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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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译文体虽然采用元代口语词汇，但并不等于元代汉语口语。从冯承钧以来，把元代硬译文字称为“元代白话”，这种叫法不算确切。元代白话是当时活的汉语口语，元曲和《水浒传》中的口语就是元代白话的生动记录。在元代文牍中也有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呈文词状之类，但它和我们要讨论的硬译文体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把硬译文体当作元代汉语口语去读，免不了要误断句读，曲解原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元代硬译公牍文体 239 -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关于匈奴人的语言，20世纪许多有功力的学者都认为属于突厥语族。俄国传教士俾丘林在1851年出版的《古代中亚各族史料集》一书中，简单地根据19世纪当时的民族分布情况，由于匈奴人的历史发生在蒙古族地区，便断言“匈奴是蒙古人的古代族名”。这是毫无科学性的土著论。日本白鸟库吉原来主张匈奴是突厥语族牧人，后来为了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突然改变主张，说匈奴人是蒙古人，公然声称自己的目的是以此“透发”日本国民对蒙古的“好奇心”。白鸟的论据是一堆牵强附会的词语类比，并无可信之处。蒙古人民共和国伊什扎木茨把俾丘林的土著论错误当成依据和出发点，在《匈奴的族属和社会制度》文中，用一堆二道手资料进行随心所欲的“训释”，甚至误把羯语当成匈奴语，又把它“训释”成蒙古语，以此“证明”匈奴人就是蒙古人。捉襟见肘，谬误迭出，比白鸟库吉走得还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 3 -
西汉王朝在蒙古地区设立了许多郡县，其中朔方、西河、五原、云中、定襄五郡的郡治设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朔方郡下辖十个县，郡治设在前120年建城的三封（在今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大部分县份都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西部，即今杭锦旗一带。西河郡地从今伊克昭盟伸人陕西和山西，是一个辖有三十六个县的大郡，治所设在富昌县（在今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东南）。五原郡包括了后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部分地段，郡治设在九原，有十六个县，是西汉的北边要地。云中郡有县十一，郡治设在云中（在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定襄郡有县十二，治所在成乐（在今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这两郡包括了整个呼和浩特平原，云中郡的南境还伸入今伊克昭盟界。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待市市区当时属于云中郡北與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 3 -
拓跋鲜卑的东邻是宇文部，据地西起上都河，包括了昭乌达丘陵地带。宇文部的基本部众都是从阴山地区迁去的匈奴人，虽然也自称鲜卑，但“其语与鲜卑颇异”。黄龙（在今辽宁朝阳县）是他们的中心。宇文部之南有段氏鲜卑，其东有慕容氏鲜卑，两部以辽水（今大凌河）为界。西晋时期，从慕容鲜卑之中分出一个部落，西去阴山，最后转徙甘肃、青海，是为吐谷浑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 3 -
叱・穿质开三 ț‘ǐět tɕ‘ǐět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柔然拾零 83 -
借词同历史比较法上的远古共同语词是两回事。借词照例是移植的，变动较小，而远古共同语词一般说来非经比较分析不能辨认。古蒙古语中大量的突厥语借词，其中有许多一直保留到今天。如，古蒙古语的“年”有两个词：hǒn（现代蒙古语：ǒn）和zhil。前者是原蒙古语，后者借自突厥语，作为同义语并存至今。又如，契丹人把“铁”叫作“曷术”（* khazhu），而在几乎没有经历过突厥化发展过程的达斡尔语中，“铁”叫“ khasu”。这说明东胡后裔各族的语言中“铁”并不叫“tèmur"。古蒙古语的 tèmur（铁，现代蒙古语读 tomor）显然借自突厥语的tǎmir- tàmur。可以想见，原蒙古语的许多单词在突厥化过程中被排挤掉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畏吾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 201 -
498年，敕勒人掀起了反魏斗争。北魏政府下令让敕勒人当兵去打南齐，遭到敕勒人的激烈反抗。敕勒群众在首领袁纥树者领导下起义，举众北去，北魏政府派兵镇压，被打得大败。后来北魏政府对起义者软硬兼施，方面派兵镇压，另一方面派人“慰喻”，进行利诱瓦解，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 3 -
蒙古地区的室韦人在8世纪的突厥文碑铭中被称为“三十姓达怛”。室韦这个古老的名称逐渐被新起的达怛之称所代替，到了9世纪，中原文献中也开始提到达怛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 3 -
各封建王朝时期的内地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主体部分。内地的历史发展，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先进水平，在全中国历史中历来居于主导地位。如果割去内地历史，中国历史就失去主干。这是客观史实。正因为如此，内地历代封建王朝时期的历史，当之无愧地被用来作整个中国历史的标志。 但是，历代王朝的历史不能无条件地包括全部中国历史。在历史上，内地王朝的统治范围不全是一样的，有的很大，有的狭小。有时候，内地也不止一次地出现互不统属的割据小国的对立局面，如众所周知的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但是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些割据政权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 与内地毗邻的中国各民族，有时建立单独的国家政权，有时臣服于内地王朝，有时臣服于另一个民族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按同样逻辑，不应否认这些民族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 我们不赞成那种：以臣服于中原王朝为基准，热衷于论证哪个民族和哪个民族地区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属于中国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以前，并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观点。 这种观点，混淆了中国历史和内地封建王朝历史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用后者无条件地取代了前者。 这种观点同封建时代的正统论有某种不自觉的继承关系。正统论只承认内地王朝才是合法的正统。只把内地王朝的历史当成中国历史的观点，不是正统论的现代的变异吗？ 这种观点也难于同解放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划清界限。不论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都把内地汉族居住区的历史当成中国历史，而把当时不归属于内地王朝统治的各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 用这种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必然会歪曲史实。一方面坚持无条件地混淆中国历史和内地王朝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把兄弟民族历史纳入中国历史而努力，这种观点自相矛盾，常常走进死胡同。把当 时单独存在的王国说成“地方政权”，把一些本来是贸易往来的“朝贡”关系说成“统一于中国”，夸大内地王朝的疆域，等等，这些试图因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内蒙古古代史中的若干问题 63 -
南迁的部族离开故土、迁居内地，使北方和内地的民族学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北方，南迁给另一个部族腾出空间，对其兴起创造了机遇。在内地，他们与汉族人口杂居，经历漫长的 岁月最终汉化。汉化的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风俗、血统等改变着汉族人口的原貌，使其不同于秦一汉时期的汉族人。有些民族学学者认为，容纳了北方民族的汉族人可以称之为“新汉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内蒙古古代史中的若干问题 63 -
AWAKW是抄本中的舛误。波斯字N和T，只有一个识点之差，很容易抄错。 AWNKW正是 AWTKW的误写。《史集》俄译本是以多种抄本的合校本为依据的，在第一卷下册中，O。I。斯米尔诺娃把这词正确地写作 tegu。但是在上册中，俄译者L。赫塔古罗夫却仍旧保留了ugu这一讹写。上下两册中记载的是同一个史实，即札刺亦儿人如何成了斡脱古・孛斡勒。但是下册作 tegu，上册却作ugu，显然，这两种写法必有一误。由于俄译本在校勘学上欠功夫，不仅保留了ungu，而且在注释中又提到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兀纳军・孛斡勒”。由此可见，别列津、符拉基米尔佐夫的错误构拟，在苏联蒙古学界中确实影响不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十一十二世纪的孛斡勒 95 -
识辨族源是带有综合性的研究工作，除了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记载之外，还常常需要借助于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手段，在缺少文献根据的时候，这些手段尤其显得重要。对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来说，文献记载自然是最基本的依据，我国史籍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必须批判地对待文献记载，仔细地辨别真伪正误，才能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语文学资料对鉴别族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特征的第一要素。研究语言资料必须有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臆断杜撰和穿凿附会只能创造失败的记录人类学资料指示民族学共同体的自然体质特征，对鉴别族属也有很大参考价值。民族是个历史范畴，而不是种族范畴，因而人类学资料的价值是相对的，不能把它提到决定性准绳的高度。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有生动的直观性，这常常是文献资料所不能比拟的，它向我们提供风俗习惯、物质文化的图样，从而揭示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特征。当然，应用这些资料也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各族间的文化影响、各族物质文化的某些雷同点和相似处当作确定族源的主要根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①把唐代黠戛斯人“赤发、皙面、绿瞳”的特点与现今人类学资料作比较，是很有趣的。据对不同部落出身的苏联吉尔吉斯人的调查，他们的头发多是深暗色的、黑发的人最多。眼瞳的颜色大都是混杂的，主要是褐绿色的。阿来、费尔干的吉尔吉斯人肤色较幽暗，天山和塔拉斯河、吹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肤色较为浅白。身材是中等的，约在1。63-1。66米之间（见N。米克拉舍夫斯卡雅《吉尔吉斯人体学研究》，《吉尔吉斯考古--民族学考察队论文集》第一册，莫斯科，1956年，第22、25、55页）。唐代的记载也许有某些片面性和夸张之处，但仍可看出，在民族变迁过程中吉尔吉斯人种族构成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欧罗巴人种的因素大大消减了，同任何民族一样，现代刻尔克孜（吉尔吉斯）族的人类学特征不会与坚昆人、黠戛斯人完全相同。“纯人种”、“纯血统”本来是个非历史非科学的朦昧观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东胡人的语言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根据文献记载，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传的遗传联系，保留下来的语言资料虽然为数不多，还是指示出了某些语言的个别特征，使我们可以对东胡后裔的语言作个大体的判断。作过较深入研究的学者常常认为东胡后裔的语言属于蒙古语。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容易造成误会，好像这些语言就是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方言的古代形式。东胡后裔各族的语言同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古今之別。东胡后裔各语言自成一个古老的语言集团，经历了已经无法确知的多次的分化、溶合过程，它曾有鲜卑、拓跋、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但大都绝灭了，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只是从其中一两种语言、方言分支发展起来的。如果把东胡后裔诸语言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树干和好多枝梢已枯死了，只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壤上，又长出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族。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东胡后裔诸语言就是古代的蒙古语。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否则很容易走上以今训古、搞俗词源学的道路，做那些徒劳无功的事：企图给每一条语言资料都找上相应的蒙古语词，来证明东胡后裔各语言是蒙古语。一些外国语言学家抽象 地谈论什么7世纪以前的“共同蒙古语”、“古蒙古语”，并给它假设出一些于史无征的特征，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研究不了解东胡后裔诸语言与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历史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对室韦这一族称，伯希和提出过一种引人注意的见解。他说鲜卑，“此名代表之原文，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似为* Serbi、* Sibi、* Sirvi等对音，我们在此处又见一用-n译r之例，唯在汉代同汉以前译法如是，后来则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此处我不信鲜卑是通古斯。”如果这种意见能成立，那么室韦族名写作“室韦”而不作“鲜卑”，其原因就该是高度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准呼伦贝尔一带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拓跋魏甚至不愿承认慕容、段氏这些道地的东部鲜卑是鲜卑人，而称之为“徒何”和“白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我们有理由把这两个名称连起来使用，称为室韦-鞑靼人。他们是原蒙古人，他们的语言还没有经历后来的突厥化历史过程，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这种语言和方言，应当叫作原蒙古语。室韦一鞑靼人的原蒙古语在《元朝秘史》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同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差别，在词汇方面，比如某些无从释义的专名（人名、氏族部落名称、地名）就是原蒙古语的残余。在词法方面，原蒙古语可能有过真正的性范畴，这同刚、柔词元音序列的区别不是一回事。数的范畴也是严格的。也可能有过真正的格的范畴，而不像后来所谓的“格变”实际上大都是后置介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即（《史集》苏联科学院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L。赫塔古罗夫译，A。谢苗诺夫校注，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2年）。洪钩称为“部族志”。俄译本译写蒙古氏族部落的名字有个弱点，尽管合校七种写本，却不能择善而从。如Yisut（第193页），本来应从巴黎本、伦敦本、德黑兰本作 Bisut（即别速惕），Ortaut-uryaut（第78、166页）应从列宁格勒本、德黑兰本作 Ornaut（即斡罗纳尔）， Kunzhin（第78页）应从伊斯坦堡本、伦敦本、德黑兰本和列宁格勒本作 Nunzhin（即嫩真）：只因墨守贝列津的讹读不放，弄成了这个样子。有时，贝列津拼读不误的又偏不采用，如 Konkait、 Tumaut（第128页）倒是应从贝列津本和列宁格勒本、伦敦本作 Tunkait、 Tubaut（即董合亦惕、禿别延）的。谈及俄译本这一类疏误，已故的邵循正师（1909-1973）总是慨叹不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到了12世纪，尼鲁温蒙古已经有了许多氏族和部落、据刺失丁先后不同的说法，将近20个。这些氏族和部落大都是《元朝秘史）第41、42、4、46、47节中提到的阿阑豁阿后代。据刺失丁显然过分夸张的记载、成吉思汗四世祖敦必乃有九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成了一个氏族部落的祖先，每个部落有三万户、男女十万人①。按（元朝秘史》《史集》、《元史·宗室世系表》的说法，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口似乎都是各自的开创始祖的子孙，但这种人口增殖速度根本不是自然规律所能允许的。B。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这一情况第一个作了科学分析2。分析各种资料之后，他指出：“11-12世纪的蒙古氏族社会和原始氏族的生活状态是距离得很远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氏族只是个外壳、传统的名称，里面的人口并不都是同祖同宗的血缘亲属，而是主人和奴仆，贵族和依附人口。实质上这是一些游教人口的比邻公社。据（元朝秘史》所记，尼鲁温蒙古的大部分氏族部落都是在成吉思汗六世祖、四世祖这两代形成的：年土敦（成吉思汗八世祖）七个儿子的后人构成了十个氏族，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三个儿子的后人构成了七个氏族。蔑年是带突厥语“土驶（uun）官衔的贵族，占有的牲畜据说不可胜数③，并不是什么原始公社的头人。可以推算得出，他大约生活在10世纪末至1世纪初。据《史集》和《元史》，在他死后，全家几乎被与辽军为敌的札剩亦∥人杀光④。到了他孙子辈上，又出现了有辽王朝“令稳”头衔的察刺孩令忽，察刺孩的儿子是有“详稳”头衔的想昆必勒格，他们父子被说成尼鲁温蒙古最强大的部落泰赤兀锡的祖先。可见，有权势的贵族才能编组氏族一一事实上的比邻公社，这些贵族的权势又是辽王朝扶持起来的。成吉思汗的祖先似乎站在辽一边反对辽王朝的敌人，从而取得了愈来愈大的权力。辽在镇州（可敦城）等地屯有重兵控制外蒙古高原，依仗辽的势力，足以使草原贵族成为暴发户。他们掠获其他部落和民族的人口，包括蒙古人和土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9至12世纪，原蒙古人经历了深浅不同的突厥化过程。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原蒙古人，最初是以游猎为主，并从事原始农耕、养畜业的。《魏书》中说室韦“无羊少马”是可信的。蒙古语的 rhonin（绵羊）显然借自突厥语 kony。原蒙古人正是从突厥铁勒人那里学会养羊，所以才在词汇中有这种反映。蒙古语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④。学会畜牧业的过程也就是占有畜群的过程，而原来的畜群所有者和生产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他们同畜群一起落在原蒙古人手里，溶合在原蒙古人的氏族部落之中。同突厥铁勒人混合，原蒙古人的民族学面貌进入变异过程。语言由原蒙古语即室韦一达恒语向古蒙古语即元代蒙古语过渡，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系浸入蒙古语中，开始形成原蒙古语所没有的古蒙古语八元音序列。一批原蒙古语词被淘汰了，输入一批突厥语借词，词法发生了简化的趋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108 -
经过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其成就集中地表现在由游猎经济向畜牧业的过渡上，可以不无根据地说，许多蒙古语族部落是从渔猎民转成牧人的。毫无疑义地属于蒙古语族的各个部落原来大都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和巴儿忽真森林地区。它们愈是向茫茫无边的蒙古草原推进，就愈益学会畜牧业生产。否则委实不大容易想象，自古以来便从事畜牧业的牧人部落会同深山密林中的猎人具有天然的语言共同性。史料也提供着有关这种过渡的证据。如合塔斤部传说中的祖先是不忽・合塔吉，意即“鹿的·合塔吉”。这说明合塔斤人原先可能从事过养鹿业，而养鹿业正是森林猎人重要的生产活动。12至13世纪畜牧业发展的地理分布也反映出由狩猎向放牧过渡的过程。论牲畜的数量，额尔古纳河流域和克鲁伦河流域的蒙古牧人，远远不如杭爱一阿尔泰山野的乃蛮人富裕。绝不是呼伦贝尔草原不适于畜牧业，相反，那里是罕见的优良牧场。只因畜牧业的发展水平不高，牧人还不得不更多地与游猎经济保持着联系。史实证明，与狩猎经济和采集经济的联系愈是密切，牧人部落的开化程度便愈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146
作者: 亦邻真, 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 编辑
副标题: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学术著作系列
isbn: 7204058097
书名: 亦邻真蒙古学文集
页数: 934
定价: 50.00/60.00
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1
装帧: 平/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