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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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百瑞的見解是有洞察力的，他講： 20世紀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們 ， 他們新接受的西式教育強烈否定古典的儒家學術，常常忽視上述的思想家及其著 作。但無論怎樣，他們自己的思想過程仍可能無意識地受 到新儒家思想的持續影響。作爲仍然具有一定特權的知識 精英中的成員，他們很容易區分西方模式的自由主義和早 期學者文化中的個人自主觀念。 20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八章 民主觀念和現代中國精英文化的式微 -
當然，這裡我只是在說一種可能的模式， 但陳獨秀無疑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八章 民主觀念和現代中國精英文化的式微 -
戴认为程朱传统大体上追随儒家智识主义的主流，但把“理”作为一个完全自我满足实体的先决条件，使得程颐与朱熹（特别是朱熹）把“理”从“气”范畴里分离出来，结果把“理”放到了普通知识活动难以达到的境界。因此，为了寻求这个抽象化实体（即所谓的本体，戴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实体），他们最终要求助于“敬”这种“先天”的反相方法。因此，它破坏了程朱体系中“德”与“知”的原初均衡。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9页 -
明朝时期北京与南京一些重要的佛寺都直接受礼部掌控。佛寺住持在经过佛学考试的基础上由礼部任命，而考试形式也就是八股文。结果，这些佛寺的僧人与备考科举的士子在学习八股文技巧方面一样勤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7页 -
韩愈的重要性既不在于批评的原创性也不在于其哲学上的深刻性，他的创造在于他对反对与肯定两方面的综合。这两方面为新儒学将“入世转向”推入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基础。与以前一概否定的反佛批评家不同，韩愈清楚显示了一条回向此世而不是抛弃来世的道路，这是佛教对中国的主要诱因。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权威，特别是《大学》和《孟子》，在他的《原道》和其他文章中试图显示，此世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是由超现实的天理（或天常）决定的。古代圣人们很早就发现这个伟大真理，并称之为“道”。他强调指出，这个真正的儒家之道，有别于佛教的超脱世俗之道，佛教之道是否定一切现实存在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6页 -
在必然与自然的联系上，戴同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代新儒学大师们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认为，整个自然都被“理”或德性所统治；而前者认为，只有人类中的部分自然才是德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2页 -
从康有为的时代开始，一个争论逐渐出现和形成，它超越了政治上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或经学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间的界限。这些争论中有趣的一点是，有着不同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根据他们想向中国介绍的西方价值观来重新解释某些关键性的中国经史文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9页 -
根据其自我分析，章属于第一种类型，或以柏林的术语来说，是一只刺猬。少时起他便对事物大意极感兴趣，而不关心于文献细节。此点在1791年所作的《家书三》中已显示出来：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0.章学诚对抗戴震——18世纪中国智识挑战与回应的研究(1 -
章学诚自始至终都在宣扬，校雠为儒学研究中的一合理部分，其作用不是庞杂的文献集成或文献目录，而是通过文献的系统分类来阐述思想与学术的不同传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0.章学诚对抗戴震——18世纪中国智识挑战与回应的研究(1 -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顾对当时玄谈学风已深致不满，而且他提倡把经学中的训诂方法作为重新掌握“道”的唯一方法。此间的涵义，可作如下三层剖判：一、“道”已被古圣人发现，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二、“道”在六经；三、只有训诂，才能阐释六经的原始意思。由于章特别反对戴震的诸如此类的观点，遂提出了“六经皆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0.章学诚对抗戴震——18世纪中国智识挑战与回应的研究(1 -
在关于唐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研究中，崔瑞德这样描述8世纪末至9世纪期间市场的衰弱： 在8世纪到9世纪，政府放弃了直接对价格和市场进行严格控制，同时逐渐放松了对贸易和工业采取约束敌对态度的极端重农理论。譬如：唐末宋初，许多商人在社会中处于底层的法令和政策，包括着装、仪式、住宅、马车、坐骑等方面的诸种限制，以及商人后裔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的禁令，等等，都在实际执行中有所放松，甚至被废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4.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商入文化演变研究(19 -
从这整个过程里，我们发现中亚商人（特别是粟特人）多年来一直在为安禄山的密谋造反捐献了大量财物。毫无疑问，中亚商人这样积极参与叛乱，必定是希望安禄山登基之后，能使他们在中国拥有贸易上的统治权。757年，恰在安禄山起兵一年之后，中亚商人在武威（今甘肃）发生叛乱，这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论断。这场叛乱的商人首领叫安门物，毫无疑问，他和安禄山属于同一种族。这支商人队伍能一连夺取武威七座城池，坚持作战十七天，必定势力强大。 另一方面，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唐朝政府通过向长江流域和四川的富商强行借贷，以维持平息叛乱的巨额财政支出。此外，回纥决心站在朝廷一边抗击安禄山，这不仅仅是因为肃宗允诺他们洗劫夺下的叛军首都，更重要的是肃宗还答应用唐朝的丝绸交换回纥人的马匹，和他们进行长期贸易。回纥人和中亚商人在中国市场上是对手。安史之乱后，后者只能仰仗前者在中国市场上的特权才能在中国做生意，但是，这两个群体间的争斗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4.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商入文化演变研究(19 -
在《从伯克到艾略特的保守思想》中，美国批评家基尔克（Russell Kirk）指出，自1790年以来，至少出现过五种主要的激进思想的学派。它们是：哲学的唯理论、卢梭及其同盟者的浪漫主义解放理论、边沁主义的功利哲学、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唯物论。另外，基尔克也提到达尔文主义是一种破坏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力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6.20世纪中国的激进化(1993年) -
在1919年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他（胡适）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概括为一种“批判精神”。他强调，有三件事需要用这个“批判精神”同时去处理：研究中国立即要面对的问题；用新观念、新理论和西方发展的学术发现去熟悉中国的知识社会；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是，将“国故”整理为一个综合的、系统的，经科学严格再检查和再组织的学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7.20世纪中国国史概念的变迁(1994年) -
正如施莱辛格（Authur M. Schlesinger, Jr）激烈地争辩道： 。。。人民群众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直接自治的。他们必须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代理人。谁说要组织，谁就在讲专制。历史学家们根本不需要帕累托（Pareto）、莫斯卡（Mosca）和迈克耳（Michels）来证明这一点。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精英统治的存在，而在于他们的人格。 现在很少有人还具有施莱辛格的勇气，来说出这么简单的历史真理。他还正确地指出，正是精英们的人格，才是真正的论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8.民主观念和现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式微(1997年) -
正如麦穆伦（Ian McMorran）钩玄提要所指出的： 若要明白“势”中的趋向如何运作，就必须透彻分析构成它的各种因素……不过，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逆转的；唯一无可避免的只有变化本身。随着宇宙不断进化，形势也恒常在改变，但它们的变动方式却并非早有预定，也不是绝对无可避免的。人必须做其所能做的事，以对之施加影响。 ……由于中国史学思想着重人的作为，任何形式的彻底决定论都难有发展的空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中国史学思想反思(2002年) -
1241年，朱熹一系的道学被官方认定为正统，但在整个南宋晚期其正统性却尚未被儒家的各个派别所普遍承认。事实上，朱熹的道学一被确立，其政治地位就受到知识界的质疑，朱熹被立为正统不久的淳祐年间（1241-1252），士人汤中就发起了“合会朱、陆”的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4世纪，以1322年龚霆松《四书朱陆会同注释》的问世为标志达到了顶峰。朱学在元代最著名的传承者吴澄（1249-1333），也认为有必要将陆九渊标举的“尊德性”补充到朱学体系之中，成为进学之一途。我以为，从南宋晚期学术史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程朱学派只是主流，严格地说，它还称不上是那种界定清晰的“正统”。理由不难找到，儒家不是一种有核心权威的有组织宗教，并不存在一个信仰的裁判者能对全体儒者发号施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田浩《儒家論說和朱熹的優勢》序 -
中间第二阶段始于南宋晚期并臻于明代。这一阶段，对“道体”的形而上思考最终超过了其他两个方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初論 -
但是，至此我们亟需注意另一个问题。上文曾指出，儒、墨、道三家各自赋予礼乐以新解，但没有一家与传统礼乐作一刀两断的决裂。这种不完全与前轴心传统决裂的态度，似乎对以下事实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中国轴心突破所导致的超越世界，并没有明显地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与突破之间的持续性已经隐然可见。现在，让我们特别以“天命”概念为线索，再来探讨天人合一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天人之际(2003年) -
楚庄王向东周使臣王孙满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是象征周朝天命的神器，楚庄王认为得到它们，楚就可以取周而代之，获得天命。但王孙满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左传·宣公三年》）这是我所知的显示天命转向内在的最早证据，它把“德”这种内在的“品行”或“力量”与九鼎这种神圣祭器相提并论，两者分庭抗礼。这则轶事说明了楚庄王可能仍然相信传统的看法，认为拥有九鼎就等于获得天命。但王孙满的回答清楚显示，一个新的观念出现了。根据这个观念，天命主要是关乎“德”这一内在的精神品行，而非九鼎那样的外在祭器。在此想简单提一下，“德”字本身也经历了类似的内在转向。它的古字写法为“值”，即左“彳”右“直”两个组成部分。在周代后期的一些金文中，加人了第三个组成部分“心”。后来有人指出，“德”的意义可能经历了转变：从描述人类的外在行为，变为描述人的内在品格。最近郭店出土了公元前三百年的竹简，上面刻有道家和儒家的文章，其“德字一律写作上“直”下“心。这或许是个很重要的发现。天人合一观念的内在转向可能早在轴心突破全面展开之前已经开始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天人之际(2003年)
作者: 余英時
isbn: 9570832894
书名: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定价: 680元
出版社: 聯經
装帧: 平裝
出版年: 2008.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