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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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郁达夫根本就抱着怀疑和绝望的态度。在日记里他写道：“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真正的共产政府，真正的无政府的政府，恐怕终究是不会有实现的一日的。”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要这般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呢？这恐怕与他对现实生活的深谋远虑不无关系。他极其珍惜自己在文坛上已占据的一席地位，不愿意过早地失去这一切，成为一个落伍于时代的“老作家”。而当时的文坛几乎完全被政治形势所左右，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诱使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另谋发展。郁达夫的老友郭沫若和成仿吾等就纷纷南下投奔广州政府，郭沫若更是摇身一变，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这对于自恃在三人中才分最高的郁达夫当然是一种刺激。在广州时的日记里他慨叹“此后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在“革命”之风甚器尘上的文坛，他若不跟着鼓噪，确实很快就会被遗忘掉，这对于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作家来说无异于自绝生路，他又怎能不心怀恐惧而去追波逐浪呢？与王映霞的结识和相恋形成了另一种压力。同当时众多的时代女性一样，王映霞也是言必革命，竭力鼓励郁达夫去投身革命，做一番事业。为了获取她的欢心，郁达夫自然是言听计从，努力要鼓荡起寒灰的生命以迎来第二度的青春了。更大的压力大概来自于对未来生计的考虑。郁达夫深知“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与王映霞结合后必须有大笔的钱才能支撑起这个家庭，而要多赚钱，只有多写文章，而且还得是投一时之所好的热门文章才行。他后来提倡农民文艺和大众文艺，虽然与本身创作力的衰退不无关系，但也不能不说在内心深处有着这一方面的现实考虑。可见，郁达夫的世故老练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自我保护手段，它掩盖着的是对于不可理喻的现实和无法预知的未来的莫可名状的焦虑和恐惧。 (查看原文)

  一粟 2 回复 5赞 2024-12-18 23:55:29

• 世故老练毕竟不是郁达夫性格的本色，他那点在险恶的生存环境逼迫下习得的手腕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时代的滔天浊浪里，连狡诈多变的权术家都不免会触礁毁亡，更何况是他那样的文人？他的性格柔而不韧，慈而不狠，为人过于坦诚，心机不够深密，生活上又过于脱略不拘小节，这种十足的文人习性只能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吃尽苦头。要俗就得俗到底，要世故就应舍得抛弃已见。郁达夫却做不到这一点，在骨子里还执持着真诚，每遇大的问题关节，总不肯做一个“糊涂”的聪明人，所以会到处遭人挤兑，真正知心的朋友实在少之又少。扰攘乱世中，几乎人人都怀着一肚子的下流念头，既然知道“中国人的文法变化只有一个字，就是你揩油，我揩油，他揩油,你们揩油，我们揩油，他们指油”，就应该心照不宣地也去揩油，何必多事，去指陈广州政府革命招牌后的污糟呢？弄得十数年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提倡无产阶级的文学时，又一厢情愿地以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自居，却没料到不久就遭到了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新锐们的猛烈攻击，被判定为“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唯一的出路，只有醇酒妇人以消极的自杀”。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左联”，又疏懒成性，不愿参加“左联”频繁举行的各种大小会议，终至被议决除名。流亡于苏门答腾的巴爷公务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周旋，还开办了一家小酒厂，借此掩护胡愈之等流亡的进步文人，可是胡愈之等人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邀请他参加，甚至都没有向他透露过一丝口风。郁达夫自然也猜到他们有个秘密组织，所以每次碰到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像是在讨论什么时，总是有意避开。当你在用自己的生命护卫着一帮人，可这些人却并没有把你当成值得信赖的自己人时，你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 (查看原文)

  一粟 2 回复 5赞 2024-12-18 23: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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