenkraft）；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以及在此之上エ业与商业的有限发展；人口的増长和工业和商业阶级成比例地更强长；与之并行的，直到更近的时代，城市人ロ较之于农村人口相对的更大增长；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农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 Unterwerfung），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外在自然之间的分エ。生产力 （ productive Krafte）更广泛地结合起来：在农业中通过对其不同分支的有益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通过将运用在企业中的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最大程度的结合。 因为舒尔茨的这一段表述太重要了，所以我不得不整段引述。可以看出，舒尔茨这里对生产力的讨论不再仅仅是总量，而开始思考生产能力的质性构成：一是原始生产中只有生产性的人力，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如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端于制造工具，那么生产活动就不可能只有人力的“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比如畜牧业简单工具和狩猎业中的武器。二是在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特别是工业和商业阶级的出现，使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口开始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这是一个生产组织上生产性的人力构序上的结构性改変。依上表所得的人力总和，只要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劳作效能（ Gewerbfleib）必然是提高的。三是当人在生产中使用工具和制造工艺不断完善时，特别是劳动分工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4.“打倒一大片”的施蒂纳到底想要什么417 -
在分析马克思的“社会”规定之前，还应该指出在他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恰恰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社会规定的前提和原发地。我发现，实际上经过第二笔记本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马克思的思想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一种变化，即开始真正将革命的基础置于现实的历史发展之上，而不是简单地以抽象的应该存在的本质（价值悬设）来对峙于历史现实。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正是历史的结果。“因此，历史（ Geschichte）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定在（ empirischen Dasein）和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①。请大家注意这个观点与黑格尔绝对观念在历史中实现的目的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极为关键的，它预示着马克思后来那种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起点：“不难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②。这个观点，显然是与第一笔记第二部分的人本主义逻辑相异质的。我觉得，一旦马克思意识到这个逻辑矛盾，他就必然会放弃和中断这一手稿的写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4.哲学共产主义266 -
在当时的欧洲，国家统计学（ Statistik）也称为国势学，它并非仅仅是一门以数据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科学，而包括了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社会宏观分析的任务。这也是舒尔茨的重要理论构境背景。据李乾坤博士考证，“国势学”的中文表述可能产生自20世纪20年代。19世纪上半叶语境中的国势学（ Staatenkunde，直译为“国家信息”、“国家学”）是现代统计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奠基者是海尔曼・康令（ Hermann Conring，1606-1681）。康令是一位博学家，在医学和法学领域都有建树，曾于黑尔姆施泰特大学任教。1660年11月20日起，他开设“国势学”（ Notitiarerum publicarum）课程。康令去世后，他的弟子戈贝尔于1730年整理出版了他的六卷本《康令政治法律讲义》，其中第四卷为《国势学》（ Staatenkunde）。康令将过去的地理、历史和法律研究与国家治理的实际目的结合起来，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不是简单描述现象，而是探究原因，总结规律。在康令的影响下，国势学成为徳国一门新兴的学问得到了普及。此后，阿亨瓦尔（ Gottfried Achenwal，1719-1772）继续推进了康令的国势学理论。阿亨瓦尔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1749年发表《欧洲各国国家科学引论》（ Abrissder Staatswissenschaft der Europaschen Reichen），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第一次使用了“ Statistik”（国家统计学）。阿亨瓦尔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国势学进一步改造为国家统计学，在他看来，“国家统计学为国家显著事项的结晶体”，通过对这些显著事项（包括地理、法律、政治状态等）的记述，为国家管理提供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在阿瓦尔这里，使用的是“ Staatswissenschaft”这个概念，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4.“打倒一大片”的施蒂纳到底想要什么417 -
这也是我们在马克思新历史话语中第一次遭遇生产力这个重要规定。马克思在生产力一词上打上引号有两层寓意，一是这句话赫斯曾有过类似表述，但在他那里，生产力（ Produktionskraft）只是抽象的交往中的共同活动，马克思将其具体回落到生产活动中；二是他第一次正面肯定李斯特在经济学语境中使用的现代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力（ Produktivkraft）概念。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马克思面对的大量经济学文本中，斯密等人已经普遍使用在现代性的工业生产过程中表征一定的生产功能水平意义上的生产力（ Produktiven Kraft）概念。可是，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力一词的语义是全新的。首先，马克思这里说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显然已经不是赫斯在一般“类的”交往（交换）意义上使用的语义，而是指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特定的共同生产劳动的客观结构。其次，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也不是李斯特所宽泛地指认的社会创造能力，而明确定位于物质生产的结构性功能因素，即人对自然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实践功能度。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规定的生产力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水平表现。生产力是一个功能性规定，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结构在实际运作中发挥出来的程度、能力和水平。这也表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以马克思说明劳动过程的三个实体性的方面（即劳动者、具和对象）来实体性地指认生产力完全是一种误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452 -
我们会发现，这个价值的实体化、事物化（ Versachlichung），成为一种特殊的支配事物的物，才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最深刻的一种社会存在物，这恰恰也是最容易误解的哲学层面。价值实体（商品、资本）是真的事物（ Sache），却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难理解的物。因为这个物具有二重性的悖论：它具有使用价值的效用存在，但这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社会本质，其本质是人类的一般抽象社会劳动，即价值。但是，价值本身在市场竞争和交换中并不以自身的直接形态表现出来，而必然以交换等价物的事物化形式即货币价格实现出来。这不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而是一种事物化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颠倒的关系性的事物。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由广松涉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引起的场争论，即马克思文本中的物象化理论的问题。应该说，他十分敏锐地发现，在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文本中，存在着两个相近的批判性概念，即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他将 Verdinglichung锚定为传统理解中的物化概念，而将 Versachlichung重新标定为一种新的思考语境，并将其日译为物象化。他的这一翻译对日本马克思研究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都认同于 Versachlichung的日译汉字一一物象化。而我发现，在广松涉的哲学研究中，实际上他深受胡塞尔—海徳格尔的现象学观念构架的影响，在胡塞尔那里，有“朝向事情本 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ten）”和“回到事情本身（ auf die Sachen selbst zurukgehen）”之说，这里的事情（ Sache）即马克思所说的区别于那种旧唯物主义和假想中的外部物（Ding）的与人相关的事物，并且，在胡塞尔那里，真正的事情即是真正的现象。在后来的维特根斯坦那里， Sache一词又变形出 T...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历史认识论与科学的抽象560 -
在马克思这里的研究中，直接性的经验描述是无效的，描述只能达到现象层面，而无法透视现象背后的东西，即物相背后被颠倒的人之本质（“类”）关系。这种关系，只能通过非直接的科学抽象才能把握。②再如资本一般与现实的资本。资本一般是抽象的“一”，现实的资本是具体的“多”。前者是不变的本质，后者是竞争中的变化和表现；前者是“本真”，后者是颠倒（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扬弃了“资本一般”这个具有局限性的概念）；等等。 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一切非历史的抽象性的。因此，马克思这里的抽象就不是黑格尔（柏拉图以来）的观念的“一”，费尔巴哈的人类本质的“一”，也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的“一”，而是这些“ー”历史性的形成，历史性的发展，历史的权力统治和历史的消失。马克思通过自己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问题。目前西方社会中的后现代思潮也在批“一”，但他们架空了这种资本主义エ业经济的主导性，因而是反动的。因为当今世界同一性的现实基础是资本的国际化。在这一点上，杰姆逊的分析是正确的。③实际上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的研究而言，只有弄清楚了剩余价值一资本的世界性（以太的“一”），才可能懂得“一”的哲学本质。但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以太对世界而言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性。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的这种认知是卓有远见的，资本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挺进。这也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真正意义。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问题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历史认识论与科学的抽象560
作者: 张一兵
副标题: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isbn: 7214205947
书名: 回到马克思
页数: 877
定价: 152.00元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0-4-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