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革命的精神实质
(1918年)
耿海英 译
我们误入了歧途。怎么办?
显然,魔鬼把我们引到了荒野,
我们只能原地徘徊。
——普希金
引 言
俄罗斯发生了可怕的灾难,它坠落到了黑暗的深渊。因而许多人开始觉得,统一的伟大的俄罗斯现在仅仅是一个幽灵,在俄罗斯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现实。很难捕捉到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过去之间的联系。俄罗斯人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几个月内他们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从表面看,在俄罗斯似乎发生了激进主义所说的前所未有的变革。但是如果具有更为深刻与敏锐的认识能力,就可以发现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依然是旧俄式的革命,其精神早已在我们伟大的作家的创作中得以揭示;可以发现那些早已控制了俄罗斯人的群魔。许多旧的、早已熟悉的东西只是以新的面貌出现。漫长的历史之路将人们引向无数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民族的特性甚至在那时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即当革命给民族元气和民族尊严带来一次次严重的打击的时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革命的风格,也有自己保守的风格。英国革命是民族性的,法国革命同样是民族性的。在其中可以辨认出过去的英国和法国。每一个民族进行革命时,都携带着精神的辎重,它是在自己过去的历史中形成的,它会把自己的罪恶和缺陷带进革命之中,但同样也把自己的牺牲精神与热情带进革命之中。而俄罗斯革命就其性质讲是反民族的,它把俄罗斯变成了一具断了气的尸体。但是,就是在它的反民族性中也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我们不幸的、招致灭亡的革命的风格——也就是俄罗斯风格。我们旧的民族疾病和罪恶导致了革命并决定了它的特性。俄罗斯革命的精神实质——就是俄罗斯的精神实质,尽管这被我们的敌人利用,置我们于死地。革命的不切实际——就是俄罗斯的不切实际,它的鬼魂附体式的疯狂着魔——就是典型的俄罗斯的疯狂着魔。在生活表面发生的革命,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发现任何本质性的东西,它们只是显露出了那些隐藏在民族肌体内的病灶,只是把同样的元素按新的方式进行了位移,让旧的形式穿上了新衣。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常常是化装舞会,于是,如果揭掉面具,就会遇见老的、熟悉的面孔。新的灵魂要很晚才能诞生,那是要等到对革命的经验有了深刻领会、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之后。表面看,俄罗斯革命中一切都是新的——新表情、新手势、新服装、新话语统治着生活;那些曾在最下层的到了最上层,而那些曾在最上层的跌到了最下层;那些曾被驱逐的掌了权,而那些曾掌权的被驱逐;奴隶成为无限的自由人,而精神上的自由人遭受暴力。但请试着透过俄罗斯革命的外表走进其深处,在那里你们就会认出一个旧俄罗斯,就会遇见老的、熟悉的面孔。在俄罗斯革命中随处可以遇见赫列斯塔科夫、彼•韦尔霍文斯基和斯麦尔佳科夫,而且他们还在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最后爬上了权力的巅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和托尔斯泰的道德反思决定了革命的内在进程。如果走进俄罗斯的深处,那么,在革命斗争和革命辞藻的背后不难发现果戈里笔下的那些哼哼呓语的嘴脸。在自己的生存史中,每一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世纪里。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像俄罗斯民族那样,如此不同年龄的人——20世纪和14世纪的人——会同时聚在一起。正是这一年龄的多样性是我们民族生活的病态的根源,并妨碍了我们民族生活的整体性。
伟大的作家总是揭示民族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不会过时的形象。伟大的作家所揭示的俄罗斯——果戈里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也可以在俄罗斯革命中被发现,而且,在革命中你还可以真实地体验到托尔斯泰曾作出的预言式的基本判断。在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形象中,在托尔斯泰的道德判断中可以找到革命给我们的祖国带来的那些灾难和不幸的谜底,认识控制了革命的那些精神。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地、超越他们的时代地洞察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俄罗斯,他们的艺术手法也是相反的,但是,无论在谁那里,都有某种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真正预见性的东西,都触及了某种本质的东西,触及了俄罗斯人天性的某种秘密。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对于我们的论述目的来说不能令人感兴趣,他的伟大的艺术所揭示的俄罗斯在革命中分崩离析了,消亡了。他是俄罗斯贵族和农民的静态的生活的艺术家,对于作为艺术家的他来说,永恒的东西存在于简单的原始的自发力量中。托尔斯泰更多的是宇宙学的,而不是人学的。但是在俄罗斯革命中另一个托尔斯泰被发现了,并且他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胜利——道德判断的托尔斯泰,作为俄罗斯人的典型的世界观的托尔斯泰主义显示了出来。有许多俄罗斯式的魔鬼,或是它们被俄罗斯作家们发现,或是它们控制了俄罗斯作家——谎言魔鬼、偷梁换柱魔鬼、平等魔鬼、无耻魔鬼、否定魔鬼、勿抗恶魔鬼,还有许许多多其他魔鬼。所有这些——都是早已折磨着俄罗斯的虚无主义魔鬼。对于我来说,位于中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洞见,他预言式地发现了俄罗斯恶魔的精神基础和运动的动力。我将从果戈里开始,他在这方面的意义还不甚明了。
一、 革命中的果戈里(略)
二、俄罗斯革命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说在俄罗斯革命中没有立即发现果戈里的影子,而且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可能招致怀疑的话,那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不能不看到对俄罗斯革命的预言。俄罗斯革命充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洞察到的,并被他给予了天才的、尖锐的界定的那些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那样一种天赋:揭示俄罗斯革命思想深层的辩证法,并从中得出最终的结论。他不是停留在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结构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内部揭示俄罗斯革命的形而上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俄罗斯的革命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和宗教的现象,而不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这样,他成功地宗教地阐释了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性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关心的是有没有上帝的问题。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将是怎样一个苦果。他揭露出俄罗斯的虚无主义和俄罗斯的无神论——完全独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无神论的天然本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卓越的打开深渊、揭示最后的极限的天赋。他从来不会停留在中间地带,从来不会处于过渡状态,总是向往最后的和终极的东西。他创造性的艺术行为也是启示录式的,并且在这一点上他是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手法不同于果戈里。果戈里更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心理学家和形而上学者。他从人的精神生活的内部,从人内在的思想的辩证法来剖析恶和恶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创作都是人学发现,——发现人的深处,不仅是灵魂的深处,还有精神的深处。他发现了那些已经不是心理现象,而是人性的本体的人类思想和人类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的形象总是区别于果戈里的人的形象。他总是从内部来揭示人。恶不会彻底消灭人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通过内在的悲剧,恶可以变为善。因此,他的创作比几乎不留任何希望的果戈里的创作更少恐怖的东西。
从俄罗斯最伟大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可以了解俄罗斯思想的特性,它正面的和负面的两极。法国人——是教条主义者或是怀疑主义者,在其思想的正极是教条主义,在负极是怀疑主义。德国人——是神秘主义者或是批判主义者,神秘主义在正极,批判主义在负极。而俄罗斯人——是启示录主义者或是虚无主义者,启示录主义在正极,虚无主义在负极。这三种情况中,俄罗斯的情况——是最极端、最困难的一种情况。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化,因为可以教条主义地和怀疑主义地创造文化,可以神秘主义地和批判主义地创造文化。但是,却很难启示录主义地和虚无主义地创造文化。文化可以有自己教条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深渊,但它要求承认在生活的中间过程中有某种价值,要求不仅有绝对的意义,而且有相对的意义。在启示录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自我感觉中抛弃一切生活的中间地带,一切历史的台阶,不想知道任何文化价值,它渴望终极,渴望极限。这两种对立现象很容易从一极走向另一极。启示录情绪很容易走向虚无主义,而成为虚无主义地对待地上历史生活的最伟大的价值,对待一切文化。而虚无主义可以难以察觉地带上启示录的色彩,要求终极。于是,在俄罗斯人那里,启示录的和虚无主义的东西是如此地被混淆,以至于很难区分这一两极对立的元素。常常很难解答这一问题:为什么俄罗斯人否定国家、文化、故土、道德规范、科学和艺术,为什么要求绝对的一无所有,他们这样是出于自己的启示性还是出于自己的虚无性?俄罗斯人可以制造虚无主义的混乱,就像启示录中的混乱;他可以脱光衣服,脱去一切文化外衣,成为赤裸裸的一丝不挂,既因为他是虚无主义者而否定一切,也因为他充满了末世的预感而等待世界的末日。在俄罗斯的异教徒那里,把启示与虚无主义交织混淆在一起。这也同样发生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俄罗斯对生活真理的寻找,永远带有启示录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特点。这是深刻的民族特征。这为混淆和偷换、为伪宗教提供了土壤。在俄罗斯的无神论中有某种启示录精神的东西,完全不像西方的无神论。在俄罗斯的虚无主义中也有伪宗教的特征,是某种反面的宗教。这诱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误入歧途。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揭示了俄罗斯灵魂中的启示和虚无主义。因此他也预料到了俄罗斯革命将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他明白,我们这里的革命完全不意味着西方的革命,因而它将是比西方的革命更可怕更极端的革命。俄罗斯革命——是宗教之类的现象,它解决的是上帝问题,而且应该在比理解法国革命的反宗教性或英国革命的宗教性更深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俄罗斯革命的问题,俄罗斯虚无主义和实质上具有宗教性的社会主义问题,这是关于上帝和不死的问题。“社会主义不仅是工人的问题,或所谓的第四阶层的问题,而主要是反宗教的问题,是现代无神论具体体现的问题,是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建造巴比伦塔的问题——建造巴别塔不是为了从地上到达天堂,而是为了告知地上关于天堂的消息。”(《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可以说,俄罗斯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问题——是解决末日的一切问题的启示录的问题。俄罗斯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从来也不是作为社会进程中过渡的状态,作为社会制度暂时的、相对的形式而被思考的。它总是被作为最终的状态,作为地上的上帝的国,作为解决人类的命运而被思考的。这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首先是精神问题、宗教问题。“要知道,直到现在那些俄罗斯男孩,我是说其中一些人,还在干些什么?比方说,这个肮脏的小酒馆,他们聚到这里,坐到一个角落……他们会谈论些什么?谈论的不是别的,而是世界性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而那些不信上帝的,就会谈起社会主义,谈起无政府主义,谈起按照新方案改造全人类,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同样一个鬼玩意儿,是同样一些问题,只不过是从另一面来讲的。”这些俄罗斯男孩儿从来不擅长政治,不擅长创造和建立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脑袋里一切都是混淆的,并且在抛弃了上帝之后,他们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又制造出一个上帝。他们想按照新的方案重新安排整个人类,并且不是把这视为相对的,而是视为绝对的使命。俄罗斯男孩儿是虚无主义的启示录主义者,他们始于在肮脏的小酒馆儿里进行无休止的谈话。很难相信,这些关于要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替代上帝,要按照新的方案重新安排整个人类的谈话会变成俄罗斯历史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并且摧毁了强大的俄罗斯。俄罗斯男孩儿早就宣称如果没有上帝和不死,一切都是允许的。结果是,地上的幸福成了最终目的。俄罗斯虚无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而这一虚无主义让许多天真的、有着善良愿望的人觉得是非常纯真可爱的现象。甚至有许多人在虚无主义里看到了道德真理,但这却是因思想的谬误导致的歪曲了的真理。甚至当弗•索洛维约夫这样戏谑地表述俄罗斯男孩儿的credo 的时候,他也不明白俄罗斯虚无主义的危险性:“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因而我们将彼此相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刻地洞察了俄罗斯虚无主义的秘密,并感觉到了它的危险性。他揭示了俄罗斯虚无主义的辩证法、它隐秘的形而上学。
伊万•卡拉马佐夫是俄罗斯虚无主义和无神论哲学家。他以一个崇高的理由宣布反对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世界:他不能接受无辜受苦的婴孩的眼泪。伊凡极其尖锐而极端地向阿廖沙提出一个问题:“我要求你,直接告诉我,回答我,假如你自己要建造那样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其目的是使人最终得到幸福,给他们以和平与安宁,如果为此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使那么小的一个小人儿、那个最小的婴孩小拳头捶着胸地痛苦,在他擦不干的眼泪上建造这座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是否同意成为那个建筑师?”伊凡在这里提出的是关于历史的代价这一永恒的问题,是关于是否容许以牺牲和痛苦为代价换取国家和文化的创造的问题。这就是俄罗斯的主要问题,是俄罗斯男孩儿给世界历史提出的“该死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中倾注了俄罗斯整个的道德激情——脱离了宗教根源的道德激情。伊凡所宣称的俄罗斯的革命虚无主义的反抗就建立在这一道德问题上。“说到底,我不接受这个上帝的世界,尽管我知道它存在,还是完全不能容忍它。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他创造的世界;不接受上帝的世界,也不能同意接受。”“干吗要区分善和恶这鬼玩意儿,如果为它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就是全世界都辨了善恶,也不值这些向上帝祈祷的孩子的眼泪。”“我完全拒绝最高的和谐。它不值哪怕只是一个受苦孩子的一滴眼泪,让他的小拳头捶着胸,在一个恶臭的狗窝似的小屋里以其无法补偿的眼泪向‘上帝’祈祷……我不愿意人们再受苦难。如果孩子们的痛苦是换取真理所必须的痛苦,那么,我预先声明,所有真理也不值这个代价……我不要和谐,出于对人类的爱我不要……和谐要价太高了,付不起这个入场券。因此我要赶紧把自己的入场券还回去……我不是不接受上帝,而只是恭恭敬敬地把入场券还给他。”伊万•卡拉马佐夫提出的问题是复杂的,其中交织着几个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审判了积极的进步论,审判了建筑在此前一代代人的痛苦和眼泪基础上的未来和谐的乌托邦。所有人类的进步,所有未来完善的制度,在每一个人的,哪怕是最罪恶的人的不幸的命运面前一文不值。这其中包含着基督教的真理。但伊万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完全不在这里。他不是作为一个信仰生活的上帝意义的基督徒,而是作为一个否定生活的上帝意义、从有限的人的观点只看到了无意义和不公正的无神论者和虚无主义者而提出这一问题的。这是反抗上帝创造的世界,这是不接受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人的命运。这是人与上帝的争辩,这是人不愿意接受苦难与牺牲,不愿意把赎罪理解为生命的意义。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思想反抗过程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表现,是否定人的命运在短暂的、地上经验生活的范围内有不可理解的秘密。但是,在地上生活的范围内理性地理解为什么无辜的孩子受苦,这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信仰上帝,信仰上帝创造的世界,就是信仰一切堕落的生物在地上流浪的命运中遭受的所有痛苦和磨难的深刻的隐秘的意义。拭干婴孩的眼泪,减轻他的痛苦,这是爱的事业。但伊凡的激情不是爱,而是造反。在他那里是一种虚伪的敏感,而不是爱。他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不) 相信不死,是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被这一无意义的经验生活、被无数的磨难与痛苦耗尽了。典型的俄罗斯男孩儿,他接受了西方的否定性假设定理,而在无神论中加以检验。
伊万•卡拉马佐夫——一个思想家、形而上学者、心理学家,就无数俄罗斯男孩儿、俄罗斯虚无主义和无神论者、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混沌模糊的感受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伊万•卡拉马佐夫问题的基础是某种虚假的俄罗斯式的敏感、多愁善感,虚假的对人的同情——这一同情导致对上帝、对世界生活的上帝意义的恨。俄罗斯人通常是出自虚假的道德主义的虚无主义造反者。俄罗斯人由于婴孩的眼泪而给上帝制造了一个麻烦,把入场券还给了上帝,否定一切历史遗产和价值,他忍受不了痛苦,不想有牺牲。但是,他却不做任何现实的事情以减少眼泪,反而使流泪的人更多;他搞革命,而革命的基础就是无数的眼泪和痛苦。在俄罗斯人虚无主义的道德中缺乏道德个性的锤炼,面对生活可怖的面孔缺乏道德的严厉态度,缺乏牺牲精神,不能放弃任性。俄罗斯虚无主义道德家认为,他们比上帝更热爱人、同情人;他们修正了上帝对人和世界的思考。难以置信的觊觎、僭越是这一精神类型的典型特征。从俄罗斯男孩儿因婴孩的眼泪、人民的眼泪而给上帝制造的麻烦中,从他们在小酒馆的高尚的谈话中诞生了俄罗斯革命的思想体系。它的根基是无神论和不相信永生。由于不相信永生,于是产生了虚假的敏感和同情。反抗上帝的必然结果是,无限夸大人民的苦难,夸大建立在苦难基础上的国家和文化的恶。减轻人民苦难的愿望本身是公正的,其中显示着基督教的爱的精神。但这也把许多人引向歧途。人们没有发现俄罗斯的革命道德基础中的混淆和偷换,没有发现俄罗斯虚无主义的革命道德的反基督诱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这一点,他揭开了关心人的福祉的虚无主义的精神本原,并预言了这一精神的胜利将导致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关于每一个人的个体命运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光明的宗教意识里与在伪宗教的黑暗的宗教意识里是完全不同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俄罗斯人的天性是反基督诱惑的良好土壤。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这一点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俄罗斯革命的先知和预言家,他具有天才的内在的洞察力,洞察俄罗斯革命和俄罗斯革命家的精神实质。本质上是启示录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俄罗斯革命家,受那个想要使人成为幸福的人的反基督的诱惑,他们也必定带领受他们诱惑的人民走向革命——给俄罗斯带来可怕的创伤的革命,把俄罗斯人的生活变成地狱的革命。俄罗斯的革命家们向往的是世界性的变革,在其中将焚烧整个旧世界,连同整个旧世界的恶与黑暗、历史遗产和价值;并在废墟上将建立一个一切人一切民族的美满富足的新生活。如果不是全世界都得到了幸福,俄罗斯革命家也不肯妥协。他们的意识是启示录式的,他们希望的是终结,是历史的结束;于是开始了超历史的进程,平等、自由和幸福的地上王国将在其中实现。任何过渡的、相对的东西,任何发展的阶段,这些意识在他们那里都是行不通的。俄罗斯革命的最高纲领主义也是独特的变了形的启示录主义。它的反面永远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地消灭历史遗留下来的世界的一切多样性和相对性,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历史的绝对精神基础。俄罗斯虚无主义不接受历史过程的源头本身,因为其中是上帝创造的现实性;他们反抗上帝创造的世界,因为其中是被给定的历史、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可避免的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曾受俄罗斯最高纲领主义和俄罗斯宗教民粹主义的诱惑。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着正面的宗教力量、预言的力量,这帮助他发现和揭露俄罗斯的诱惑。由俄罗斯的无神论者伊万•卡拉马佐夫讲述的、因其伟大的力量和深刻性而被比作圣书的《大法官的传说》,揭示了反基督诱惑的内在的辩证法。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反基督以天主教的外衣,这一点不是他的本质性的错误,而应该归于他的弱点和不足。大法官的精神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外衣和形式出现并产生影响,它具有相当强的演化再生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知道,大法官精神在俄罗斯社会主义中发挥着作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学说,不是社会改革的制度,——它希望成为宗教,它是信仰,与基督教相对立的信仰。
社会主义宗教步大法官的后尘,接受基督以人精神自由的名义拒绝的三个诱惑。社会主义宗教接受石头变面包的诱惑、社会奇迹的诱惑、此世王国的诱惑。社会主义宗教不是自由的上帝之子的宗教,它否定人精神的优先地位,它是必然性的奴隶的宗教、卑微之子的宗教。社会主义宗教说着大法官的话:“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幸福的人,所有的千百万人。”“我们要强迫他们劳作,但是,我们要把他们劳作之余的闲暇生活安排得像孩子的游戏一样,有孩子般的歌声,有众人的合唱,有欢快的舞蹈。呵,我们还允许他们犯罪,因为他们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将给他们以软弱无力的生物的幸福,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那样的生物。”社会主义宗教对基督的宗教说:“你以自己拣选的人为骄傲,但你那里只有被拣选的人,而我们安慰所有的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将是幸福的……我们将使他们信服,只有那时,即他们拒绝自己的自由时,他们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宗教像大法官一样指责基督的宗教不够爱人,它以爱人、怜悯人的名义,以地上人的幸福和快乐的名义拒绝了有着上帝形象的人的自由的属性。天上面包的宗教——是贵族的宗教,是被拣选的人的宗教,是“几万伟大而有力的人”的宗教。“其余的千百万像大海里的沙子似的不计其数的软弱的人”的宗教——是地上的面包的宗教。这一宗教在自己的旗子上写着:“先给食物,再问他们道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地洞彻了社会主义蚂蚁窝的精神基础。他从宗教上意识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伪“共同性”、伪教会,它带来的是人的个性的死亡,人身上的上帝形象的死亡,是人的精神自由的终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反对社会主义宗教的最有力、最火热的话语。正是他感觉到,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社会主义是宗教,而不是政治,不是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大法官的辩证法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宗教,并且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运用,这一点,从他那里的许多革命者都重复着大法官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出。彼•韦尔霍文斯基说着同样的话 ,希加廖夫主义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些思想也出现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那里,当他谈论“那位一副挑衅的嘲笑的表情的绅士”时,这一位绅士是要打倒所有未来社会的幸福,踢翻未来完善的蚂蚁窝。《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把这一社会主义的蚂蚁窝与人精神的自由对立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会主义宗教的敌人,是宗教谎言和社会主义宗教的危险性的揭露者。他是最先感觉到社会主义精神中的反基督性的人之一。他明白,在社会主义宗教中反基督精神以善和爱人的面貌诱惑着人。他也明白,由于本性中的启示录情绪,俄罗斯人比西方人更容易走向这一诱惑,更容易被反基督的两面性所迷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完全不意味着,他是某种“资本主义”制度的赞成者和维护者。他甚至宣扬一种独特的东正教的社会主义。但是东正教的社会主义的精神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立的。作为一位乡土派(一译“根基派”——译注)作家和独特的斯拉夫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人民中找到了抵制革命的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的解毒剂。他宣扬宗教民粹主义。我认为,所有这些宗教民粹主义的思想意识也好,斯拉夫-根基主义思想意识也好,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弱点所在,而不是他的力量所在;并且它们与他作为艺术家和形而上学者的天才的洞见处于矛盾之中。现在甚至可以坦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错了,在俄罗斯人民中并没有抵制知识分子提出的社会主义宗教的反基督诱惑的解毒剂。俄罗斯革命彻底摧毁了一切宗教民粹主义以及各种民粹主义的幻想。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并没有妨碍他发现俄罗斯宗教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并预言它将带来的后果。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给出了内在的辩证法,俄罗斯革命的形而上学。在《群魔》中则给出了这一辩证法实现的方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俄罗斯革命者身上的着魔性和恶魔性 。他告诫说,在革命的自发力量中活动的不是人本身,控制着人的不是人的精神。在革命实现的那些日子里,如果你重读一下《群魔》,你会毛骨悚然,一种可怕的感觉会笼罩你。简直不可思议,怎么会有如此准确的预见和预言。在一个小城,在一个看来很小的范围内,早已排演了俄罗斯革命,早已暴露了那些精神本原,早已给出了那些精神原型。涅恰耶夫事件构成了《群魔》的情节来源。我们的左翼圈子那时在《群魔》中看出了一幅讽刺画,认为它几乎是对革命运动和革命活动家的讽刺。于是,《群魔》被列入“进步”意识所批判的index 之中。只有在另一个意识层面——宗教意识层面才可以理解《群魔》的全部深刻性和真理性;这一深刻性和真理性摆脱了实证主义的意识。如果把这部小说看作现实主义的,那么其中有许多不真实的、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东西。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小说都不是真实的事件,它们全部是描写那个在现实的表面根本看不到的深度,它们全部是预言。人们把预言当成了讽刺。现在,在经验了俄罗斯革命之后,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敌人也应当承认,《群魔》是一部预言书。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精神的洞察力预见到,俄罗斯革命只能是那个样子,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他预见了革命中不可避免的恶魔性。在俄罗斯鞭身教的自发力量中起作用的俄罗斯虚无主义不可能不是疯狂地、旋风般打转的恶魔。在《群魔》中就描写了这股疯狂的旋风。小说中,这股旋风发生在一个小城里,而现在它发生在俄罗斯无边的大地上,同时,这股旋风的刮起源于同样的精神,源于同样的本原。现在俄罗斯革命的领导者向世界宣告了俄罗斯的革命弥赛亚主义,他们将带给处于“资产阶级”黑暗之中的西方各民族来自东方的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俄罗斯的这一革命的弥赛亚主义,并认为它是某种正片 的底片,是扭曲了的启示录主义,是俄罗斯的那一正面的——宗教的、而不是革命的——弥赛亚主义的反面。《群魔》的所有人物都以某种形式宣扬俄罗斯的革命弥赛亚主义,他们全被这一思想所控制。在摇摆不定和分裂的沙托夫那里,斯拉夫主义意识与革命意识混淆在一起。俄罗斯革命中到处都是那样的沙托夫。他们所有的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沙托夫,都准备疯狂地大声呼喊,俄罗斯革命的人民——是神意的载体。但是,上帝,他们是不信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信仰上帝——但是却办不到,大多数人安于信仰“神意的载体”的革命人民。在典型的民粹主义者沙托夫身上混杂着革命的因素和反动的、“黑帮势力”的因素。这也是很典型的。沙托夫可以是极端的左派,也可以是极端的右派,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是人民的热爱者,是首先信仰人民的民主主义者。这样的沙托夫俄罗斯革命中到处都是;在他们所有人那里,你搞不清楚,他们极端左的东西和革命性在哪里结束,而他们极端右的东西和反动性又在哪里开始。他们永远是文化的敌人,真理的敌人,永远要消灭人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确信,俄罗斯高于一切文化,没有任何律法是为俄罗斯而写的 。但是,这些人却又情愿以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名义消灭俄罗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有一种对沙托夫的偏爱,他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某种沙托夫的诱惑。但是凭借自己艺术的洞察力,他把沙托夫塑造成为一个被丢弃了的否定的形象。
彼•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是革命恶魔的中心形象,是俄罗斯革命的一个主要魔鬼。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在现实中被掩盖的、看不见的革命恶魔的深层。彼•韦尔霍文斯基也可能有一个颇为仪表堂堂的外貌,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撕下了他的外衣,揭示了他的灵魂,于是革命恶魔的形象完全暴露了它的丑陋。他整个被魔鬼控制而处于震颤狂乱之中,同时他也把所有人都拖入疯狂的旋风中。他在所有地方都是中心,操心所有的事,操心所有的人。他——是一个潜入到所有人体内、控制所有人的鬼。但他本人也是被鬼附体的。彼•韦尔霍文斯基首先是一个精神完全空虚的人,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内容。许多妖魔彻底控制了他,把他变成了顺从的工具。他不再是似神的形象,在他身上已经失去了人的面孔。由于虚假的思想的控制,彼•韦尔霍文斯基变成了一个道德上的白痴。他被世界革命、改造全世界的思想所控制,陷入了谎言的诱惑中,妖魔主宰了他的灵魂,使他失去了最基本的区分善恶的能力,失去了精神中心。在彼•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中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分裂的个性,在这个堕落的个性中已经触摸不到任何本体的东西。他整个人就是一个谎言和欺骗,他又把所有人都带入欺骗之中,陷入了谎言的王国。恶是存在的谎言性,是伪存在,是不存在,是虚无。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整个攫住了人、使人疯狂的虚假的思想怎样导致虚无,导致个性的分裂。当虚假的思想完全控制了人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本体论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考察这后果的大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完全控制了彼•韦尔霍文斯基,从而使他个性分裂,使他成为一个撒谎者和一个到处散布谎言的人?这就是那个俄罗斯虚无主义、俄罗斯社会主义、俄罗斯最高纲领主义的基本思想,是那种渴望世界平等的地狱般的激情,是以全世界人类幸福的名义对上帝的反抗,是以反基督的王国代替基督的王国。在俄罗斯革命中有许多魔鬼似的韦尔霍文斯基。他们到处试图把人拖进魔鬼的旋风般的运动中,他们使整个俄罗斯民族充满谎言,并把它拖入虚无之中。但是,并不是总能辨认出这些韦尔霍文斯基,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过外表洞察深处。革命的赫列斯塔科夫们比韦尔霍文斯基更容易被区分出来,但是,就是赫列斯塔科夫们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辨认出来,群众还会抬高他们,给他们戴上桂冠。
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俄罗斯的革命将是悲惨的、可怕的和黑暗的,其中将不会有民族的复兴。他明白,苦役犯费季卡将在其中起不小的作用,取胜的将是希加廖夫主义。彼•韦尔霍文斯基早就发现了苦役犯费季卡对于俄罗斯革命的价值。而且,完全取胜的俄罗斯革命的思想体系就是希加廖夫主义的思想体系。今天我们读到韦尔霍文斯基的这些话简直觉得太可怕了:“实质上,我们的学说是否定荣誉。用‘有权公开无耻’的说法就可以轻易地吸引俄罗斯人跟你走。”还有斯塔夫罗金的话:“有权无耻——是的,这就足以让所有的人都朝我们跑来,那儿一个也不剩!”俄罗斯革命宣扬的就是“有权无耻”,而且,还真是所有的人都跟它跑了。还有非常重要的话:“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得以流行,主要是由于过分多愁善感。” 无耻和多愁善感——就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见到的这些因素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彼•韦尔霍文斯基看到了“纯洁的骗子”在革命中将起什么作用。“不过,这些是好人,有时也很有用,但是,要在他们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对他们需要不懈地监督。” 彼•韦尔霍文斯基继续思考俄罗斯革命的要素,说道:“最主要的力量——是能把所有的人都粘在一起的胶泥,这个胶泥就是,人们羞于表达个人意见,这就是力量。这个人这样做,那个‘讨人喜欢的人’也这样做,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里还会剩任何一丁点儿个人的思想了。大家都尊敬这种害羞。”这是非常深刻的对革命的俄罗斯的洞察。在俄罗斯革命思想中永远是“羞于表达个人意见”, 这个羞怯在我们这儿被认为是集体主义意识,一种比个人意识更高尚的意识。在俄罗斯革命中所有个人的思维能力都彻底消失了,思维完全成为一种无个性的、大众化的东西。去读一读革命的报纸,听一听革命的演讲,你就可以证实彼•韦尔霍文斯基的话。有人正辛苦地工作,为的是让“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里还剩任何一丁点儿个人的思想”。俄罗斯革命的弥赛亚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给资产阶级的西方。在俄罗斯一切都应该是集体的、大众的、无个性的。俄罗斯革命的弥赛亚是希加廖夫主义。希加廖夫主义推动并控制着俄罗斯革命。
“希加廖夫这样期待着,仿佛等待着世界的毁灭,不是等待如预言所说的世界的毁灭,因为预言也许不会成真;而是完全确定一定会是这样,就像是在后天早上,十一点二十五分整。”所有的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类型的革命者都是这样期待着,像希加廖夫一样,所有人都等待着旧世界在后天早上灭亡。而那个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将出现的新世界就是希加廖夫主义的世界。希加廖夫说:“我的出发点是无限自由,结论是无限专制。但我还要补充一点,除了我这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之外,别无他法。”所有革命的希加廖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彼•韦尔霍文斯基这样向斯塔夫罗金总结希加廖夫主义的实质:“把山铲平——一个不错的思想,没有什么可笑的。不需要教育;科学也够了!即使没有科学,光物质也够用一千年的,但要有顺从…… 教育的渴望已经是贵族的渴望。哪怕一点点的家庭或爱情什么的,就已经是占有欲之类的愿望了。我们要消灭、整死愿望;我们允许纵酒,允许诽谤,允许告密;我们允许闻所未闻的道德败坏;我们把所有的天才扼杀在摇篮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分母,完全平等…… 只有必然的才是必须的——这,就是这里——地球上今后的格言。不过,骚乱一下也是需要的,这个,我们,统治者也要考虑。对于奴隶来说统治者是必须的。完全的顺从,完全的无个性,不过,希加廖夫让人们三十年一次骚乱一下,所有的人马上就开始互相嘶咬起来,疯狂到了极点,不过,这仅仅是为了不让人们感到寂寞。寂寞是贵族的感觉。”在这些通过彼•韦尔霍文斯基之口说出的具有惊人的预见力的话语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一切都与大法官的思想接通了。这证明,在《大法官的传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相当程度上指的是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革命中的民主的一切虚幻性。任何民主也不存在,掌权的是专横的少数。但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这一专制将建立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上。希加廖夫主义就是对平等——彻底的平等、极端的平等、无个性的平等的疯狂的渴望。极度的社会幻想会导致取消现实及其所有的丰富性,它在幻想家那里转化为恶。社会幻想并非完全是无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持这样的观点。俄罗斯革命社会主义的幻想就是希加廖夫主义。这一幻想以平等的名义要消灭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世界。俄罗斯革命的“发展和深化”就是以这样一种专制和绝对平等而告终,而俄罗斯知识分子金色的梦想和夙愿也在这样一种专制和绝对平等中得到实现。这是希加廖夫主义王国的梦想与夙愿。许多人想象得要比它在现实中的这个样子美妙得多。胜利的欢呼让许多天真无邪、心地纯厚向往社会主义革命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发窘:“每一个人属于大家,而大家属于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奴隶,在奴役中人人平等…… 首要的事情是降低教育、科学和才智的水平。高水平的科学和才智只有高天赋才能达到,不需要高天赋!”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公认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导师要敏锐得多,他知道,俄罗斯的革命精神,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必将在自己胜利的时刻高呼着希加廖夫的这些口号而告终。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预见了希加廖夫主义的胜利,还预见了斯麦尔佳科夫主义的胜利。他知道,在俄罗斯将会出现奴才,并且在我们的祖国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会说:“我恨整个俄罗斯”,“我不仅不想成为军队的骠骑兵,相反我想消灭所有的士兵”。而对“当敌人来了,谁来保卫我们?”这一问题,造反的奴才回答说:“在12年(指1812年——译注)的时候,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对俄罗斯进行了伟大的侵略,假使那时候这些法国人把我们征服了才好呢:一个聪明的民族本该征服十分愚蠢的人,归并他们。如果那样,将完全是另一种局面。”战争时期的失败主义就是那样一种斯麦尔佳科夫主义。正是斯麦尔佳科夫主义导致现在“聪明的德国民族”要征服“愚蠢的”俄罗斯民族。奴才斯麦尔佳科夫是我们这里第一批国际主义者,而我们整个的国际主义者都具有了斯麦尔佳科夫的习性。斯麦尔佳科夫提出了有权无耻,于是有许多人就跟着他跑了。斯麦尔佳科夫是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另一半,是他的反面——陀思陀耶夫斯基在这一点上是多么深刻。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是俄罗斯虚无主义的两种现象,是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伊万•卡拉马佐夫——是虚无主义的高级的哲学上的现象;斯麦尔佳科夫——是虚无主义的低级的奴才的现象。在高级的智力生活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产生了低级生活中的斯麦尔佳科夫。斯麦尔佳科夫将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无神论的辩证法付诸实现。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内在的惩罚。在各种人群中,在人民群众中,斯麦尔佳科夫比伊万多;在作为群众运动的人数众多的革命中,斯麦尔佳科夫比伊万多。在革命中取胜的是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无神论的辩证法,但实现它的是斯麦尔佳科夫,是他把“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伊万在精神中、在思想中完成了犯罪;斯麦尔佳科夫在实践中完成了犯罪,实现了伊凡的思想。伊万在思想中实施了杀父,斯麦尔佳科夫在肉体上、在事实上实施了杀父。无神论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实施杀父,它常常是否定父亲,割断儿子与父亲的联系;并且以父亲是恶人、罪人的理由为这一罪行辩护。儿子对父亲的这种极端的态度就是斯麦尔佳科夫主义。斯麦尔佳科夫主义是下流行为的最高的表现。斯麦尔佳科夫在现实中完成了伊万在思想中完成的事情之后,他问伊万:“你当时不是亲口说,一切都是允许的么,而现-在为什么你自-己这样一个劲儿使劲哆嗦?” 斯麦尔佳科夫向伊万提的这个问题在俄罗斯革命中也重复着。革命的斯麦尔佳科夫们,在实践中实现了伊万“一切都是允许的”思想之后,有理由问革命的伊万们:“现-在为什么你们自-己这样一个劲儿使劲儿哆嗦?” 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斯麦尔佳科夫将会痛恨教给他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的伊凡。当今时代这一仇恨在“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愈演愈烈。斯麦尔佳科夫与伊万之间的整个悲剧是俄罗斯革命的激烈的悲剧的独特的象征。为了人类的最高幸福,是否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一问题已经摆在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面前。佐西马长老说:“实在地,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幻想。他们希望建立公正的生活,但是,一旦否定了基督,这一幻想必将以鲜血遍地而告终。因为必然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如果没有基督的约言,那么,甚至地球上只剩下两个人,也必定会相互残杀。”这些话——是预言!
“人们结合,为的是获取所有生命能给予的东西,但一定是仅仅为了此世的幸福和快乐。人具有神的精神,撒旦的骄傲,是人神…… 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他必定一死,整个地死去,没有复活,于是他就自豪地、平静地接受死亡,像上帝那样。他出于骄傲而知道,‘生命只是倏忽一现的’,他对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于是已经是不要任何回报地爱起自己的兄弟。爱只是使生命的一个瞬间得到满足,但是,生命是倏忽一现的——单单这一意识就足以使生命之火猛烈起来,先前由于期待着死后的永恒的爱而生命已经消散,这时比那时却更猛烈。”这是鬼对伊万说的。这些话显示了一个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对人的爱可以是“没有上帝”的爱和反基督的爱。这种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没有上帝”的、建立在反基督的爱的基础上的爱的形象,由维尔西洛夫呈现出来:“我觉得,斗争平息了。咒骂、劣迹、喧嚣之后,一切都平静了。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人类只剩下了人类自己了:他们放弃了以前伟大的思想,这滋养温暖他们的伟大力量的源泉正远离他们,但这仿佛已经是人类的末日。人们突然明白了,他们真的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因此,一下子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孤独…… 孤寂的人们马上就会更加紧密、更加相亲相爱地互相依偎;在明白了现在只有他们彼此构成一切之后,他们会相互携起手来!如果不死的伟大思想消失了,会有东西替代它的……在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短暂和有限时,他们会不可抑制地热爱起土地,热爱起生命,这已经是一种特别的、不是从前的那种爱了。……他们早晨醒来,会马上相互亲吻,相互关爱,因为意识到,白天是短暂的;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他们会为彼此操劳、工作,每一个人都会为所有的人贡献出自己的所有并仅以此为幸福。”在这一幻想中揭示的是没有上帝的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地描绘了反基督之爱的现象。没有人像他这样懂得,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是否定永生,社会主义的激情是希望在地上建立一个上帝缺席的上帝之国,实现没有基督——爱的源泉——的人与人的爱。就这样,他揭露了人道主义的宗教谎言的最高表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导致取消作为上帝形象的人,反对人的精神自由,不能容忍自由的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所未有的尖锐提出了关于人的宗教问题,并把这一问题与社会主义问题,与人在地上的联合与安排问题加以比较。这样,他揭示了在俄罗斯人、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中基督与反基督的相遇和混淆。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录情绪使得这一相遇和混淆变得尤其尖锐和具有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如果俄罗斯发生革命,那么这将是反基督的辩证法的实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将是与基督教对立的启示录学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所有人看得更深远。但他本人也没有摆脱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幻想。他的俄罗斯基督教在许多方面给了康•列昂季耶夫称他的基督教为玫瑰色的 基督教以口实。这一玫瑰色的基督教和玫瑰色的民粹主义更多地在不能认为是完全成功的佐西马和阿廖沙的形象中表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正面发现是通过否定的方式、否定的艺术辩证法实现的。他关于俄罗斯所讲的真理,不是甜得腻人的、玫瑰色的爱人民、景仰人民的真理,而是悲剧性的真理,是关于反基督对精神实质上是启示录民族的诱惑的真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被教会的民族主义所诱惑,这一民族主义妨碍俄罗斯人民走向辽阔的宇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粹主义在俄罗斯革命中遭到了破产。他正面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他关于俄罗斯的诱惑的预言实现了。
三、俄罗斯革命中的托尔斯泰(略)
四、结论
俄罗斯人倾向于外在地,而不是内在地感受一切。这很容易成为精神上的奴隶状态。在所有情况下,这都是精神发育不充分的标志。数量众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内在地理解国家、教会、祖国、高级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价值对于他们来说是外在遥远的,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敌对的感情,是某种异己的和强制的东西。俄罗斯知识分子从来不把历史和历史命运作为内在于自己的东西来体验,作为自己特殊的事件来体验,这就导致了把历史作为对自己实施的暴力的东西加以反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外在的体验还伴随着宗教崇拜和宗教顺从感。这样,一个外在的巨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就成为可能。但是这个外在的体验没有转变成对珍贵和有价值的东西的内在体验。结果,一切都成了外在的,不过这时在自己身上引起的已经不是虔敬的顺从的态度,而是虚无主义的和反抗的态度。革命是从虔敬的外在的景仰到针对外在的东西的虚无主义的造反的、病态的、灾难性的过渡。在革命中没有达到内在的精神的成熟和解放。许多人在列•托尔斯泰的内在道德和内在宗教中看到了精神的成熟。但这是可怕的谬见。事实上托尔斯泰的内在意识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先前被人们作为外在的东西景仰的历史遗产和价值。但这只是回到了原初的奴隶状态。这种造反是奴隶的造反,在他身上没有自由和上帝之子的精神。俄罗斯的虚无主义也是没有能力内在地、自由地体验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一切财富和价值,无力感觉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和世界历史、祖国历史的全部遗产的拥有者。俄罗斯的启示录情绪常常是对奇迹的过分热烈的渴望,渴望这个奇迹应当终止这个异化的生活与一切财富的联系、战胜病态的外在的断裂。正因为如此,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内在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如此困难,在他们那里历史继承感是如此之弱。俄罗斯精神具有某种内在的疾病。这一疾病具有严重的负面的后果,但其中也显露了某种正面的、性情更为内在的西方人达不到的东西。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发现了那些深渊和极限,它们对于在内在精神原则上更为有节制的、循规蹈矩的西方人是遮蔽的。俄罗斯人的心灵对神秘主义思潮更为敏感,这样,他们与那些精神相遇了,那些对于带着枷锁的西方人的心灵来说是遮蔽的精神。俄罗斯心灵很容易陷入诱惑之中,容易陷入混淆和偷换之中。对反基督的预感主要是俄罗斯人预感到的——这不是偶然的。对反基督和反基督的可怕性的敏感既存在于俄罗斯下层中、人民中,也存在于俄罗斯作家中、精神生活的最上层。反基督精神从来没有像不诱惑西方人那样不诱惑俄罗斯人。在天主教中总是强烈的对恶、魔鬼的敏感,但几乎没有对反基督的敏感。天主教的心灵是一个抵御反基督思想和诱惑的要塞。东正教没有把心灵变成那种要塞,它让心灵处于更为开放的状态。但是俄罗斯心灵不是积极地,而是消极地感受着启示。没有与反基督精神斗争的积极的武器,这些武器还没有准备好。俄罗斯与反基督的斗争总是选择离开它的方式,是忍受恐惧。相当多的没有离开诱惑的人却陷入了这种诱惑之中,陷入了混淆与偷换之中。俄罗斯人处于虚假的道德和虚假的公正、完善、神圣的生活之理想的控制之下,在与诱惑的斗争中,这些道德和理想削弱了俄罗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这一虚假的道德和虚假的神圣,并预言了它们的后果,而托尔斯泰却宣扬它们。
俄罗斯革命的道德是一种完全独特的现象。它是在俄罗斯左派知识分子几十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广泛的俄罗斯社会阶层中具有威望和吸引力。中间层的俄罗斯知识人习惯于把革命者作为道德偶像来崇拜,崇拜他们的革命道德,而且他们随时准备承认自己不配这一革命的道德高度。在俄罗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革命的神圣性的崇拜。这一崇拜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神圣的传说、自己的教条。长期以来,对神圣传说的各种怀疑,对那些教条的各种批评,对那些圣人的不敬态度,不仅被从革命阶层的意见中逐出,也被从激进的和自由阶层的意见中清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这种驱逐的牺牲品,因为他第一个揭露了革命神圣性中的谎言和偷换。他明白,革命的道德具有自己的反面——革命的不道德;革命的神圣性与基督教的神圣性的相似性,就像反基督与基督的相似一样,是具有欺骗性的相似。1905年的革命以其道德的蜕化而告终,这给革命道德的威望带来了某种打击,革命的神圣性的光环暗淡了。但是一些人所期望的对它的有效补救并没有发生。俄罗斯道德意识的疾病是一种长期的、严重的疾病。只有在俄罗斯民族的整个机体濒临死亡的可怕危机之后,才有可能治愈。我们就生活在这一几乎死亡的危机的时代。现在甚至对于那些看不清事物的人来说,许多事情也比1905年以后清楚得多了。现在“路标”派 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圈子里不会再像当时他们出现时那样被如此敌视地对待了。现在,甚至那些咒骂他们的人也开始承认《路标》的真理了。革命的疯狂之后,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神圣性也已经不再是那样绝对地无可争议了。应当在揭露这一内在的伪神圣性中、在摆脱它的诱惑中寻求俄罗斯精神的康复。革命的神圣性不是真正的神圣性,这是虚假的神圣性,是具有欺骗性的神圣性的外衣,是偷换。旧政权对革命者施加的外在的迫害,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外在的苦难,都非常有助于形成具有欺骗性的神圣的外衣。但是,在革命的神圣性中从来没有发生人性真正的改变、精神的再生和对内在的恶与罪的战胜;其中也从来没有提出过改变人性的任务。人性依然是衰落的,依然处于奴役、罪孽和愚蠢的激情之中,并且想纯粹用外在的物质手段达到新的、更高的生活。但是虚假思想的狂热者之所以能忍受外在贫苦、饥饿和苦难,能成为苦行者,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己罪孽的、奴隶的本性,而是因为他被一种思想、一个目的所控制,从而驱赶走了他整个丰富多样的存在,使他成为真正的赤贫。这是丑陋的苦行主义和丑陋的赤贫,是虚无主义的苦行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赤贫。传统的革命的神圣性——是上帝缺失的神圣性。这是奢望达到上帝缺失的人的神圣,只以人的名义的神圣。在这条道路上人的形象被摧毁了,人的形象坠落了,因为人的形象——是按上帝的样子造的。革命的道德,革命的神圣性——是与基督教深刻对立的。这一道德和神圣性企图偷换和取代基督教,取代对人是上帝之子的信仰、对人通过基督-耶稣而获得的神性的信仰。革命的道德与基督教是敌对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同样是与基督教敌对的,——同样的谎言和偷换毒害、削弱了它们。革命的神圣性的虚假的外表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种诱惑和对精神力量的考验,俄罗斯人民没有经受住这一考验,真诚地相信革命精神的人没有看清客观现实,没有辨别出这些精神。虚假的、谎言的、两面性的形象迷惑、诱惑了他们。反基督的诱惑、反基督的道德、反基督的神圣迷惑并诱导了俄罗斯人。对于精神上被革命的最高纲领主义所迷惑的俄罗斯人来说,那种体验是独有的,它与犹太人对启示录学说——被使徒保罗和基督教会所克服和战胜的启示录学说的体验是同类的。对犹太人的启示录学说的战胜使得基督教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俄罗斯的启示录学说自身隐含了巨大的危险性和诱惑,它会把俄罗斯民族的全部力量引向一条虚假的道路,它会妨碍俄罗斯民族完成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它会把俄罗斯民族变成非历史的民族。革命的启示录主义使俄罗斯人脱离了现实,陷入幽灵的王国。摆脱虚假的、病态的启示录主义并不意味着消灭一切启示录的意识。在俄罗斯的启示录情绪中也隐含着正面的可能性。在俄罗斯革命中,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所揭示的俄罗斯的罪孽和俄罗斯的诱惑正在被克服。但是,巨大的罪孽和巨大的诱惑只可能存在于具有巨大的可能性的民族那里。底片是对正片的讽刺。俄罗斯民族深深地坠落了,但是在它身上掩藏着巨大的可能性,它可以揭示遥远的远方。民族的思想,上帝关于这个民族的思考,即使在这个民族坠落、改变了自己的目标、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受到损害之后,依然存在。还有少数被保存下来的正面的创造性的民族思想,借此民族可以复兴。但是通往复兴的路要经由忏悔,经由对自己的罪孽的认识,经由民族意识的净化,剔除魔鬼的精神。首先必须开始辨别各种精神。其中有许多恶与丑,但也有许多善和美的旧俄罗斯正在死亡。在死亡的痛苦中诞生的新俄罗斯还是一个谜。它将不是革命活动家和思想家所想象的样子,其精神面貌将不是完整的、统一的,基督与反基督的本原将会是更为激烈的分裂与对立。革命的反基督精神将诞生自己黑暗的王国。但是俄罗斯的基督精神也必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这一精神的力量还会在少数人身上发生作用,即便多数人抛弃了它。
未收入本书的《俄罗斯革命的精神实质》部分有关陀...
"标题:"未收入本书的《俄罗斯革命的精神实质》部分有关陀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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