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见证、思想、方法论与文献 / 徐枫

历史写作：见证、思想、方法论与文献

徐枫



另一个克拉考尔

对国内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爱好者而言，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他1960 年的著述《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Theory of Film: 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直译为《电影理论：物质现实的救赎》）对中国电影界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在20 世纪80 年代初纪实美学的热潮中，巴赞理论有口皆碑却文献无多，经崔君衍先生数年研磨，中文版《电影是什么》1985 年方结集面世；因此，在一个阶段内，邵牧君先生早年翻译、1982 年出版的《电影的本性》一书实质上成为了纪实美学讨论中的首要理论源泉。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克拉考尔成了电影纪实美学的代名词、安德烈· 巴赞的理论胞兄。然而，这种巴赞与克拉考尔之间的思想关联，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看极少依据。一方面，克拉考尔罕有对巴赞的理论借助；另一方面，克拉考尔在法语电影研究界虽名声在外，著作法译本达8 部之多，却唯独没有《电影的本性》一书，因此他的“物质现实复原”论在巴赞的故乡几乎不为人知——这一出乎中国读者想象的理论空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理论界对克拉考尔的定位：他从未以电影本体论者闻名，而是作为电影文化研究的先驱被反复引证、讨论。他电影思想的这一主要维度，中国读者却知之甚少。

克拉考尔此类著作中最具影响者，无疑是他1947 年完成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From K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此书自英文版首次刊行以来，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理论话题。而在我国电影研究界，除了一些间接评述，很长时间内，李恒基先生所译该书序言是仅有的原始资料。黎静女士经年努力，终于使我们对这部巨著一窥全珠，并且这次源自德文版的译本，除了原书和《宣传和纳粹战争片》（Propaganda and the Nazi War Film） 两部分之外，还附上了克拉考尔自1924年～1939年的绝大多数电影评论；而夸雷斯玛（Leonardo Quaresima）的英文2004 年版导言和维特（Karsten Witte）的《德文版编者后记》，对此书写作语境、写作方法、出版后的复杂反应都做了多层次的描述与释读。由此，这一迟到的中文版不仅弥补了我们多年的认知空缺，并且令我们进入了真正的多功能阅读：克拉考尔的电影心理史写作，是亲历者的见证，亦是特定知识体系、现实语境和乌托邦冲动对记忆的重构——它既具方法论意义，又具文献意义；是历史研究的引导，也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思想与方法论

虽然不同理论族系对电影理论史的断代会各有不同，但以克里斯迪昂· 麦茨（Christian Metz）1964 年的《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Le cinéma, langue ou langage?）为界，划分经典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的方法仍然是被普遍认可的断代法。如果说实践美学是经典理论的主题，那么，语言（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参照）与意识形态则是现代理论的方向。

现代电影理论试图探寻影片文本与电影机构中运作的无意识秘密和意识形态机制，而它这一兼及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人文理论属性，其实在以实践美学为主体的经典电影理论中已经出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结构主义的电影文化论：如果说，在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全面影响的20 世纪60 年代，欧洲人文学科是现代电影理论的能源与驱动，那么，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人文思想，则是同时期电影文化论的空气与土壤。现代电影理论有一系列结构主义语言学化的术语和方法，与之相比，20 世纪30 年代的电影文化与意识形态批评，虽未能如后来者那样规范与学科化，但也有其特定的语汇和思路。与罗兰· 巴特（Roland Barthe）等60 年代人文理论大师和电影理论的关系类似，阿多诺（Adorno）、本雅明（W a l t e r B e n j a m i n） 等人的思想与方法不仅深刻影响着电影文化批评，他们本人亦偶尔直接介入电影研究，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L'oeuvre d’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bilitétechnique）即是其中的扛鼎之作；在其之侧，巴拉兹（Béla Balázs）的《可见的人》（Der Sichtbare Mensch）、《电影的精神：意识形态断想》（Der Geist des Films）和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电影中的风格和媒介》（Style and Medium in the Moving Pictures）均对电影的大众文化特性与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相当深入地讨论，而他们都对克拉考尔产生了直接的观念和方法论影响。

在本雅明看来，电影作为典型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不具备艺术的距离感与韵味，而是重塑梦幻世界，使大众的心理危机得以宣泄。潘诺夫斯基则认为，电影是一种标准的通俗艺术，与民间精神对话而具有深远的大众影响力。

克拉考尔的思考，正在这一互文关系之中。对于他本人而言，电影不是“个人艺术”。它有工业的属性，由集体制作，并为大众制作，这就使“随意处理”与“个人特色”被大量消解，而充满了与大众欲望吻合的通俗母题，因此，电影比其他艺术更直接地反映出观众的心理趋向，而在特定国家的坐标上，则进一步映现出该国家民众的“心理习性”，即“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在这一前提下，克拉考尔推出了他的“电影心理史”（巴拉兹1930年即有类似的理论设想），试图通过研究“一战”结束到希特勒兴起之间的德国电影，发现当时德国国民心理的历史动向——如书名《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所昭示的，“一战”结束后多种形态的德国影片，如何以不同方式映现且促动了民众对集权主义的期待，并最终导致了希特勒建立纳粹统治。

也许迄今为止，我们都很难找到一部与克拉考尔著作有同等理论雄心的电影史读本。他试图穿越德国经济政治、电影工业、导演创作、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母题、观众接受等诸多异质领域，而达成对该时期德国电影文化、意识形态和国民心理的总体描述与阐释。其中，系统研究能反映“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的母题，成为他的核心方法论。

克拉考尔从1918 年～ 1933 年的1000 多部影片中选出100部，进行母题分析：以《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D a s K a b i n e t tdes Doktor Caligari，又译《卡里加利博士》）为起始，一系列相互照应的母题笼盖着德国银幕，而首当其冲的是“专制和混乱之间的抉择”。这一母题从战后时期（1918 ～ 1924）的惊世之作《卡里加利博士》到前希特勒时期（1930 ～ 1933）弗里兹· 朗（FritzLang）的《M》，构成了德国电影最基本的深层动机。由卡尔· 梅育和汉斯· 亚诺维支编剧的《卡里加利博士》，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本来意在对专制权力（卡里加利博士）通过意识形态“催眠术”控制群众（凯撒）杀人的暴行进行控诉，但这一主题在罗伯特· 维内（Robert Wiene）的影片中却被暧昧化，成了控诉人弗朗西斯在卡里加利博士主导的精神病院中的呓语。影片社会革命的思想力度虽未尽失，但已损耗过半，完成了自权力批判向心理探秘的转化；进而，出于对混乱本能的深度恐惧，而对“自由”充满疑惑，其选择开始向专制统治倾斜。

在克拉考尔看来，当时在德国电影中的其他母题均处于与上述母题的对话之中：在茂瑙（F.W. Murnau）的《吸血鬼诺斯菲拉杜》（Nosferatu, eine Symphonie des Grauens）等影片的“暴君”母题中，最终只能依靠被神秘化的爱来消灭无可反抗的暴君:在弗里兹· 朗《疲惫的死》（Der Müde Tod）、《尼伯龙根》（DieNibelungen）等影片的“宿命”母题中，人物面对的命运或“因果报应”如死亡一般不可逆转，只能接受; 从柴雷皮（Cserépy）的《腓特烈大帝》（Fridericus Rex）到杜邦（E.A. Dupont）的《杂耍场》（V a r i e té），我们看到，反叛是无益的，最大程度只能是通向屈服的阶梯……

总之，这些母题是”一战”后社会心理创伤的“症候”。20世纪20 年代，暴君统治和混乱本能如幽灵一般交替缠绕着德国银幕，反映并预示出一种潜在的大众心理倾向：接受权威统治，并将其看作唯一可行的、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案——这种集权主义倾向与极端化、神秘化的民族主义结合，从征服冰峰雪壁的“高山电影”一直走向莱尼· 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式的纳粹主义“民族史诗”。



见证与文献

亨利· 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曾区分历史学家（historien）的历史与个中见证人（témoin engagé）的历史，指出后者缺乏前者的历史距离感与客观性，但见证人在场的体验和直感，其思绪与当时文化的共时性，以及因时间迁延、语境与认知演变对记忆的重构，使错综的历史痕迹在其写作中层叠交织，形成丰饶的文献矿藏。

作为历史研究，克拉考尔著述引起了很多异议：首先，只存在对德国历史的定性认识，而无定量研究支持；其次，采用简单化的线性历史逻辑，并生硬地将电影缝合入历史叙述；其三，不是因果推论，而是以1933 年作为结局，由果及因的历史逆推法；其四，作为心理学研究，未使用较为规范的弗洛伊德及荣格术语，相反，其使用术语中的知识体系极为错杂，有较强的感性和随意性。这些批评均属中肯，但不能否决克拉考尔历史写作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先锋意义，以及它的见证与文献价值。

克拉考尔的友人赫尔伯特· 列文曾说过，《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的一种传记”。这是一份证词般的“社会传记”，作为个中人的反省，建构起作为见证人的陈述。20 世纪20 年代，在和本雅明、布洛赫（Ernst Bloch）一起共事的岁月里，克拉考尔作为《法兰克福报》电影和文学版的主编，写作了大量影评，此后皆成为他自己历史研究的参照、例证和反思对象。他1927 年的《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一书，探测出中产阶级的历史动向：在经济上与工人阶级接近，却因心理优越感不愿与工人为伍，而在政治上倒向纳粹。理论洞见未阻止历史灾难的发生，这使克拉考尔不能不反省同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各种局限性。《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的构思出现在20 世纪30 年代末，但在实施上则是他1942 年《宣传和纳粹战争片》的推进，这部盟国“机密”档案系统研究了纳粹战争宣传片的形式与意识形态功能。以此为基础，由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回溯并解析纳粹统治实现的原因，其战略意义不言自明。而在克拉考尔的透视镜下，从《卡里加利博士》肇始，不同风格与倾向的德国影片均在美学乃至政治上犯有严重过失，这使得几乎所有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导演均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负罪者”。电影人拒绝接受这一“参与促成纳粹统治”的指认，自不待言；在理论界，也引起激烈的论争。

在很长一段时间，此书的德译本都存在着大量歪曲，直到中译版所依据的新德文版，才得以复归原貌。但这并非简单的复原，而是岩层般的历史文献的展开，其中作者梳理的文献、作为证词的文献、被某些意识形态机器运作与争锋的文献交错并存，使我们在一个人的独白中进入了众声喧嚣的历史，进入了瞬息即逝又绵延无间的生命历史。


转自：
http://www.filmart1956.com/magazine_mes1.asp?article_id=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