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地文物丛考

序

马雍同志选择他近年来研究西北边疆历史地理以及古迹文物等问题的论文十八篇，编成《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将由文物出版社印行。嘱我写序。我和他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十五年来亲见其由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学术界达才通人的过程，故虽不善为文却乐为此序。

马雍同志是湖南衡阳人。他的父亲马宗霍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深通经术。尤精“小学”，所著《中国经学史》，《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等书，书坊一再重印，在学术界声誉日隆。流传很广，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再罹浩劫。衡阳倍遭炮火，学校迁在蓝田，僻处丘陵地带，生活十分艰苦，却仍然潜心研讨故训，从容教诲后学，以期振兴民族文化。

马雍同志资质聪颖，生长在颠沛流离之中而不废读书，秉承家学。精熟五经四史。解放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当研究生，专攻西欧历史。因此，他学通中西，知识渊博．1954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是致力于翻译，巳出版的译作(部分与他人合译)有塔西佗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摩尔根著《古代社会》和罗斯托夫采夫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后者征引浩博，翻译颇费心力。其后，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并作西北史地和中外关系之探讨。

三十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出土的历史文物极多，国家文物局常请马雍同志鉴定或考证这些新资料，吐鲁番所出古高昌国文物尤能触其所好，遂有“献身高昌”之言。

1979年历史研究所建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马雍同志任副主任，1982年改任主任。该室初创，马雍同志周密筹划，奋力开拓研究项目。延揽专家，培养青年学者并指导研究生，充实力量以奠定基础，使这一研究机构初具规模。1981年5月，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成立，马雍同志当选为秘书长。

中亚细亚一带，地处亚洲枢纽。几千年来民族移徙、国度废兴，其语言文字宗教服饰资料既多，研究者亦众，我国各族学者知识积累，基础尤为深厚，但向无组织、缺乏信息，作品不易发表，知识不能交流。马雍同志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遂以忘我的精神致力于繁荣国内学术事业和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79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邀请兄弟民族专家学者参加。协会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担负起主编《中亚学刊》的任务，并制定了编写《中亚古代史》的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编写《中亚文明史》，邀请中国参加，马雍同志出席，任编委，主编第三卷，为此他几度到巴黎开会，加入国际中亚学会，并当选为理事。

马雍同志治学不以坐览大量资料为满足，虽然肩负繁重的工作，而且体弱多病，却坚持多次到西北作实地考察，曾赋诗：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可见他为学术献身的坚毅精神。这部论文集不只记载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反映出他是以怎样敏锐的见解、精细的工夫考查史料的。

马雍同志博闻强记，融会我国古代经史写成的史学论文以及考证各地出土文物的文章还有许多，后者之精粹，别为一卷附于书后，其中也有不少发明与创见。

近代湖南学者，并世公认魏源(1794－1857年)为第一。其所作《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等，追求古义而皆有新意。魏源生当中国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入侵之际，深感民族文化的危机，有迫切研究四周兄弟民族和远洋诸国的愿望，所作《元史新编》、《圣武记》以及参加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都是经世致用之书，而《海国图志》一百卷是汉文第一部世界地理志，为国人了解外国史地开创先路。魏源是邵阳人，与衡阳邻接，马雍同志由经史之学转而为中外关系及中亚文化的研究，以及经世致用之志，与魏源相同，或受乡贤影响。魏源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论观点．可惜生活在百多年前，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思想虽有许多可贵的因素而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马雍同志长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党的正确领导，有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研究指导，成绩自又不可同日而语矣。

张政烺

1985年10月26日

編後記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以下简称《丛考》）是马雍先生的自选集，共收有关古代西域史的论文十七篇，书评一篇，目次也是他亲自编定的。马雍先生有关古代西域史研究成果的精粹，可谓略备于斯。其内容，从涉及时间来看，大部分属于东汉末和魏晋南北朝，祇有少数几篇上溯西汉，下至隋唐以降，从涉及地域来看，跨过葱岭以西的不多，主要是葱岭以东，即今新疆地区。因此，可以说《丛考》集中了马雍先生有关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史地的主要研究成果。

东汉末至南北朝，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国家分裂，内战不息，中原同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有关原始史料既少，保存至今的又多残缺，且往往自相矛盾，一些问题因而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国内外学术界还流传着若干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见解。加强这一时期新疆史的研究，作为揭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规律的环节之一，实为当务之急。马雍先生为此花费了十多年的精力和心血，盖有见于此。《丛考》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这个领域内多所开拓。

马雍先生家学渊源，国学根砥极为深厚，在处理古文献时左右逢源，得手应心；他精通多种外语，于西洋古代史造诣亦深，故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加上他过人的才智，往往能洞幽烛微，发人所未发。他在学术领域内作出卓越的贡献，显然得力于此。《丛考》即充分反映了他在中西古文献方面的学识。

应该指出的是，马雍先生治古史能突破文献的藩篱，他始终密切注意着考古学界的每一个新发现，在全面占有、认真研究文献资料的同时，注意利用实物资料印证、补充、订正文献记载，从而得出翔实可靠的结论。《丛考》绝大多数篇章都是结合文献和实物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这是《丛考》一书的最大特色。例如：第一篇就是通过新疆地区所保存的两汉时代的历史文物，包括遗址、墓葬以及出土木简、印章、钱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工艺品等，结合文献记载，比较全面地考述了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政治、经济措施，具体地证明了统一对于边疆地区的重要意义，以及西域本身的统一对于发展西域同内地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意义。又如：第十四、十五两篇利用《曲斌造寺碑》所包含的史料，阐明了突厥与曲氏高昌王朝最初建立关系的历史，以及6至7世纪中叶割据政权曲氏王朝统治下吐鲁番地区的土地制度，从而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不仅对研究高昌史有重要意义，对于了解突厥初始史和当时西北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另外，国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见解：汉朝在西域的统治祇维持到阳嘉年间（132－135年）；此后贵霜帝国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若干地区，汉朝在这里的势力和影响完全消失。马雍先生在《丛考》第四、五、六、七、八等篇中，分别利用《曹全碑》、《刘平国作亭诵》以及新疆出土的汉佉两体钱和佉卢文书，结合《后汉书》、《三国志》、《高僧传》等文献，得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至少维持到灵帝后期（175年左右）这一结论；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大大推进了一步。

对于实物资料，马雍先生最重视的是出土文书。他有关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享誉已久，毋需多作介绍。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佉卢文书的研究。《丛考》七、八两篇是他在这方面的力作。佉卢文全称“佉卢虱咤”，曾在中亚、南亚流行了760多年，是一种已死去1500多年的死文字，但保存至今的佉卢文字资料中包含的史料，在古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上都有无比珍贵的价值。而我国新疆出土的大量佉卢文字资料，对于阐明该地区古代史的各个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些价值连城的资料就陆续被帝国主义份子所劫走。之后，国外学者对这些资料日益重视，研究者代有其人，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我国，对这些文书进行全面调查、归类、分析而又作出成绩的，应推马雍先生为第一人。祇要有机会，马雍先生总是大声疾呼我国中亚学界要重视死文字的研究。他认为，我国中亚学要有大的突破，必须从这方面入手。这是极有见地的。但是，释读死文字并非轻而易举，需要培养专门人材，而我国在这方面原有基础又很薄弱，未能立见成效。因此，对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字资料，马雍先生一开始就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即利用已有的释读成果，自己动手。他扬长避短，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些资料的历史背景上，果真取得了成绩。他的某些结论，固然有待精通佉卢文的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但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在利用实物资料进行研究时，马雍先生并不单纯依靠前人的着录或发掘报告。对于文物，祇要可能，必欲亲自鉴定；对于遗址，则千方百计前往实地考察。他早年动过大手术，身体严重残废，但他毫不介意，足迹遍布新疆各地，并越过了葱岭。他早就立下“献身高昌”的誓言，直到去世前几年，还仔细制订过一个考察西域南道的计划。他的早逝，使他的抱负未能实现，但这种踏实的学风和忘我的精神，是值得学习和敬仰的。事实上，祇有当他赴哈密、巴里坤从事查勘，亲游“焕彩沟”，扪读汉唐残碑后，纔能订正自《旧唐书》问世以来一直以讹传讹、以致一误再误的所谓姜行本磨去班超记功碑这一旧说（《丛考》第三篇）；祇有当他考察了自伊斯兰堡至中巴边境喀拉昆仑公路汉文岩刻题铭后，纔能对古罽宾道的走向和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阐述（《丛考》第十二篇）；而若非亲临敦煌县西北的小方盘城遗址，历来认为该地即汉玉门关遗址的成见也就不可能受到有力的怀疑（《丛考》第二篇）。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即使全面占有了文献和实物资料（做到这一点已颇不容易），也往往不能通过它一下子捕捉住事实真相，从中常常可以推出几种不同的甚至互相抵牾的结论来。马雍先生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从不固执先入之见，而是平心静气地对待前人已提出的各种见解，把它们逐一放到总的历史联系中进行鉴定以决定其取舍。换言之，他的研究不仅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而且十分注意研究史，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典型的例子如处理出土佉卢文资料的断代问题。他首先讨论了前人提出的3世纪说、5世纪说和7世纪说，淘汰了后二说，肯定了第一说：接着，又详细引证了主张3世纪说的布腊夫、榎一雄、长泽和俊三位学者对文书所见五位国王在位年代的假定，经过仔细分析，纔提出自己的看法（《丛考》第八篇）。在讨论“佉卢虱咤”的词源、涵义以及汉佉两体钱的铸造年代时，也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丛考》第七篇）。其它如第四、十一、十七等篇均是如此。如果某一问题没有前人的见解可供推敲，他便自己来设想各种可能性，诸如对于北魏封和突墓所出波斯银盘来源的探讨等（《丛考》第十三篇）。历史的本来面貌无疑祇有一个，但当资料（包括文献和实物）不足以确凿无误地勾勒出这个面貌时，史学家往往提出各种假说。哪一种假说更接近事实，则需要翻覆验证，有的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马雍先生在比较前人诸说，尽力探求一种最合理的假说的同时，并不轻易否定二种以上假说并存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他谦虚、谨慎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说明他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丛考》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

《丛考》最后一篇是书评，文字不多，但对《西北史地论丛》一书提出了中肯的评价。马雍先生一贯主张重视和加强对史学著作的评论工作，祇是由于繁忙，他自己最后留给我们的竟祇有这一篇。

马雍先生雅善议论，言辩而理切，听之靡靡，令人忘倦，形诸文字，则章法井然，遣辞命意，皆精当确切。《丛考》宛若道道清亮的小溪，奔腾欢畅，又澄彻见底，曲折之处，顾盼多情；亦堪楷模。

由于病势日益沉重，作者未及编完全书，祇对部份篇章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润色，自第六篇以下，显已无力胜任，仅有几处用铅笔略注数字，意欲核对或增补，但笔迹颤颤巍巍，几不能辨识，当时病魔纠缠、痛苦不堪之状可以想见。作者在临终前嘱我代为编完全书；敢不从命。祇是才疏学浅，有负重托，作者未及修正的部份，这次发表时祇能一如旧作，仅代为核对了一下所引史料，亦无重大更正。要提及的是第十六篇所引吐鲁番文书，释文与后来正式发表的不一致，除一处因关涉论述本身祇能仍旧外，悉按文物出版社已出《吐鲁番文书》订正，望读者注意。作者原来打算在《丛考》中增添若干最初发表时没有的图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一一照办，不胜遗憾。

遵照作者的心愿，特请张政烺先生为《丛考》作了序文。在作者弥留之际，我曾将这篇序文读给他听，他听清楚了，并低声表示满意。此情此景，宛在目前。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李征、朱雷两先生以及吴玉贵学长多方面的帮助，谨志于此。

余太山

1986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