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49706/
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羽太信子于1962年4月8日因冠心病去世于北大医院,时年75岁。由于信子长期患病,她的去世,周作人不甚悲哀。只是此后他枯寂的生活更加枯寂了。
周作人自幼好静,晚年更习惯于老和尚式的单身生活。虽然他和儿媳们住在一起,但他并不需要对他的太多的照料。从1962年6月起,他开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这部对话集长达四五十万字,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周作人默默地翻译,枯寂的生活就在他身边一天天地逝去。到1965年3月15日,这部对话集终于全部译成。在他晚年,路吉阿诺斯陪伴着他二三年之久,因而在日记、书信、自寿诗等等地方多次提到这位希腊古典作家。
然而当这项重大工程完成之际,他也想到了死,他似乎应该休息了。他在完成这部译稿的20多天后,1965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刘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
周作人确曾写遗嘱数次,遗嘱中也曾提到对话集。他在1965年4月26日,写了最后的一份遗嘱。他特地在遗嘱前说明:“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遗嘱全文是:“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但周作人并没有就死。他又整整活了两年。1966年2月,周作人在一次外出时,腿一软,跌了一跤。幸亏这一跤,与血压无关,也没有跌伤背脊,只是左腿筋肉受了伤,卧了半月,就能下地;过了两个多月,就能慢慢行走。似乎他又渐渐康复了。
但周作人日渐消瘦,体力日衰。1966年5月17日夜里,他发现尿中有血。19日到协和医院检查。6月25日,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和化验,确诊周作人是患了前列腺癌。深信“长寿多辱”的周作人,泰然处之。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幕布已在紧锣密鼓中拉开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作人当然也在横扫之内。8月,红卫兵运动趋于高潮,对“牛鬼蛇神”的肉体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各地普遍发生。老弱的周作人也不能幸免。当时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叶淑穗,曾去看望过困境中的周作人。她后来这样写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作人受到的冲击是惨重的。开始是院里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联外面的红卫兵,一连抄了几次家,家里的东西差不多已被洗劫一空了,就连他们的榻榻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幸好在抄家的红卫兵中,有懂得珍惜历史文物的青年人,打电话通知我们,让我们去抢救这批文物。后来在这些青年人的支持帮助下,他们将堆满半个屋子的被抄出的周作人的旧稿和旧信,送到博物馆暂存。……
周作人的结局也是极为悲惨的。1966年8月他被抄家以后,就给撵到一个小棚子里住,只有一位老保姆在照料他。当我们得知这种情况以后,曾去看过他一次,这可能是出于对周氏兄弟的同情或对周作人过去给我们工作支持的感激;也可能是想从他那里再抢救一点活材料……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去世了。(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一个癌症病人,遭到如此折磨,确是触目惊心的。但周作人的生命力好像特别强,他没有速死。曾与周作人不断通信的孙旭升在1966年岁暮,去八道湾看过周作人,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转过一个弯,来到小屋子里。这小屋似乎是四方形的,总有十五六个平方大,中间是一个暖炕,头靠着东墙,炕上有棉被摊着,看得出知堂就睡在这里。不过,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那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是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暖炕的脚后边有一扇玻璃窗,当然是关着的;窗下放着一张小半桌,上面搁着一棵大白菜,从小桌旁边的煤炉推测起来,此时的知堂大概已经与其子女“划清界线”,一个人独自生活了。
还是我先开口说话,我说:“周先生,你身体可好?”他说:“好好,好好。”其实,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在害着不轻的病;原先蓄着的长须也剪短了,与两年前他送给我的那张半身照,自己在信中戏称为“仿佛有点胡志明的意味”的相比,真有天渊之别。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不过,这一回倒是他先开口。他忽然问我:“你是教书的?”我回答他说是的。说实在的,我当时真也想不出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我此次来访,只是关心他的安危,现在见他还是好好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反而因为安心而无话可说。同时,在他则更是有话不想说,说什么好呢?……我见他那瑟缩着的身子,像真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所以就只好匆匆地结束了这场难得的会见。我从背包里取出一罐茶叶、十包酥糖,都是我从杭州、苏州特地带去的,就把它放在暖炕上,说:“这点东西请你收下吧。”他就说:“谢谢,谢谢。”最后,我向他告辞,他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对着我深深地望了一眼。(孙旭升:《我所知道的知堂》,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周作人的命大概还算强的,在这样的困境中他还是苦苦活着。红卫兵起初只准他卧在澡间里,后来才准他在厨房的北角搭张床。规定他的生活费每月10元,老保姆15元,每天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加上日夜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1967年5月6日下午,他大概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趴在铺板上溘然长逝。待人们发现时,已浑身冰凉。
周作人死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人们说“盖棺论定”,但周作人在去世之前,早已“论定”了。他当过汉奸,丧失了民族大节,这是不能翻案的,也是永远该谴责的。至于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论,这是很正常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生活了18年。在这18年中,他是老老实实生活的。他安分守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在我国遇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患了浮肿病,曾写信到香港要求朋友寄给他食品。有人说这是他“不要脸”。周作人要朋友寄食品,是以他的劳动(文稿)交换的,或者是以友情换来的。这和丧失人格的事,应该是有区别的。他曾在致香港朋友的信中,说了些关于鲁迅和其他作家的看法,有些是错误的,有些——特别是对许广平的一些说法,带有攻击的性质。他认为鲁迅在北京时枕下放一把短刀,是做作,当时鲁迅并没有需用短刀防卫的仇人;鲁迅的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复,是有意与众不同,等等。这些看法未必正确,但这确是他的看法,并非是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他对后人对鲁迅的尊崇的某些方式,不以为然,说了些自己的看法。他针对的是后人,并不是恶毒攻击鲁迅。何况他的这些看法,只是写信向朋友说说罢了,并非写文章广为宣传。由此而给周作人加上种种罪名,未必是很妥当的。
从周作人给香港朋友的一些信中,还可以看到,他很注意他的稿子必须发表在比较进步的报刊上,对于反动的报刊,对于靠近台湾蒋介石的报刊,他决不投稿。有人自称是他的学生,要将他的稿子发表到较反动的报刊上去,他坚决抗议,他辟谣说那不是他的学生,他声明他从没有托过这样的人发表他的作品。这些做法,固然是他怕一不当心会惹来麻烦,但这也不能否定是他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表现。他没有做过违抗党和政府的事,也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应该说,拥护政府,遵守法令,是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
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国诞生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成了生活的主人。周作人是民族罪人,理应受到惩处,但人民政府给予了宽大对待,在生活上给予了高级专家的待遇,在政治上要求他不乱说乱动。他的日子可说是边缘生活。十八年间,他努力工作,在七十高龄以后,他还常常每天笔耕10小时以上。他出版了三册对后人研究鲁迅很有用的关于鲁迅的书,一册回想录,翻译了十几部外国作品,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多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
周作人之死——摘自《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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